鲁迅虽然时有“骂人”，但其实，他对人的评价却有其客观的标准、理性的态度。

首先，鲁迅论人是重大节，观其趋向之大体的。许广平记录的鲁迅谈话中，记着鲁迅一次同来访者谈起某些人喜欢用绝对化的观点看问题，简直有切肤之痛。他说：“中国人对于某人的观察，因其偶有错误、缺点，就把他的一切言语行动全盘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尔基一点‘坏处’，就连他的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吴稚晖不坐人力车，走路，于是崇拜他，反而把他的另外行为，比损害一个人的体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宽待。又如孙传芳晚年吃素，人们就把他的杀人凶暴，都给以原谅了。”（许广平：《片段的记录》）鲁迅同意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在《反自录》一书中所说：“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这是提出了“观其趋向之大体”的论人标准；而所谓“趋向之大体”，即指“趋向苟正”还是“趋向苟差”。这是着眼于“大体”的、历史的、全面的论人的科学态度和方法。20世纪30年代初，林语堂等人借明末袁宏道的小品文，提倡“性灵”。鲁迅认为，这是从根本上歪曲了袁宏道的本质。“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这更重要的一面，即“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袁宏道的形象被林语堂等人歪曲了，于是“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鲁迅与郭沫若曾笔墨相讥，然鲁迅看郭沫若，也是“观其趋向之大体”，“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其次，鲁迅是抓住要害，不及其余的。鲁迅一生批评过的人是如此之多。面对鲁迅批评过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到：鲁迅批评了什么？是批评他的“全人”，还是批评他的“一肢一节”，还是批评他的一时一事？鲁迅说自己作文是“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两地书·一二》）鲁迅批评“女性”的文章，是“一到辩论之文，尤易看出特别。即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总之是只有小毒而无剧毒，好作长文而不善于短文”。（《两地书·一〇》）这里，鲁迅道出了他的战斗方法，抓要害，作短文。如此“剧毒”短文，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鲁迅的攻击，只是攻击可攻击之处，而不是针对攻击对象的一切。比如，攻击对象的脚底流脓了，鲁迅只攻击他的脚，而绝不无事生非，说他得了梅毒。鲁迅批评蔡元培，是批评他在“清党”前后的言行，而不涉及他的教育思想；鲁迅批评李四光，是批评他在“女师大风潮”中的具体作为，而不涉及他的道德学问……而这些不及其余的批评，并不影响鲁迅在其他方面赞同被批评者的观点，甚至并不影响彼此之间有可能成为朋友。比如，冯乃超说鲁迅“醉眼陶然”，鲁迅也不客气地“回敬”过他，但在反击梁实秋时，他们却是一致的。(www.daowen.com)

再次，鲁迅是重视团结，也力行团结的。鲁迅疾恶如仇，但他绝不因小忿而误大端。我们知道，鲁迅与成仿吾有过笔战，对他甚至有厌恶之情。然而，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据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有一回，鲁迅在上海见过成仿吾，夸赞他“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成仿吾也说过他是通过鲁迅和党接上了关系的。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一大串，比如，鲁迅和郭沫若，等等。以上这些内容证明了鲁迅有宽广的胸怀，力行团结。其实，团结是以宽广的胸怀为前提的。

在谈到鲁迅“骂人”一类杂文时，茅盾有过一段精辟的分析。倘就鲁迅杂文的作用而言，“匕首”或“投枪”，固然可以概括鲁迅的绝大部分的杂文，但他的六百余篇，一百万字的杂文，包罗万象，除了匕首、投枪，也还有振聋发聩的木铎，有悠然发人深思的静夜钟声，也有繁弦急管的纵情欢唱。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固然指对敌人的斗争，同时也指对自己阵营内的错误倾向的斗争，对迷路的朋友们的不妥协的坚持原则的忠告，以及对中间分子摇摆不定的针砭。“在对敌斗争时，鲁迅用的是匕首和投枪，但在对友、对中间分子时，鲁迅有时用醒木，有时也用戒尺，有时则敲起警钟。”（茅盾：《联系实际，学习鲁迅》）茅盾的话，是符合鲁迅“骂人”的客观实际的。鲁迅绝不是一味地骂，鲁迅心中有一杆秤，心明眼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