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们还应该研究一下一些人讨伐杂文的观点，鲁迅对自己“骂人”问题的看法，以及他对人的评价的态度。

杂文的兴盛，完全是因了鲁迅的崛起。倘若抽去鲁迅的创作，杂文在文学殿堂可否占到一席之地，也还是一个问题。尽管鲁迅杂文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然而，时人对杂文的攻击，也从未停止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攻击杂文，就是攻击鲁迅，至少包含有贬低鲁迅的成分。归纳起来，他们不满鲁迅、反对杂文的观点，大约有以下几条：

他们攻击杂文的“不满现状”。梁实秋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中攻击杂文作者说：“有一种人，总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专事嘲骂只图一时口快笔快”。当时的《中央日报》发表的《杂感》一文，说“鲁迅先生对于这样也看不上眼，对于那样也看不上眼，所以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这样攻击一通之后，官气十足地指摘鲁迅不拿出“究竟的主张”和“鲜明的回答”。梁实秋也认为作家的“责任不仅仅是冷嘲热讽的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如果开不出“药方”，人人都要变成哑巴吗？那不是又成了“死的中国”了？

从梁实秋等人的观点看，他们当然不满于鲁迅的不满现状；他们还不满鲁迅不满当时的正人君子，每每跟他们过不去，报告着他们的卑劣。鲁迅说：“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

鲁迅会给正人君子们“不幸”，如此，他们当然对鲁迅的“不满”是不满的。鲁迅“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是他偶尔有的心情，他另一方面的心境是，他要给他所不满的对象一点“不舒服”：“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们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坟·题记》）在“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的人眼里，鲁迅的“不满”，破坏了他们的好心境，当然是恶毒的了。

在对“不满”不满的同时，他们攻击鲁迅的杂文是“骂人”。他们把鲁迅和左翼文艺对于各反对派别的原则性论争，一概都谥以“骂人”的恶名。当时的《中央日报》上的《文坛与擂台》一文，就把鲁迅的笔战文章说成是“骂人文选”，并且说，“养成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像鲁迅先生这一般人多少总要负一点儿责任的。”杜衡的《文坛的骂风》则认为当时的文艺论战，是“一团糟的混战”，而造成这“混战”的原因，是“杂文的流行”。他把杂文与骂人文章画上等号，“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致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他攻击杂文的作者，说：“写这些文章的动机……大概十分之中三分是为着意气，三分是出于编辑先生的‘拉’，三分是为了除了杂文无文可写，除了胡乱找‘假想敌’无人可骂之故”，只有“剩下来的一分，那大概是可以让给真理或正义这些东西去吧”。于是，他的结论是：“现在是大彻大悟的时候，不要为着这十分之一的真理而化尽了十分之十的勇气。大家不是吵着文坛的寂寞，没有伟大的作品吗？我们的气力是应该用得更值得一点。”他要杂文作者改过自新，停止杂文的写作。(www.daowen.com)

对于“骂人”问题，鲁迅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他说：“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为什么呢？骂别的什么，似乎都可以与他无干，他甚至还可以和你一起骂。比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引起了多少中国人的共鸣，人人在声讨中国人的丑陋，仿佛这么声讨了，他自己就不在丑陋之列了。倘若柏杨也像鲁迅那样，“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瞿秋白：《〈鲁迅杂志选集〉序言》），指名道姓地“骂人”，情况又将会怎样呢？那自然难逃被骂者的愤怒声讨。所以，所谓反对“骂人”的人一旦自己被骂了，也是要骂人的。鲁迅是看透了这些人物的。他说：“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例如现代评论派，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人一样——他们是刽子手。”（《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又说：“倘有人骂，当一任其骂，或回骂之。”（1933年10月18日致陶亢德信）“骂人”不足为奇，假清高的、讥讽鲁迅“骂人”的人，自己未必不“骂人”。正如我在上面已提到的，鲁迅认为“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

在《论讽刺》和《谩骂》等文中，鲁迅对所谓“骂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被称为“骂人”的，其实却是因为他说出了某些人和事的真实。所以“含含胡胡的扑灭‘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在《“题未定”草（八）》中，鲁迅论及战斗的作者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这显然是对杜衡之流的回答。

因为总是“不满”，因为“骂人”，所以他们认为杂文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又假惺惺地劝鲁迅去潜心于“鸿篇巨作”，搞“伟大的著作”。当时《中央日报》的文章说：“杂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挥而就”，但这种文章“一星期后也许人们就要忘记”，所以劝鲁迅要学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名人，“去发奋多写几部比《阿Q传》更伟大的作品”。大学生林希隽也像当时的《中央日报》一样，要人们想想外国为什么会有《和平与战争》这样伟大的作品产生。他把杂文和伟大的作品对立起来。但他缺乏一般的文学常识，连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书名都搞不清楚，所以鲁迅称他为“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

对于这种攻击杂文的文章，鲁迅做了针锋相对的回答。鲁迅认为，所谓搞“伟大著作”，是为了用名利诱使他离开激烈的现实的斗争。鲁迅说：“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准风月谈·后记》）也不“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表示“还要做这样的东西”，“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就仍要它来适应斗争的需要，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且介亭杂文·序言》）

至于伟大，大约稍懂得现代史的人，没有人否认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所有杂文作品，其实就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它的主人公是中国人，它刻画的是中国人的灵魂，是关于中国人的百科全书。鲁迅对于中国的意义，绝不亚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托尔斯泰之于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