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会变的，人是矛盾的，人的一生是随着各自阅历、经验、见识与思考不断增加而变化的，这是常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激烈反传统的陈独秀，息影政坛后一直沉溺于小学之中；力主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胡适，却长期提倡“整理国故”，并孜孜不倦地考证《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其人生的最后20年，几乎倾全力于《水经注》的考据之中。就说鲁迅自己吧，在辛亥革命后的失望之余，也曾一度致力于古碑的搜集整理，颇有些成就。陈丹晨在谈到对鲁迅“骂”过的人的评价时，为了说明人的一生会有很多变化，曾举过杨度的例子。杨度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一心想做袁世凯洪宪皇朝的宰相。在这方面，他是有言有行的，很多历史书已有定评。但根据现在公布的材料证明，他晚年却是一个共产党员，为支持党的事业曾变卖家产。陈丹晨说：“这个跟头翻得是很大的，我真有点不敢相信，但这是历史事实。可见一个人的一生的变化，可以很大的。”（《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7期）

既然鲁迅是针对具体的人和事，不是盖棺论定写悼词，那么鲁迅“骂”过的人的以后的变化，本该与鲁迅无涉。宋志坚对鲁迅的“骂人”现象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鲁迅针对具体人的批评是“照相”，而照出的形象当然只能反映照相时的真实。有的丑小鸭以后变成了天鹅，他可能会拿着自己成了天鹅时的标准照，来非议鲁迅：“难道，我是这么丑陋的吗？鲁迅骂错了！”这只能证明，天鹅先生虽然成了天鹅，但搞的还是形而上学。至于有的实实在在的被鲁迅赞赏过的天鹅，后来脱毛了，老朽了，这和鲁迅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而，长期以来不少人就是以脱离历史，脱离具体事实的形而上学的态度，来评价鲁迅对具体人的批评，其目的无非是要贬低鲁迅。早在1983年，李何林在《鲁迅论》“重印说明”中就举有一例。他在谈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争时说：“到五十年后的1980年还有说鲁迅当时批评李四光和章士钊都是错误的，因为李四光的地质学对新中国的地下资源的开发贡献很大，章士钊晚年也替新中国做了些好事，他们都是好人，鲁迅先生批评好人，可见错了。”李何林批评的这种人的这种逻辑若是成立，那么，鲁迅“骂”过的人，几乎都骂错了。今天我们同日本友好，那么，八年抗战也是错的吗？(www.daowen.com)

这几年，有一股风，专门捧鲁迅“骂”过的人，并以他们的文化成就来否认鲁迅的批评。比如，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胡适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各有其独特的贡献，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肯定他们的成就，与鲁迅对他们的批评，本来是并不矛盾的。可是，有的人把鲁迅当作反衬，贬低鲁迅从而抬高他们，不说别有用心，起码也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的。

林语堂等人，都比鲁迅长寿，在鲁迅逝世以后又走了很长的人生道路。因此，他们的历史评价问题，都是后人的任务，与鲁迅无关。一个人若干年后好的言行，不能证明若干年前他的坏的言行是正确的；一个人若干年后坏的言行，也不能证明他若干年前好的言行是错误的。这是常识。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时时记着这些常识，有的人有意无意地把某些历史人物以后的作为与鲁迅先前的评价作对比，得出他的结论，来损坏鲁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