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若是进行所谓成分分析，还是右翼团体比较典型。

我们以“现代评论派”为麻雀来一番解剖。过去，我们总是简单化地斥“现代评论派”为“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事实是，其成员和主要撰稿人有中间偏“左”或中间人物。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逐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支持者和战士，比如原创造社的部分成员和李四光、丁西林、陈翰笙等。有当时就是共产党人，或革命的或倾向进步的文人，他们经常在《现代评论》上撰稿。比如，陈启修、杜国庠、田汉、胡也频等。也有当时确实是偏右的人，如胡适、陈源，甚至后来成为敌人的王世杰、唐有壬等。

“现代评论派”成员和主要撰稿人的复杂，必然决定其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和文艺观点的迥异。郭沫若曾经说过：“现代评论派”“构成分子大部分还是有相当学识的自由主义者，所发表的政论，公开地说，也还较开明”。（《创造十年续篇》）《现代评论》的政治思想比较开明，发表了大量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支持正义、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文章，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发表了一系列抗议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暴行的文章，声援爱国群众运动，悼念烈士。如《上海租界的杀气》、《上海租界的惨剧》、《论上海英捕枪杀中国人事》、《英国侵略中国的概况》、《要纠正政府的外交步骤》、《段政府的高压手段》、《人权的保障在哪里》、《示威运动与警察》、《持久的爱国运动》、《对爱国运动的谣言》、《悼三月十八日的牺牲者》、《论三月十八日惨剧》、《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等。《现代评论》还刊发了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拥护支持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如《唯物主义的警钟响了》、《什么是帝国主义》、《劳动阶级政党组织上之二种见解》、《苏联事情的研究与对苏联政策之研究》、《一个月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等。但是，“现代评论派”中也有不少人在该刊发表了一系列维护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政府，为他们的罪行开脱，向革命群众泼冷水，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如陈西滢的许多《闲话》。

“现代评论派”支持拥护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热情肯定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作家作品，批判反击封建复古派和国粹派，甚至连陈西滢也极力推荐过鲁迅的《呐喊》等新文学作品。他们在刊发文章时，没有宗派门户之见，注重发现和培养青年作者，如胡也频、沈从文、凌叔华、李健吾、吴伯箫、施蛰存等。(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现代评论派”无论是在政治立场、思想倾向，还是在文艺观点方面，都是复杂的，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

一本《现代评论》，就是多元文化的活标本。我以为，对于“现代评论派”，既要指出其反人民的一面，也要具体分析，不能因为鲁迅“骂”了“现代评论派”的某些人，就一概否认“现代评论派”。事实是，对于“现代评论派”，鲁迅主要是“骂”陈源，基本上是不及其他的。至于鲁迅的“骂”胡适，那主要是在上海时期，与《现代评论》时期的胡适几无牵涉。

我以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论战，有的时候，仿佛矛头是对准了某一团体，但究其实，也只是对准该团体的某一时期或某一具体的人。把对个人的抨击等同于对团体的攻击，这给人混战的感觉，乱糟糟的，不利于把情况搞清楚。就说“左联”吧，鲁迅抨击过周扬、田汉等，也有对“左联”很失望的时候，但不能以这些为根据，一概否认“左联”。到了“左联”解散时，鲁迅甚至可以说是不大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