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

偶阅“澎湃网”转载的微信，知近十年来全球人文学科陷入又一轮衰退，表现在欧美国家公立大学人文学科被裁撤，人文学科科研经费和录取人数减少，“就业”和“运用”成了高校改革的导向。自2016年起，日本也调整和废除了一些“不符合社会需求”的文科专业。真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令我这个早已退休的“社会闲杂老人”也不禁产生杞人之忧。

相形之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似乎“风景这边独好”。据我所知，国家逐年加大了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经费投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搞“创新工程”，给每位学术带头人每年划拨20万元，直接打入其工资卡，另外还有8万元科研活动费。凡立为国家重大项目的课题有60万元至10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高等院校还评选各种称号的学者，那奖金至少也有数十万元。在按本国标准存在数千万贫困人口、按国际标准存在一两亿贫困人口的中国，国家能有如此大的投入不能不说是下了血本。

然而，近些年中国重大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究竟有哪些呢？隔行如隔山，对其他专业我不敢妄评，单就鲁迅研究领域而言，除开2005年出版了一部更为严谨但仍有不足之处的新版《鲁迅全集》而外，其他既能引人注目又能站得住脚的重大成果还真是不多。只知道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有一位研究人员孙乃修先生到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之后，又到加拿大定居，在大学开设鲁迅研究课程。其专著《思想的毁灭——鲁迅传》的封面赫然写着两句广告词：“推倒一尊谎言垒砌的巨像，剖析一个阴暗偏狭的灵魂。”这就是他的鲁迅观。他原单位又有一位现任领导，连篇累牍地发表解构鲁迅的文章，显得“自信而又无知”。令人讶异的事情还有一件，发生在2015年年初，有一学者根据他60年的研究体会发表了一个新论：“鲁迅研究不是科学。”理由是鲁迅研究“没有标准答案，没有统一答案”。

难道凡没有标准答案就不能称之为“科学”吗？据我所知，西方的“科学”（Science）一词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到19世纪初才获得现在的意义。所谓科学其实就是人类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不同方法和途径，不能用有无标准答案，作为科学与伪科学的分水岭。相反，科学体系的特征是兼容并蓄而且不断接受质疑和批判。比如有一种额叶前部的脑白质切除术，曾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因而荣获194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后来发现这种手术并无疗效，反而损害患者的其他认知功能，因而又被医疗禁用。但这种失败的研究也有其价值，往往能成为科学成果的前导。所以，能够证伪的固然是科学，在求真过程中的失误也属于科学研究范畴。

其实，即使在自然科学当中，也有许多假定和理论模式有待验证，并没有标准答案。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三个领域，能总结贯通这三个领域的是哲学和数学。数学中的一个学科分支“模糊数学”就没有标准答案，但从来没有人因此认为模糊数学不能称之为科学。最近还发生一件产生了轰动效应的事情：重庆女作家杜虹因胰腺癌去世，其女张思遥联系到美国阿尔科（Alcor）生命延续基金会，花费75万元人民币为其母做了大脑冷冻手术，希望50年后母亲能够苏醒过来，母女重聚。有记者采访张思遥，问她这种手术的前景，回答是：“医生说，科学的正确答案是不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去回答未知的事情。这个50年的期限其实是他们最乐观的估计。我认为他们还是比较严谨的。”张思遥还透露，有个头部移植手术，筹备在2017年进行。难道因为这些实验性手术没有一个标准的成功时间，就否认这些医学家从事的不是科学研究？

不错，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的确说过，不同的读者读了《红楼梦》有不同的领悟：“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但这并不意味着“经学家”、“道学家”、“才子”、“革命家”、“流言家”的看法就都正确，而只是反映出经典作品解读中有一种多解和歧解现象，属于接受美学的研究范畴。其实，这种一文多解的现象并非鲁迅首先发现。早在1500年前，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第五》中就谈到不同读者阅读《楚辞》有不同的关注点：“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意思是：才能高的人读《离骚》能博采它的宏伟体制，一般人只是援引其中的一些漂亮词句，吟诵的人接受其中对山川的描写，而刚启蒙的小孩子只能拾取其中那些香草美人的句子。鲁迅本人的看法是，凡客观事物均有其“本色”和“本相”，曹雪芹写《红楼梦》也终究有他的“作者本意”。经过版本考证和参阅新、旧红学的各种观点，鲁迅倾向于《红楼梦》中的描写“大部分为作者自叙”的看法，“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人情小说》）。这就是鲁迅的研究结论。

由此可见，无论是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其最高追求无非是“求真”二字，而要达到“求真”的目的，就需要坚持科学的立场，运用科学的观点，掌握科学的方法，发扬科学的精神，遵循科学的道德。可以明确地说，鲁迅研究不仅是一门学科或学科的分支，本身就属于科学研究范畴，否则岂不会成为吹牛和扯淡吗！

鲁迅研究既然是科学，其中自然就会有是非曲直之分。当然，无论是研究了60年，还是只研究了6年、6个月、6天乃至6个小时，谁也不能自认为穷尽了真理，把不同观点都视为异端邪说。在“求真”的长途中，的确需要有“海纳百川”和“自以为非”的精神。不过在目前的鲁迅研究界，我认为更缺乏的是是非之心和敢于直言的勇气。(www.daowen.com)

可能是为了矫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那种“扣帽子”、“打棍子”的恶行恶习，新时期的有些学者似乎习惯于表白自己有一颗包容一切的“平常心”，直言好辩往往被视为“左”的流毒。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房向东以“鲁门走狗”自豪，向一切贬损鲁迅的妄人妄语开战，自然就成了另类。

何谓“平常心”？我以为，真正的“平常心”是一种对世事的洞察，能够处变不惊，即使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境中也能持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观信念。如果把“平常心”当成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如果把“平常心”等同于杨坤演唱的《无所谓》，则是对“平常心”的曲解。房向东有一段话给我的印象极深。他说，他有时是“因为愤怒而写作”。他之所以写《被诬蔑被损害的鲁迅——鲁迅去世后对他的种种非议》这部书，纯粹是因为越读类似某“文坛刀客”的文章越生气，生气到不提笔批驳就吃不饱睡不香的程度，“如果不批驳他，我的气郁积于心中，那会生病”。我理解房向东的心情，认为这是得鲁迅真传之人的肺腑之言。鲁迅在《再论“文人相轻”》一文中说得明明白白：“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又说：“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曹丕《典论·论文》中强调“文以气为主”，这种“气”就是沛然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正气”。洋溢正气的文章就是血性文章，而血性源自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而且为了表达这种情感能够不计功利，不计利害！读者诸君，你们想看血性文章吗？如想看，那就请读读房向东的这套鲁迅研究文集。

那么，有是非之心就必然显得不包容么？我认为，真正的包容精神应该是鲁迅倡导的“拿来主义”精神，也就是蜜蜂广采百花酿制蜂蜜的精神，这种精神跟辨析、批判、扬弃乃至毁灭并不矛盾。佛教教义应该是很讲包容的了，但讲的也多是同质包容。记得作为净土宗总纲的《无量寿经》就讲不同门中的“一多相容”，比如“一室之千灯，光光相涉”（一间房中有多盏灯，那灯光是相容的，难分彼此）。又比如“以水喻一，以波喻多，波即是水，水即是波”。然而，波能容水，却不能容火；光能容灯，却不能容阻挡光线的物品。所以自古又有“冰炭不相容”的成语。真理与谬误也是相克而不能兼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适也许是最讲包容的了。1926年5月24日，他给周氏兄弟和陈源写了一封信，引用尼采的话，劝他们学大海，能容下石子、秽水，能容下大侮蔑。但据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主编的《胡适论争集》，他一生也被卷进了25次论争。可见胡适也不是对什么观点都包容。

跟“平常心”、“包容心”相关的，鲁迅研究界还有一种说法，叫“鲁迅无须保卫”。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作为一位久经时间和读者检验的经典作家，鲁迅当然无须他人刻意保卫。恰如杜甫《戏为六绝句》中所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句诗不仅适合于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而且适合于不断遭到颠覆解构的一切经典作家。然而，面对无端曲解、诬蔑、攻击鲁迅的言论，一切珍视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人，难道应该三缄其口吗？那些对鲁迅著作比较熟悉或专门从事鲁迅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难道就没有义务予以澄清以免误导其他读者吗？须知，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就叫“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房向东说得好，面对那种恶意贬损鲁迅的言论而保持缄默，就会有碍青年人的正确判断。比如，最近网上流传一篇文章：《鲁迅承认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谁都知道，内山完造是鲁迅的日本友人，如果鲁迅“承认”他是日本间谍而仍与其亲密交往，不就等于承认他是“投靠日本间谍”的汉奸吗？这篇文章作者立论的根据是1933年《文艺座谈》第1期刊登的《内山书店小坐记》一文。但这是一篇在以国民党特务机构为背景的杂志刊登的造谣文章。鲁迅《伪自由书·后记》中全文照引，是为了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非认同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的说法。这位网络写手为了颠覆鲁迅而有意颠倒黑白，对这种恶劣行径难道也应该“止语”，以“平常心”予以“包容”吗？如果予以批驳，难道就是多此一举，做了“保卫鲁迅”的蠢事吗？

我最初接触房向东的大名，并不是读了他的论文和专著，而是因为读了他那些才华横溢、独具个性的随笔和杂文。我手头没有权威的《文学概论》，一时查不到“随笔”和“杂文”的准确定义。但根据我的感悟和体验，既然叫“随笔”，就应该信马由缰，在纸上纵情驰骋，不拘题材，娓娓道来。既然叫“杂文”，就应该旗帜鲜明，尖锐中蕴含激情，讥刺中不失幽默。总的说来，优秀的随笔或杂文，都应该是率性文章，真情文章，血性文章！房向东的随笔和杂文就具有以上特点。他知识广博，文笔犀利，无论是对市井牛二，还是对学界泰斗，只要是他们身上有应该疗治之处，他都敢于挥起手术刀为之排毒。“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这在欺软怕硬、趋炎附势之风并未止息的当下，就更加显得难能可贵。房向东的学术文章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具有随笔和杂文的风格，不尽符合“西式论文”的规范。我毫不否定“西式论文”的优长之处，如提炼关键词、尊重前人研究，注释详尽准确……对于那些朝气蓬勃、潜心进行学理性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我也发自内心地表示敬重，并将鲁迅研究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但也应该看到，当下“学院派”人士撰写的“西式论文”，有不少是故作高深，以生吞活剥西方观点为能事，结果把一个原本明白易懂的道理说得云山雾罩，莫测高深。我多次讲过，学术有规范，文章无模式。像鲁迅的演讲词《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随谈《门外文谈》和序跋《<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其学术含量胜过多少峨冠博带的学术专著！所以，我爱读房向东的鲁迅研究文章，而对当下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在“核心期刊”发表的那种“洋八股”，避之唯恐不远。

房向东在要我为他的文集写序的时候特意叮嘱，要我多谈些学习鲁迅的当代意义，对此我深表理解。早在1984年，我就跟人合编过两本《当代作家谈鲁迅》，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目的就是为研究鲁迅遗产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提供第一手资料，因此跟一些当代作家结缘，成了朋友。我又主持了一个课题：《论鲁迅的当代意义》，作为成果的就是2006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颠覆与传承》。2009年我还在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一本《假如鲁迅活到今天——陈漱渝讲鲁迅》，书中有篇《鲁迅的多重意义》，就是全面论述鲁迅作品的认识意义、当代意义、普适意义和审美意义。我感到谈这个问题已经唇焦舌蔽，再无新意。我切身感受到，在论述鲁迅当代意义的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价值观多元，需要重建精神秩序的当下，谈任何问题都难于取得共识。比如，有人特别看重鲁迅的反专制精神，想以此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有人特别欣赏鲁迅为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的平民立场，想以此矫正当下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等社会弊端；有人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并未完全实现，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当下，强国的根本仍然是提高国民素质；有人认为鲁迅杂文揭露的那些负面现象至今并未消除，有些甚至变本加厉，恶性发展，因此仍然需要发扬鲁迅韧的批判精神……当然也有人认为鲁迅活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必然身陷囹圄，鲁迅作品应该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淘汰出局，在创作道路上应该搬开鲁迅这块“老石头”，20世纪属于鲁迅，21世纪属于胡适，等等。评论家闫纲有一句话糙理端的名言：现在根本尿不到一个夜壶里。我想，最终回答上述问题的应该还是时间。经典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就是越经过岁月的打磨越能闪耀出奇光异彩，成为人类永恒的精神遗产。

我忙里偷闲赶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正值北京的金秋时节，不禁想起宋代邵雍的一首五律《川上怀旧》：“去秋游洛源，今秋游洛川。川水虽无情，人心则悄然。目乱千万山，一山一重烟。山尽烟不尽，烟与天相连。”在我的心目中，鲁迅研究是一座永远攀缘不到巅峰的高山，可横看，可侧看，可平视，可仰视，但这座山是永远无法摇撼的。我们看不清或看不全它的“本相”，那是因为有云遮雾罩，或者我们自己的视力有所局限，因而产生了“目乱”。待到风起烟散，那座高山将显得更加峻峭巍峨，不仅与天相连，而且“欲与天公试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