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塔西佗的史学思想

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5—120年）无疑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李维是其史学的直接源流，但塔西佗的经历似与前者不同，他家世代为官，塔西佗本人早在青年时代就为罗马政界要人所看重，在与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儿结婚后，更是平步青云，在政坛上不断擢升，官至执政官及外省总督等。他一生著述甚丰，除《演说家对话录》尚无中译本外，《日耳曼尼亚志》、《阿古利可拉传》、《历史》、《编年史》等都先后有中译本问世。

塔西佗虽然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全盛时代，但他的笔端却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个贵族共和派人士的强烈爱憎。恩格斯指出，塔西佗是罗马旧贵族共和派的最后一位代表⁽¹³⁾。这个论断是十分精当的。塔西佗的史学思想简述如下。

一是反对暴政。有论者认为塔西佗著作的整个主题就是反对暴政。他的主要著作大体可以为此作出说明。《演说家对话录》谈论罗马帝国时期演说术之所以衰落的原因，他认为，帝国时代演说术之衰落，在于那时文网日密，人们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在《阿古利可拉传》中，作者在为其岳父阿古利可拉歌功颂德的同时，也别有所指，指向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处在极度奴役之下”的暴虐时代。《日耳曼尼亚志》一书则展示了古代日耳曼人的勇武作风与纯朴的生活习俗，使读者陶醉于这种纯朴古风之中，不由深切感受到这些“蛮族”爱好自由、和平相处的精神，与罗马帝国穷兵黩武、专制残暴的苛政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他的代表作《历史》、《编年史》，尤其体现了这种反对暴政的主题思想。

二是歌颂共和。在思想上，塔西佗倾向于共和时代的贵族专政，尤其向往这个制度下元老贵族的高贵地位和自由生活。他常常带着共和时代贵族政治家的挑剔眼光，来审视这个已经变化的世界，不由惊叹：“世界的局面改变了，浑厚淳朴的罗马古风业已荡然无存。政治上的平等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信念，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在望着皇帝的敕令。”⁽¹⁴⁾不是吗？共和时代的忠勇爱国成为苟且因循，俭朴刻苦变成了奢侈浪费，而军队的勇武精神也为骄奢淫逸所取代。在诸多丑行中，塔西佗最痛恨的莫过于那些趋炎附势、谗害他人的“告密者”了，甚至连那些高贵的元老，也在暗地里干着告密的勾当。告密之风如同一种行业，变成了一种“时髦的勾当”了。那时的罗马社会风气，正如后来孟德斯鸠所指出的：“友谊被看成是一种危险的暗礁，讲真心话被认作是冒失的行为，美德则只不过是可以在人们心中引起往日幸福的一种矫揉造作的表现罢了。”⁽¹⁵⁾

塔西佗确为我们揭示了一幅不同于共和时代的充满恐怖气氛的罗马帝国的社会图景：告密者有赏，杀人者弹冠相庆，冤狱遍于国中。所有这一切，他一概把它归之为“时代的不幸”。

三是痛恨暴君。塔西佗认为，这个充满罪恶的暴虐时代，其源在于帝制，在于暴君的统治，因此，他把对专制政体罪恶的揭露，全部集中到帝制，尤其是他亲自经历过的几个皇帝身上。在他的笔下，那些被视为“神圣”的皇帝，一个个还其凶恶奸诈与荒淫无耻的本相，让帝国宫廷的一幕幕丑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作者写罗马皇帝提贝里乌斯杀人如麻、凶残毒辣，令人怵目惊心；写他多疑猜忌、反复无常、虚伪做作，也跃然纸上。尼禄是古罗马历史上一个暴君的典型，塔西佗对他的刻画更多地采用了嘲弄、挖苦的笔法，同样是入木三分的。作者写他：驾车狂奔，发泄狂情；吟诗作画，附庸风雅；自诩多才多艺，居然粉墨登场，在一些污秽的戏中扮演各种角色，乃至小丑；大肆挥霍，宴庆玩赏，终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可称得上是一个不理朝政、荒唐不羁的“风流皇帝”。尤其可恶的是，公元64年罗马城发生大火，他不但坐视不救，竟然兴致勃勃地登台吟唱起特洛伊城被毁的诗篇，简直是罪不容赦。

总之，塔西佗以他那支无比犀利的笔，或揭发，或挞伐，或嘲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没有放过笔下出现的任何一个罗马皇帝。由于他长期任职于罗马官场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敏于观察，洞悉真伪，所以能绘声绘色描述宫闱丑闻，谴责帝王的昏庸与残暴。正因为如此，塔西佗的著作像一面镜子那样，照见了一切专制独裁者的丑恶嘴脸。在西方，尤其在文艺复兴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年代里，若要谈论起塔西佗的名字，会使一切独裁者似坐针毡，大惊失色，如同谈虎色变那样。塔西佗的作品，确如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所言，是“惩罚暴君的鞭子”，虽然他打在古罗马皇帝的身上，却痛在一切专制暴君的心上。(www.daowen.com)

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察觉出古罗马史学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就是强烈的政治色彩。无论是李维史学中那种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塔西佗史学中那种强烈的反对专制暴君的共和思想，抑或是其他史家对罗马国家或罗马精神的赞扬，都是植根于罗马政治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罗马文明的表征是坚韧不拔而非深闺弱质，罗马人的追求是力量而非机智，罗马人的理想是罗马民族精神的高扬，而非“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个人抒怀。一部罗马文明史道尽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历史沧桑。作为生活其中的历史学家，怎能不感受这浓烈的政治文化的熏陶而不在他们的笔端流露出来呢？总之，罗马史学的这种特征渊源于他们所构建的政治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塔西佗并不是一个好古派，更不是一个复古派，他看到罗马国家政体的变更是势所必然的；恢复旧日的元老院统治，只会使国家倒退到混乱倾轧的状态中，而非理想的社会；与其说作者力主恢复这种元老贵族专政的共和制度，毋宁说他更向往这种政体下，罗马人所过的自由生活及表现出来的美德领导者才智超群，公民们忠于职守以及朴实的生活方式等。因此，无论在《阿古利可拉传》中他对岳父美德的追忆，还是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所表现的日耳曼人的纯真无邪，实际上是想使罗马人恢复昔日的优良传统而已。可见，他之恋古厌今，只是厌今日帝制之丑行，厌皇帝之丑态，厌世风之日下，而怀恋的却是昔日“最容易产生美德的时代”。他不过要以古德来医今日之弊，同时坚信着人类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显然，他的社会历史观是进步的。

当然，塔西佗的贵族共和派的思想感情，使他对早期罗马帝国的人与事还不可能作出正确的科学分析。他未必能认识到帝制有其残忍的一面外，也有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一面。如他对提贝里乌斯极尽揭露之能事，但对这位皇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则缺少应有的评价，这就有点片面了。现代史家研究认为，提贝里乌斯是早期罗马帝国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其他的皇帝，如克劳狄乌斯时兴修水利、挖掘运河；维斯帕西亚努斯、提图斯至多米提安等皇帝当政时在政治、经济及边防建设上都是有所建树的，所有这些都应作出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否则的话，人们就难于理解，在他们执政的这段时间内能使罗马帝国的社会有所前进。因此，塔西佗把早期罗马帝国写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是失之偏颇的。

我们认为，作为一名伟大的史家，塔西佗的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得到的资料，包括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的一些主要文献。他位居帝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这一有利条件使他有可能接触到大量的官方档案资料还可获取当事人的记述及回忆录一类的资料。此外，他还亲自进行采访与调查如为了弄清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大爆发的情况，并核实老普林尼之死的传闻曾两次写信给小普林尼，请他详述当时事件发生的经过。

大体说来，作者的史料是经过认真筛选的，不消说，这种取舍的过程当会受其政治立场及思想感情的影响，他个人的贵族共和派的思想感情使他有时不免要偏离史实，但在主观上他相信自己能秉笔直书，“既不会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塔西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抑制自己的愤懑，并消除自己的偏袒，这自然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从不曾故意歪曲乃至捏造史料，甚至是提贝里乌斯和尼禄这两个他所最不齿的人物，作者亦不随意相信加在他们身上的丑闻。这里略举两例：当时传闻说提贝里乌斯曾亲手毒死了自己的儿子杜鲁苏斯，而尼禄则在一次发火时踢死了已怀孕的妻子波培娅塔西佗分析了这些说法的可疑，并公正地指出：不能因为愤懑而轻易采用这些未经任何可靠的权威证实的说法。这正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所在。对于相互矛盾的材料，作者也不乏严谨的态度，一般并不轻易相信，妄加评断；对于不可信的材料，或持疑义，或直接提出自己的看法。凡此种种，都说明塔西佗不失为一位富有求实精神的历史学家。

因此，迄今为止，塔西佗的历史著作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尤其是他的《历史》、《编年史》构成了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历史的长编，无疑仍是今人研究古罗马历史的权威史料。所以轻率地否定他的著作的可靠性，断言他“系统地歪曲了历史”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有论者认为：“塔西佗作为史学家的声誉和他在史学上的伟大成就都是不可动摇的。”⁽¹⁶⁾这一评价我们以为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