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拉丁史学的发展

老伽图用拉丁文写作罗马史，首开拉丁史学之先河，其后拉丁作家纷出，且多有建树，古物学家瓦罗著述甚丰，据称其作有74种620卷之多，是一位著名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所著《罗马古物考》足以显示他的博学多才。不过拉丁史学的发展主要有赖于如下两个人的努力。

首先是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ius，一译萨鲁斯特，公元前84—前34年）。他年轻时就开始从政，其后的仕途大体与恺撒相始终。直至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他退出政坛，专事著史。

从史学的源流来看，撒路斯提乌斯继承了老伽图的传统，但他并不是对前人的一味模仿，而是有所发展，不仅是撰史的语言文字，而且更体现在罗马的政治史学的传统的奠基上。他之撰史，尤其是在退出政界之后还笔耕不辍，并不是出于猎奇；他之撰史，是有所为的，是把它作为一项神圣庄重的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立意以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⁶⁾的。

撒路斯提乌斯的传世之作《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是完整保留下来的，另有片断存留下来的《历史》《（罗马史》，记载公元前78年至前67年间之罗马史事）。为撰写《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他用力甚勤，潜心搜罗史料，谋篇布局乃至遣字造句皆十分讲究，尤其是后书被学界称为一部无与伦比的好史书。

公元前66年至前63年发生的喀提林反罗马元老院的政治纷争，是罗马共和时代末期发生的一起典型事件，说它是“典型事件”，是因为从中可映照出共和晚期的罗马政界，各派政治力量的相引相斥，各种政治势力的胶合抗衡，显示了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在撒路斯提乌斯看来，“这是特别值得追忆的一个事件，因为那罪行和由此而产生的危险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性质”。作者依据他所能看到的大量的文献资料，着力把这一事件描绘得栩栩如生、层次分明、生动感人，此作应在拉丁史学文献中占有一席之地，更是后人研究共和晚期罗马政治斗争的史料来源。

《朱古达战争》所记是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用兵努米底亚同其国王朱古达交战的史事。在撒路斯提乌斯看来，这场战争不仅是“一场长期的、血腥的、胜负难分和反复无常的战争”，而且是“第一次对贵族的横傲进行抵抗的战争”⁽⁷⁾。罗马同努米底亚人的战争，起初规模不大，但由于努米底亚人的反抗，致使战事拖延5年之久，战争进程尽现掌权的元老贵族的腐败无能。揭示罗马贵族的骄奢淫逸与贪赃枉法不仅是《喀提林阴谋》而且也是《朱古达战争》的共同主题。撒路斯提乌斯原本属罗马政界要人，官职显赫，后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失势，这使他有一种近似修昔底德退出官场而冷静客观治史的条件；然而，“述往事思来者”，追溯罗马往事，抨击政界弊端，揭露贵族的腐朽，进而寻求罗马社会日益衰败的原因，这是他的追求。他未必能找到一帖“治世良方”，但这种努力却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的才干，一个严格的共和主义者的思想情怀。

撒路斯提乌斯颇具良史之才，这两部专史的成功写作，使我们联想到了修昔底德以及撒路斯提乌斯从希腊史学家那里所受到的影响；从他的严谨的叙事才能，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擅长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凝练简洁的语言文字，乃至在著作中插入大量演说词，都使我们看到了这位罗马史家同修昔底德的联系与影响。但这并不削弱撒路斯提乌斯在罗马史学中的重要地位，罗曼在两书的法译本的序言中曾这样评价他：“撒路斯提乌斯是配得上历史学家这一称号的第一位罗马历史学家；他没有典型可供遵循，而是自己开创，他同时提出了他的方法、他的风格和他的历史概念。单是这一情况便保证他在古代的历史学家当中占有一席地位。尽管他有一切缺点——这些缺点我当然不应当回避——他依然是一位大艺术家，并且他的短篇的历史作品即使在当代也拥有大量的读者，并且受到认真的研究。毫无疑问，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模仿希腊的那些历史学家，特别是修昔底德的，但是他的最突出的优点完全是他个人的。”⁽⁸⁾此见当是公允之论。

另一位就是恺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前44年）。稍知古罗马历史的人，都会对恺撒其人其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初出茅庐，征战高卢，渡卢比孔河向罗马进军，他与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七世的艳史，他的种种改革措施，直至公元前44年3月15日被刺身亡，所有这些都是惊心动魄和扣人心弦的。有人说“凡到过罗马的人，每走一步，就会感触到恺撒的天才。”这当然是夸大之词，但不管怎样，恺撒的确具有多方面的才干：精于权变、善谋韬略、擅长演说、熟悉文辞是古罗马时代著名的政治家、骁勇善战的军事统帅、口若悬河的演说家、才华众的散文作家。当然，他还是一位历史学家，罗马共和时代第一流的历史学家。(www.daowen.com)

作为史学家的恺撒，他留给后世的作品有《高卢战记》、《内战记》，但后书的史料价值和写作技巧前书远为逊色。这里，我们主要以《高卢战记》为评说恺撒的史才。

恺撒的史才，突出地表现在善于叙事这一点上他叙事通过寓论于史，往往能做到叙事冷静而不客观。恺撒自公元前58年起开始征战高卢的军行动，至公元前49年才回到意大利，其间约有八年，主管三个行省的繁重政务，加上连绵不断的事，真可谓是日理万机，忙得他不可开交，如果没一定的目的，那他根本不会有闲情逸致去舞文弄的。此时的政治形势是这样的：正当恺撒栉风沐雨纵横驰骋在高卢地区的莽莽原野之中时，数千里外的首都罗马，麇集在元老院的一些元老贵族和的政敌，整天在背后造谣中伤他，用尽心机算计他这一情况，逼使恺撒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回击政敌，保护自己。

针对一小撮政敌的不实之词，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提出措词尖刻的言论这对像恺撒那样一位文思如潮的人来说，真是易如反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最需要辩白的地方，却没有半点辩白，在某种情况下，这或许是最有力的辩白倘若过分看重造谣者的诽谤，实际上却给它以真实的外壳，反被它牵着鼻子走从而使自己陷入窘困。恺撒深明此理，他没有采取直接答辩的方式，而是委地、曲折地、用正面叙述事实经过的形式来为自己辩解，这更为有力。例如，对攻击他在高卢地区发动的多次战争都从未征得过元老院的同意，对此，他在书中叙述与比尔及人、文内几人、门奈比人、莫里尼人、登克德里人、乌尔比得人以及远征不列颠、进入莱茵河以东地区的战争之前，总要详尽说明这些战争之所以不得不进行的原因，看起来作者似乎是漫不经心的样子，因为他没有提到一句直接为自己申辩的话，实际上无一不是有为而发的。

恺撒采用第三人称的形式，力图保持客观冷静的叙述。从历史编纂的体裁来说，《高卢战记》是一本关于高卢地区战事的历史回忆录，这类体裁的历史著作，通常是采用第一人称的，但该书作者却一反常态，全书除了卷2之59节、卷5之54节、卷6之11节三处采用第一人称外，其余都是以第三人称的形式来撰写的。读者看完全书，掩卷而思，就不知不觉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征服高卢，并不像恺撒的政敌们诽谤的那样，是什么野心和攫取广泛权力的一块垫脚石；恰恰相反，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此举是出自一种爱国者的职责。这，不正是恺撒所要达到的预想效果和孜孜以求的目标吗？

恺撒还常常借他人之口，回击敌方。如他借日耳曼首领阿里奥维司都斯之口说：“如果他（阿里奥维司都斯）杀死了恺撒，就可以讨好许多罗马的显贵和要人——他是直接从他们自己的使者们口中得知的——恺撒的死可以替他换来所有这些人的感激和友谊。”⁽⁹⁾在这里，恺撒借他人之口，只轻轻一点，就揭露了元老院的政敌们蓄意陷害他的阴谋，这比那种声嘶力竭的反驳要有力得多了。

恺撒还用偶尔出现的插入语，或吹嘘自己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或显示自己的优秀品质，或说明部下对他的“无限的忠诚”。书中所述恺撒的“公正无私”、“宽大为怀”、“仁慈善良”、“爱兵如子”等品质，都是借他人之言，作者毋须为自己多添加一字，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恺撒的《高卢战记》是一部生动的战争实录，也是一部古老的战争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亲身到过高卢地区、不列颠以及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地区，得以目睹当地的山川风物。在他之前，虽也有一些希腊和罗马作家对这些地区作过一鳞半爪的介绍，但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因此，他的战记就成了记述这些地区情况的最珍贵的历史文献。

《高卢战记》不仅是历史著作，而且历来被认为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它虽则没有华丽动人的词藻堆积，没有刻意雕琢的加工痕迹，没有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但它清澈如水，简明扼要，朴素自然，读来令人赏心悦目，以至直到现在，《高卢战记》仍被学校用作课本，当作拉丁文的范文。作家大仲马在《基度山伯爵》第37章虚构的盗首在陵墓中夜读《高卢战记》的情节，生动而有力地告诉我们，其书在西方流传之广及其影响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