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史学之滥觞

诚然，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历史曾有过一段平行发展的阶段，但两者的历史学却不同。事实上，罗马史学出现较晚，汤普森指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结束以前，罗马是在创造历史，积累历史资料。”⁽⁵⁾罗马人从立国之后，直至第二次布匿战争，大约500年间，并没有产生过一位历史学家。风云变幻的历史转换与色彩斑斓的时代革新，使得罗马人疲于奔命，还顾不上对历史进行严肃的思考。在早期罗马也曾出现过“年代记”一类的记载，但那是祭司们用来

记录与宗教有关的事物的，此类记事虽延续甚久，但还不能称作史书。

布匿战争，这是罗马人超越意大利本土，而实现其“世界帝国”梦想的开端特别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人经历了特拉西美诺湖的全军覆没，坎尼会战的严重受挫，危在旦夕，可谓是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大考验，这自然引发了对本民族历史的反思，促进了史学的诞生。

罗马史学的产生，还应更多地从史学文化的自身去寻找原因。在这里，我们把它归之于希腊史学的影响，对罗马史学来说，这里说的“史学文化的自身”也只是一种外在的因素，但这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罗马人通过布匿战争而激发起来的爱国主义情怀（内部的）与希腊史学的影响（外部的）一经碰撞，终于在罗马的国土里产生了最初的几个历史学家。

早期罗马史学大多模仿希腊史学，其作品也是用希腊文写成的，缺少自己的特色，最早的罗马历史学家是以希腊史学家为范型的。(www.daowen.com)

费边·匹克托（Fabius Pictor，约公元前254—？）是最早的罗马史家。他出身罗马望族，属于罗马著名的费边家族的成员。他曾亲身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目睹战争进程中惊心动魄的场景，这种经历为其撰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匹克托用希腊文写了一部《罗马史》，其书始于神话传说中的埃涅阿斯，止于作者所生活的布匿战争时期（公元前3世纪末）。他把罗马的历史与远古发生的特洛伊战争与古希腊英雄相关联，反映了当时罗马人较为普遍的与希腊人“攀亲结缘”的心态。他的《罗马史》略古详今，尤其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记载格外详尽。原书已失传，但其作在罗马史学史上应留下一笔。李维称他为罗马“最古老的史家”，《罗马史》的问世或可视为罗马史学的开端。

老伽图（Cato the Elder，公元前234—前149年）是罗马史学的真正奠立者。这里说的老伽图以区别于罗马史的另一名人，他的曾孙小伽图（马尔库斯·波希厄斯·伽图，公元前95—前46年）。老伽图为罗马显贵，曾任执政官和监察官。他是罗马贵族中保守派的典型代表，鼓吹“罗马至上”，竭力维护罗马古老的传统，以抵制外来文化主要是希腊文化的影响。

我们之所以说老伽图是罗马史学的真正奠立者，在于他开创了用拉丁文写作罗马史的先例；罗马史学中强烈的“政治史学”传统，由此逐渐形成。从他的著作《罗马历史源流》，可见一斑。

《罗马历史源流》凡7卷，是第一部用罗马民族语言写成的历史著作，前3卷追述罗马和其他意大利城邦之起源，第4、5卷专记第一、第二次布匿战争，第6、7卷则叙述第二次布匿战争后至公元前149年间发生的各种事件。书中资料有不少是作者的亲身见闻，翔实生动，但原书已散失，只有从他人的引用中可略见其貌。老伽图被称为“爱国史家”，在该书的序言中倡导历史的训示与教育作用，宣扬爱国主义思想，以先辈的事迹教育青年一代，培养与发展德性，是李维史学思想的先导。老伽图虽极力抵制希腊史学文化的影响，但其书却有意模仿希腊史学的编纂方法，如仿效修昔底德，在书中插入演说词。又据说他在晚年还在研习希腊文。从这位崇尚“罗马至上”的老伽图的言行相悖中，我们正可以看出希腊文化对罗马不可逆转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