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城邦到帝国

古希腊与古罗马并不是相互赓续的国家或衔接的王朝，而是曾有过一段相当长的平行发展的时间，直至公元前146年，希腊才被并入罗马的版图，结束了它独立发展的历史进程。

罗马人是拉丁民族的一支，他们的祖先在意大利中部台伯河下游立足，建立了原始村落，当希腊人在阿提加半岛形成雅典城邦的时期，罗马人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联合与兼并了其他部落，砌筑石墙，排涝铺路，在拉丁平原也建立了罗马城邦。据公元前1世纪时的罗马作家瓦罗推算，罗马建城的年代为公元前754—前753年。自此开始，这个地处台伯河下游的蕞尔小邦，最初在意大利中部发展，继而征服整个意大利，最后跨出意大利，建立了古代世界史上的一个雄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但意大利始终是它开拓前进的基地，是全部罗马文明发展的摇篮。

意大利位于地中海中央，与古代希腊人的自然环境相比，它海岸线平直，港湾与岛屿较少，航海条件虽不及前者，但与外界的联系仍畅达，并不闭塞，这种地理环境与古代东方诸国是不相同的；此处土地较为丰腴，比希腊更利于耕稼之业，故无粮荒之虞；它也不像希腊那样，被山峦和海湾切割成许多狭小的单元，而是一个在地域上比较完整与紧凑的地区，因此易于政治上的统一。这种自然条件上的特征，无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古罗马文明的发展带来某种积极的影响。

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不同，“罗马的伟大成就就在于它超越了城邦制狭隘的政治框架，创立了一个将地中海世界的不同国家合为一体的世界国家”⁽¹⁾。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可能沿着一种模式发展，在古代，有的是城邦文明，如古希腊；有的从城邦发展到帝国，如古罗马。而同为古代的奴隶制帝国，罗马帝国也与东方式的奴隶制帝国有别。否则，人类历史岂不成了灰色一片，历史研究也因此成为多余的了。

从城邦发展到帝国，这是罗马人的政治遗产，由此而蓄积形成有别于希腊城邦文明的文化，这就是罗马人所构建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不仅显示了罗马人的特色，而且也成为罗马人留给后世的一项主要遗产而令世人景仰，并对西方乃至世界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www.daowen.com)

政治文化是一个包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与政治心理等多重层面的复合体。古罗马的政治文化也是含义广泛的。就我们看来，似可从两个方面略作小论。

从外在的层面来看，可以这样说，罗马政制与罗马法律是罗马人的天才创造。从塞尔维·图里乌斯（约公元前578—前534年）改革开始，重新划分等级，改氏族部落为地区部落，森都利亚大会作为新的公民大会，是罗马国家及罗马政制的雏形。在共和时代（公元前509—前30年），由于外部扩张及内部平民反对贵族的长期斗争，促进了共和政体的不断完善，执政官、元老院与公民大会成了共和时代的主要政治机构，且与城邦时代的社会经济相适应。但随着罗马从一个小邦发展为统治地中海区域的奴隶制霸国，共和政体已不再能适合这种形势的需要，于是从共和发展到帝制。在帝国时代（公元前30—公元476年），前期推行的是普林斯制（元首政治），这是一种隐蔽的君主制，以共和制之名，行君主专制之实，直至公元284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登位，方把奥古斯都时实行的元首制转为公开的君主专制，即多米那特制。至此，从共和时代就萌发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世界主义”的发展趋势才得以实现。这是一种外显的、实体性的政治文化。

从内在的层面来看，我们以为，存在于罗马民族群体中的民族精神，似是古罗马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此看来，罗马的民族精神，亦即深层的政治文化当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质朴深厚、讲究实效的民族特性；忠勇卫国、甘于牺牲的爱国精神；严肃纪律、注重秩序的法治观念⁽²⁾。这种民族精神与前述显而又彰的政治与法律制度有别，它是一种隐形地存在于罗马民族中的群体心态，一种民族的内在的精神状态，一种能揭示一个民族底蕴的和显示其生命力的文化形态。

正是基于前述的内在的与外在的古罗马政治文化的传统，基于从城邦到帝国的历史发展的趋势，基于不断强化的“世界主义”的行为指向，造就了相异于希腊史学的罗马特色，使得古罗马史学带上了很强烈的政治色彩，从撒路斯提乌斯到李维，从李维到塔西佗，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