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色诺芬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战后出现了小农与手工业者破产、贵族豪富专横的局面，奴隶制城邦开始发生危机。这是古希腊历史从全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被这场战争虚耗的希腊世界，再也无力振兴起来，这就给北方马其顿的武力征服以可乘之机。

同样，在史学上，自修昔底德死后，古典史学的繁荣景象亦暂告结束，在波里比阿之前，就再也无人能与修昔底德相提并论了。但是，这时也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修辞学派的兴起及其对史学的影响。一般说来，在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0年）与波里比阿之间是修辞学派的时代，公元前4世纪中期之后（色诺芬卒后）这一学派盛行。古希腊修辞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伊索克拉特斯（Isocrates，公元前436—前338年），曾在雅典设校传授门徒，学生遍布全希腊。在希腊化时代，仿照这所学校，在许多地方设立了修辞学校，由伊索克拉特斯本人撰写的演说词，在希腊各地广为流传，成为人们学习演讲学和雄辩术的范本。

修昔底德写至公元前411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后人不断为其续写，雅典作家色诺芬续写到公元前362年止，开俄斯人特奥波姆波斯续写到公元前394年止，雅典人克刺替帕斯续写到公元前394年止。其中以色诺芬的续作《希腊史》（7卷）较为出名。

色诺芬是修昔底德之后至“修辞学派”盛行前，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受过良好教育，曾是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政治上，他倾向于斯巴达的贵族专制，反对雅典民主政治。公元前403年雅典僭主政府垮台后，遂离乡他走，一去不归。公元前401年参加波斯小居鲁士征召的希腊雇佣军，助其争夺波斯王位。在库纳克萨之战中小居鲁士兵败被杀后，他被雇佣军推举为领袖，率部万余人从两河流域北部经亚美尼亚，越高加索山，沿黑海南岸返归希腊。后投靠斯巴达，与雅典为敌。公元前394年终受雅典公民大会缺席审判，色诺芬被判终身放逐。从此他寄居斯巴达的领地约20余年，专事著述。公元前369年雅典与斯巴达重新和好，同时，雅典当局也废除了对色诺芬的放逐令。此后，他可能不时去雅典探访，但最后仍客死于科林斯。

古时常把色诺芬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并举，称他们为“古希腊三大史家”，然近世以来，他的史家地位岌岌可危。当然，论地位，他及不上“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那样显赫与有影响；论史才，其作较之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亦远为逊色。不过，不管对色诺芬在古希腊史学上的地位⁽⁷⁷⁾持何种看法，以下几点却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色诺芬是一位多产作家，著述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他的重要著作有《长征记》、《希腊史》、《师门回忆录》、《苏格拉底的辩护》（记苏格拉底的言行，实多色诺芬拟作）、《拉西第梦的政制》、《阿格西劳传》（多有对斯巴达制度和阿格西劳的溢美之词）、《居鲁士的教育》（假托对波斯立国者居鲁士所受的教育和他的作为的描述，来阐发作者以斯巴达制度为模型的理想）、《经济论》、《雅典的收入》等。他的作品，或论政制，或记经济，或述见闻，或写回忆，总之，斑驳杂陈，反映了作者的见多识广与硕学多才，这是与色诺芬生活在一个政局剧烈变化的时代以及他本人具有多方面的经历相关的。

在色诺芬多方面的著述中，其代表作是《长征记》和《希腊史》。后书凡7卷，记载公元前411年至前362年的希腊历史。这本虽名为接续修昔底德的著作，实际上就见解与文风而论，都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同，其中明显地有偏袒斯巴达的倾向。他的《长征记》比《希腊史》更为著名，也是他全部作品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一种。(www.daowen.com)

《长征记》大体是色诺芬根据自己在行军中所作的记录整理而成，全书共7卷，第一卷主要述及作者以希腊雇佣军的身份，参加了波斯王弟小居鲁士与其兄争夺王位的战争。从第二卷至第七卷，主要记载在小居鲁士死后，他带领万人大军，一路恶战，出色地完成了军事上一次颇为成功的撤退。

色诺芬的《长征记》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他在书中以诸多事实揭露了波斯帝国的腐朽性。试想，希腊雇佣军遭到了波斯王阿尔塔泽西斯极力阻截，终于击败了多好几倍的波斯军，仍安全回师。这就向人们表明，这个显赫一时的庞然大物波斯帝国是软弱无能的。于是，希腊方面的军政要员很快从中获得了启示。正如弗朗西斯科·培根所说：“此事震惊了世界，并鼓舞了后来希腊人入侵波斯王土。正如以后塞萨利人约森所拟议，斯巴达的阿基西罗斯所企图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完成的大业，所有这些都是在这位年轻学者的行为感召下进行的。”⁽⁷⁸⁾的确，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侵过程中，在与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在伊苏斯会战的前夕，对部下作动员，其中就谈到了色诺芬和万人雇佣军的远征，以提高部下官兵的士气⁽⁷⁹⁾。色诺芬的这部著作，对不久以后发生的历史竟起了如此重大的作用，可见人们对他的《长征记》的普遍重视。

《长征记》的重要，还在于它对古希腊的军事学作出了切实的贡献，色诺芬不仅是一名历史学家，也是西方军事史上的一位颇有才干的军事战略家，他指挥的这场成功的撤退过程，把他的战略战术有声有色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应当怎样指挥，撤退的战术又应该怎样。他的韬略不仅对古希腊的军事学深有影响，而且一直传留到现时代，以致一位现代军事学研究者用夸大的言词评论道：“经过了23个世纪，还没有比《长征记》更好的军事教程。”⁽⁸⁰⁾不管怎样，《长征记》通常被认为是西方第一部军事理论的名著。

《长征记》也具有史料价值，其书所载系作者亲身经历，不仅文笔引人入胜，而且所记叙的沿途地理景物和民情风俗，都是翔实可靠的，书中虽也有夸大作者本人在这次远征中的作用，流露出某种民族偏见，但仍不失为一部古典名作。

其次，在古希腊历史学家中，色诺芬比其他人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生活，这是他的优点。他所写的《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是这方面有名的两部专著。在两书中，色诺芬对“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思想的阐发，对奴隶主家庭经济的记述，对妇女与家政训练的解说，对雅典经济及其出路的勾画等，都有识见。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对我们了解古希腊社会的经济生活，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都是很有意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曾引用色诺芬的著作，用来说明社会分工的情形⁽⁸¹⁾。

再次，色诺芬是富有文才的。他的作品，尤其是《长征记》等主要著作，对史实的叙述简洁典雅，既不以事实太杂而繁琐，亦不因哲理过多而沉闷，颇具感染力，特别是描写人物，逼真动人。这一点甚至连贬斥他的人也很少否定了。如现代英国史家伯立，称色诺芬在史学上是一个浅尝者，但也肯定他的《长征记》生动并饶有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