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两种不同的史学范型

作为对希腊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两次战争的记录者，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间的年龄相差不到30年，但其作品的主题却不同：

希罗多德把全部的可知世界和传统当作他的叙述主题，而修昔底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则满足于他自己那一代人和希腊战争的直接经验。……再者，希罗多德把时间主要用在人们感兴趣的主题上，比如蛮族的文化和宗教，而修昔底德则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雅典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方面，他调查、分析这些事情的目的在于训导和启迪。⁽⁷⁴⁾

作为前后相继的两代人，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代表了西方史学的两种不同风格和模式。希罗多德的《历史》内容丰富，以广阔的视野、华美的文笔成为后来的社会文化史之祖；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专注于军政大事，堪称政治军事史之父。可以说，没有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我们对古希腊的理解几乎是不完整的，他们具有不可替代、不可取舍的同等重要性。但他们的确又是很不相同的：希罗多德的史学是古代希腊史学的一种类型，与修昔底德的史学恰成对比。前者追求广博，寻找人类的共同特征；而后者则注重当时的具体事件，研究和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后果。希罗多德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其原生义是“探究”，而修昔底德则将自己的历史写作归为“记述”，似乎是在撰写一份充分客观的、几乎是文献式的记录。希罗多德的风格是荷马式的，而修昔底德的风格是论辩式的。希罗多德谦虚且不很明确地提出他的任务只是“讲述听到的事情”，转述流行的故事和传说；修昔底德则庄严宣布，他的著作不是为了参赛获奖和取悦听众，却是为了垂诸永远的目标。(www.daowen.com)

可以说，二人开创了西方史学的两条路径，这两条路径各有所长，可并行无碍，但后人却往往将他们对立起来。实际上，正如当代美国思想史家唐纳德·R·凯利所说：“修昔底德只是在被我们这些现代人或后现代人理解和推崇为历史研究的奠基者时，才成为希罗多德真正的对手。”⁽⁷⁵⁾然而，由于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界一直将修昔底德的史学视为一种经久不变的模式，并经由兰克学派的进一步发展而被奉为史学正统，致使史学逐步陷入一条狭窄的小胡同。直到19世纪后半期，一些史学家不满于此，发展了伏尔泰等人的“文化史观”，甚至提出要“回到希罗多德去”，比较著名的有德国的兰普勒希特、英国的格林、瑞士的布克哈特等人，稍后又有美国的“新史学派”以及在西方史学界中颇有影响的法国“年鉴派”史学家。他们逐渐跳出了政治史、军事史的框框，开始注意到经济、社会和民众心理等因素，并在这些方面进行了许多研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和理论观点。

应该说，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作为西方史学两种最早的史学范型的奠基者，都具有求真的精神、写实的态度和分析的眼光。剑桥古希腊史的作者写道：“我们现代人所持的‘历史’概念，是指对过去的一些重大史实所提出的批判性的、无偏无私的询问，是对史实所进行的理性的、客观的诠释，因此现代历史的概念，是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留下的遗产，经文艺复兴和欧洲的启蒙运动传给了我们。”⁽⁷⁶⁾事实上，二人对西方史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的确是难分轩轾的。就如同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里的那尊双面雕像的方碑一样，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两人背靠背贴在一起，他们靠得如此近，然而却注视着相反的方向。这或许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两人的观点如此迥异，思考历史的方式如此不同，以至于无法对视，但却又被永远地连在了一起。无论如何，有一点共同的是，由他们所奠定的这两种史学范型对后世的西方史学都发生了至为持久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