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史学的求真与致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关注的不是希腊遥远的历史年代和外族人的生活，而是集中于当时希腊城邦世界的事件，属于同代人记载同时代的事。修昔底德自称，伯罗奔尼撒战争刚一爆发，他即敏锐地觉察到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并开始注意收集一切有关资料。他说：

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我的这种信念是根据下列的事实得来的：双方都竭尽全力来准备；同时，我看见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就是那些现在还没有参加战争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加。这是希腊人的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⁶⁸⁾

事实上，这场战争的确对当时的世界及其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它第一次以历史学的方法记录下来了，这对于历史学本身而言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记录者修昔底德对其正在写作的历史所作出的这种价值判断，即是对史学实用性的一种重视，也表明了作者撰史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经世致用”。

的确，垂训后世正是修昔底德修史的目的。他在书中强调了历史的实用性，认为人性是不变的，而且存在共通的人性，因此历史会一再重演，所以历史研究可供后人引以为鉴，其著作也就永远不会失去其价值。换言之，修昔底德之所以撰写历史著作，是因为他相信人们可以通过了解那场毁灭性的战争而获益。在探询那些塑造国家命运的普遍力量时，修昔底德进行了完整的分析和描述，希望能为那些担任公共职务的人提供经验和教训。然而，这却在无意中限制了他极力倡导的历史的公共用途，他的历史没有考虑公众的喜好，将大众排除在外。对于那些担任公务、处理复杂的政治事件的人来说，他的叙述是珍贵的；但对大部分希腊人而言，这种叙述不合他们的胃口。因此，修昔底德的历史如同希腊的新思想和哲学一样，只在部分希腊公众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修昔底德撰史的实用主义目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作者所表现出来的求真精神。书中，修昔底德努力辨清真伪，力图揭示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探索人事的规律。为使自己的叙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他非常重视对证据的批判。他认为：“我们可以要求只用最明显的证据，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确结论。”⁽⁶⁹⁾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修昔底德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他指出：“在研究过去的历史而得到我的结论时，我认为我们不能相信传说中的每个细节。普通人常常容易不用批判的方式去接受所有古代的故事。”⁽⁷⁰⁾他又进一步说：(www.daowen.com)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⁷¹⁾

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修昔底德关于史学批判原则，也即史学方法论的陈述。遵循这一原则，修昔底德准确、真实、客观地记载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确，与希罗多德相比，修昔底德对历史的分析更有“人性”的色彩，也更具“理性”。在解释历史事件时，他没有简单归之于偶然因素或神秘因素，而是致力于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角度探索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卷第1章开始，修昔底德就致力于透过表面的现象，来分析问题的实质。他提出，雅典城邦一旦获得统治希腊世界的权力，就发现建立起来的帝国是不能随意放弃的，如果放弃的话，他们的新的生活方式也将毁灭。正如伯里克利说的那样，“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⁷²⁾。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已经改变了它最初存在的原因，即最初是出于恐惧统治别人，随后是荣誉，最后则是利益的需求要求它这样做⁽⁷³⁾。由此，修昔底德用恐惧、荣誉和利益分析了雅典帝国存在的理由和必然性。

可以说，在修昔底德对事件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任何难以违抗的天神的意志以及不可捉摸的宿命观念，而完完全全是人类、民族、城邦、社会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修昔底德通常不提及超自然力，只有当人们对神的信仰导致了一定的行动之时，他才会提到，而且其目的只是为了对那些信仰它们的人进行批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修昔底德没有为神和神事留下什么位置。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所有的事件都是人类自身活动的结果。他努力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换言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纯粹是一部描绘人类活动的历史篇章。因此，修昔底德十分重视采纳第一手资料，坚决摈弃那种拼凑故事以迎合读者的做法。在流放期间，他到希腊各地广泛收集材料，既重视官方文件，也注意考订史实，从不轻信传闻故事，从事件的目击者那里取得了许多可靠的资料。他还不辞辛苦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对战争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泽、港口、关隘等都作了具体而准确的记载。比如1877年出土的一块石碑上刻有公元前419年雅典与阿尔哥斯等城邦缔结条约的铭文，考古学家把它与修昔底德的记载相对照，二者竟相差无几。可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史料的可信性方面堪称史学史上的典范之作。

修昔底德的这种批判精神使《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其资料可靠、结构严谨、思想深刻，博得了后世许多史家的称赞。据说，德谟斯提尼曾将该书抄写过八遍，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恺撒等人也都效仿与继承了修昔底德的撰史方法，近代以来的西方史学家对修昔底德更是推崇备至，称之为“科学和批判历史的奠基者”“、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等。

不过，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兰克史学的衰落和各种新的史学流派及思潮的产生，一些历史学家开始用更具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修昔底德作品中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不少历史学家从修昔底德偏爱使用的演说词出发，通过分析演说词的风格、结构和所要揭示的主题对此前关于修昔底德的看法提出质疑。当然，修昔底德的记载或者说任何历史学家的写作，都不可能没有偏见和不带感情色彩，阅读这些著作时，我们应当时刻保持批判的警觉。具体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言，修昔底德要从收集和记述当代的具体事件中来体现人类普遍的本性和基本处境，这一任务本身就蕴涵了极大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但他毕竟尝试和开创了一种观察和写作人类行为和言说的方式，并力图避免虚构和夸张，以取证于人类自身的具体事实。正是这种视野和方法使他能够以一本未完成的书而在西方历史上享有恒久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