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约前395年）出身于雅典一个富裕而显贵的家庭，父亲名叫奥罗路斯，家道殷实，世代经营色雷斯的金矿。其家族与公元前5世纪中期活跃于雅典政治和社会舞台上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客蒙、伯里克利等都多多少少沾亲带故。青少年时代，修昔底德应与雅典的许多贵族子弟一样，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据说，他童年时，曾随父亲一起聆听希罗多德朗诵其历史著作，并感动流涕。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初，修昔底德已是壮年。公元前424年是其一生的转折点，他于该年当选为十将军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同年冬天，斯巴达将领布拉西达斯（Brasidas）进攻雅典在爱琴海北岸的重要据点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修昔底德指挥色雷斯舰队驰援，因被围困者防守不力，兵未至而城已破，他却因此而获罪，遭流放20年。修昔底德流放后的生活对我们而言几乎是一片空白。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后，他主要居住在色雷斯，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返回雅典。但是，他是何时去世的，今天已无从查考，一般认为他大约死于公元前395年或公元前396年。不过，关于他是如何死的、死在何处，古代作家的记载则不尽相同。如普鲁塔克认为他是在写作时遇刺身亡的，由此修昔底德也成为唯一一个被记载死于非命的古典作家。但近代学者对此有所质疑。

流传至今的按编年体记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是修昔底德用30余年的时间撰成的，共8卷。与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其书名和分卷方法均出自希腊化时代的学者之手，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卷绪论，简单追溯了希腊早期的历史，说明战争的起因；第二卷到第五卷第2章记载十年战争（公元前431—前421年）的情况；第五卷第3章至第7章记载《尼西亚和约》后（公元前421—前415年）不稳定的和平时期；第六卷至第七卷记载公元前415年至前413年雅典的西西里远征；第八卷记载随后两年的战况。按修昔底德自己的计划，他的历史著作应该一直写到公元前404年雅典长城被拆毁和比雷埃夫斯港被占领为止，但是其著作只写到公元前411年冬天就突然中断了，甚至连最后一个句子也是不完整的，这说明该著作尚未完成。然而，从八卷的结构与内容上来看，作者是立意要将这一持续27年之久的战争全过程记载下来以传后世的，请看他自己的表述：

他（修昔底德）是按照事实发展程序，以夏冬相递嬗的编年体撰写，将这段历史一直写到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把雅典帝国毁灭，把长城和庇里犹斯占领时为止，那时战事已经延续了27年。⁽⁴²⁾

那么，修昔底德为何没有写完这场他从一开始就加以关注并对其进行思考的战争呢？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令学界困惑的问题。古代学者多认为是由于作者的猝然死亡才使其不得不中途辍笔。但近代以来，学者们从修昔底德当时所处的境遇以及可能的社会及心理原因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解释。比如格伦底以为，“修昔底德因怀慕伯里克利的全盛时代，当他写到雅典迫近失败的时期，满腹凄怆，愈写愈不忍落笔，终至不能完稿而死”⁽⁴³⁾。施林普顿（Shrimpton）等学者则认为是修昔底德对自己的著作不满意，在极度失望中放弃了继续著述⁽⁴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失望以至于放弃他的心血之作呢？施林普顿认为，在古代希腊，历史是被记忆的过去，因此希腊历史学家的叙述是否真实，即是否与社会的群体记忆相吻合是由听众来检验的，听众的反应对史家的叙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他们对史家搜集到的信息产生怀疑，无疑会迫使史家放弃他的著述。而公元前404年回到雅典的修昔底德正是受到了这样的敌视。这主要是由于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表现出的政治立场及主题与战后雅典社会的整体心态相悖的结果。若真如施林普顿所推测的那样，修昔底德回到雅典后，有可能按照当时的惯例向雅典人朗诵他的作品，而公元前402至前399年的雅典却是不宜于谈论战争的。这一情势增加了他搜集资料与叙述的困难。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人的情绪更是影响修昔底德弃笔的重要原因。阿里斯托芬认为，修昔底德著述的目的就是回忆昔日的恐怖与错误，而这违背了当时雅典倡导的宽容精神。狄奥尼修斯也认为，失败与灾难不宜作为历史著作的主题。而修昔底德的主题却正是雅典衰亡的历史。他向他的同胞叙述他们的帝国最终败于斯巴达与波斯联合的故事，而雅典人不愿听这个故事，这一主题甚至引起他们的愤怒。这使修昔底德开始对自己的叙述方法产生不满，而且明显感到雅典同胞对他的敌意。而他本人又十分在意公众的意见，因而完全陷入孤独绝望的境地。由于希腊史学是“被记忆的过去”，社会在作家们（包括剧作家和历史学家）将记忆载之以笔的过程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因此，个人没有权利描绘社会不期望的事件，即使它是真实的。面对这一绝对的权威，不论是剧作家还是史学家，只能描述社会已经知道的、希望知道的和至少已经提前接受的事情，即使在自由民主的雅典也不例外。正是在这一强大的压力下，修昔底德被迫放弃了他的著述事业。

然而，无论是何种原因使得修昔底德未能完成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不失为一部描写这次战争的历史名篇。之后，色诺芬曾写过续篇，但无法与该书相提并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除详尽记载战争期间的重大事件外，还描写了战争过程中雅典不同党派、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奴隶的反抗和逃亡以及雅典与同盟国之间的矛盾冲突等。事实上，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中很少有人会占据像修昔底德那样的独特位置：既是历史的观察者、研究者，同时又是历史的参与者。他曾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一方的将军，亲身参与了与斯巴达的战事，后来却因他人之过而遭流放，从一名指挥者变成了一个旁观者。被自己的祖国放逐，这对当时的希腊人来说是比死好不了多少的命运，修昔底德却没有因此而颓废，而是利用这段时间冷静地观察事态的发展，并力图用客观的笔法记录下当时希腊世界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在书中，修昔底德并没有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力”为自己的城邦粉饰，也没有巧妙地为自己辩护。大凡读过此书的人，多半会有这样一个印象：修昔底德对雅典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雅典政界人物的评价都是褒贬参半，且皆是以具体事实为依据的。而他在描述“奥罗拉斯的儿子修昔底德”（这是修昔底德对自己的称呼）时，就仿佛是在描述一位与他毫无关系的陌生人——至少他并没有明显地为自己喊冤辩解。可见，他并不是要将此书写成为自己开脱罪责的辩护书，而是怀抱更大的志向，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垂诸永远”。

修昔底德关注的是当代史，而对久远的历史表现得漠不关心，他说：“所有的证据使我得到一个结论：过去的时代，无论在战争方面，或在其他方面，都不是伟大的时代。”⁽⁴⁵⁾作为一部当代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既无前人的著作可资参考，又没有足够的档案可供利用，但是他却能把延续27年、中经议和间歇，又分散在几个相距遥远的地区进行的战争，视为一次首尾相连、性质同一的历史事件，并严格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加以记述，这表明他具有深刻而敏锐的历史眼光。特别是，在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尚未结束之时，作者就从整体上考察它的进程，既不为它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也不为它的迂回曲折所惊愕，这的确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修昔底德考察历史进程和探索事物因果关系的卓越才干，在今天看来，亦为人们所叹服。

与希罗多德受史诗诗人或散文纪事家的影响不同的是，修昔底德深受“智者运动”的影响，许多西方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伯里说：“他从这些思想家那儿获取了最大的经验，他懂得去考察和批判史实，摆脱了权威和习俗的偏见。”⁽⁴⁶⁾智者派对修昔底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与智者的怀疑主义态度一样，修昔底德对前辈学者和传统也抱有怀疑。他在著作中阐述自己的史学思想时，就对诗人和散文纪事家们进行了批判，他说：

我相信，我根据上面的证据而得到的结论是不会有很大的错误的。这比诗人的证据更好些，因为诗人常常夸大他们的主题的重要性；也比散文编年史家的证据更好些，因为他们所关心的不在于说出事情的真相而在于引起听众的兴趣，他们的可靠性是经不起检查的；他们的题材，由于时间的遥远，迷失于不可信的神话境界中。⁽⁴⁷⁾(www.daowen.com)

显然，修昔底德是在有意识地将自己与米利都的狄奥尼修斯、希罗多德等前辈史家区分开来，他强调历史学不应取悦流俗，而应该描述历史真实，因此有学者称他能“以18世纪唯理论者的怀疑态度看待神谕”⁽⁴⁸⁾。比如，当雅典遭受瘟疫时，有人认为是因为人们迁入了那块被阿波罗神谕所禁止居住的“皮拉斯基人的土地”，修昔底德却说：“照我看来，这个神谕的实现，和人们所预料的相反。雅典遭着灾难，不是由于在此地的非法居住，而是由于战争，使人们不得不在此地居住。虽然可以预料到，如果这地方有人住，一定是雅典遭着困难的时候了；但是神谕中并没有提到战争。”⁽⁴⁹⁾

其次，受智者“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的影响，修昔底德总是从人事活动出发来叙述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试图完全从人本身来解释历史。例如，在谈到克里特岛上的统治者时，他分析说：“我们很有理由料想得到，他必尽力镇压海盗，以保障他自己的税收。”⁽⁵⁰⁾谈及希腊联军的统帅阿伽门侬时，他断定：“依我看来，阿伽美浓（即阿伽门侬）一定是当时最有权势的统治者；正因为这个原故，他才能够召集舰队，进攻特洛耶。”⁽⁵¹⁾论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时，他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⁵²⁾他还在书中借伯里克利之口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⁵³⁾可见，修昔底德是在现实的背景中，站在人的立场上来探索这场战争的原因并总结其教训的，而且他相信“将来也会发生类似的事件……人性总是人性”⁽⁵⁴⁾。他希望他的著作能够用以垂训将来。

最后，修昔底德在写作中吸收了智者们的演说技巧和修辞的手法，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双方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演说词，比如伯里克利对雅典人宣扬其行动纲领的演讲、密提林的代表向伯罗奔尼撒人求援的演说、两军对峙时双方统帅对自己士兵的演说等，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修昔底德为此作了说明，他说：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中发表的。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词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⁵⁵⁾

这就是说，有些演说词是他亲耳听到的，如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有些可能是他听别人转述的，如在拉栖代梦同盟大会上科林斯人、雅典人以及阿奇达姆斯的演说词；有些则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如赫摩克拉特斯在革拉会议上的演说词那只能是他为书中人物代写的。但不管哪种情况，作者都力图使这些演说词与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全书的情节发展保持一致，并浑然一体。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尽管他竭力使演说词接近其原有风貌，但不可避免的，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修昔底德式的。修昔底德巧妙地运用这些演说词来说明历史人物行动的背景和动机，其作用犹如雅典悲剧中合唱队的作用一样。可以说，这种表现手法很明显是受到了悲剧艺术的影响。

修昔底德在写作中确实吸收了希腊悲剧的手法。他像悲剧作家使用“合唱”一样，操纵素材，极少加上自己的一言半语，也不作任何褒贬，却能不露痕迹地透露出讽刺与哀伤的情感。特别是他对那些演说词的运用，就像埃斯库罗斯使用“合唱”一样，以此来标示事件发展与行动中转折点的到来，说明主角的动机与企图，概括并暗示事件发展的背景与可能有的结局。此外，他对叙事内容的选择以及描述也带有很大的戏剧性，比如对雅典瘟疫的描写、对西西里远征的叙述等。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修昔底德对悲剧创作手法的吸收仅仅在方法论上具有意义，正像他接受智者派的修辞学一样。也就是说，他只是在写作方法上借鉴了悲剧作家的一些笔法，而不是真的自以为是在创作悲剧。实际上，他对战争的理解并不是希腊悲剧式的，这就好像他在书中对演说词的运用并非是智者派可以向人传授的实用技巧一样。

事实上，无论从方法上还是思想上，修昔底德自始至终都是一位自觉的历史学家。他有明确的史观，在书的第一卷第1章便阐明了其治史的目的。他说：

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久远的。⁽⁵⁶⁾

可见，修昔底德对自己的历史写作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