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西方“史学之父”

对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真实性”的讨论自古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最早对希罗多德进行批评的是与他相隔不到30年的另一名希腊史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希罗多德与其他散文纪事家一样，“关心的不在于说出事情的真相而在于引起听众的兴趣，他们的可靠性是经不起检查的；他们的题材，由于时间的遥远，迷失于不可信的神话境界中”⁽³⁸⁾。从修昔底德不点名的批评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位古典史家对历史的不同认识。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了两类事件：一是与波斯帝国密切相关的东方国家的过去与现在；二是希腊最近的过去发生的事件——希波战争。修昔底德则认为，严肃、准确的历史在时间上应当关注的是现在，而不是过去；在空间上，则应当是作者居住的地方，以及作者能毫不困难地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他们思想的人们的历史，而不应当是遥远的时间和遥远的地区人们的历史。修昔底德对历史的这一理解为希罗多德以后的希腊罗马史家所认同，并最终决定了古代世界对希罗多德的评价。

此后，古典史家们不仅很少去研究遥远的过去，而且很少去搜集异域的第一手资料。他们的写作或集中于当代的历史，或总结、重新解释以前史学家的作品。探索过去则成为了古物学家的职责。这样，事实上希罗多德就与古代历史学的主流相分离了。不仅如此，后来对《历史》真实性问题的批评更是比修昔底德有过之而无不及。希腊化时代，一方面，东方学者不满意希罗多德对他们民族和国家的记载，其中最有名的是埃及的祭司曼涅托，他极力向希腊人展示一部由他自己撰写的本民族的历史，同时，他还撰写了一部攻击希罗多德的小册子。另一方面，希腊人也不能忍受希罗多德在评判希腊人与蛮族人的冲突时所持的冷静态度，并认为这种态度就是希罗多德“亲蛮”的证据。希腊的地方史家和古物学家也因为希罗多德没有记载他们城邦的荣誉而攻击他。遗憾的是，除了普鲁塔克的《论希罗多德的恶意》（On the Malice of Herodotus）保留下来外，希腊化时代批判希罗多德的文章只留下个别的名称，如《论希罗多德的偷窃》、《论希罗多德的说谎》、《反对希罗多德》等，不过，仅从这些标题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在那些人的眼中，希罗多德的不诚实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普鲁塔克对希罗多德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过于同情蛮族人、偏爱雅典、对别的希腊城邦极不公正、在一些事实上缺乏真实性、在评判上欠平衡等⁽³⁹⁾。这些批评被后世普遍认为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而有失公允。

不过，在古代，许多学者对希罗多德的文体和语言还是倍加称赞与推崇的哈里卡那苏斯的狄奥尼修斯说：“只要我们一拿起这本书，便充满了崇拜之情，直到最后一个音节，仍然意犹未尽。”卢奇安也说：“我虔诚地希望能够模仿希罗多德其他一些特点就好了！我并不希望学会他所有的特点——那当然是毫无希望的。但他使模仿者失望的那些特点中哪怕只学会一种也好啊，例如他那令人愉快的风格、他那构思的技巧、他那爱奥尼亚语的天然力、他那万千警句构成的财富，或者是他那成匹锦绣上的万千花朵中的任何一朵，如果能学到手该多好啊！”⁽⁴⁰⁾但是，在这些对希罗多德的赞美中，却没有一个人是为他著作的可靠性而辩护的。即使是希罗多德的同乡狄奥尼修斯也没有这样做。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希罗多德选择了一个高贵的主题，他讲述的是希腊的光荣，而不是它的不幸；《历史》有一个较好的开头和较好的结尾，希罗多德还以一种较为有趣的方式撰写他的历史，这就在文体上超过了修昔底德。但他却只字未提《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同样，卢奇安虽然崇拜希罗多德，但也并不认为希罗多德是可靠的史学家。

15—16世纪希罗多德再次受到重视，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体，还有他的写作方式、他广泛的游历以及他自由、独立的思想。对于《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人们也有了新的认识。这主要是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种学研究使人们通过亲身的经历意识到，人们能够广泛地游历，其间自然会遇到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事情，也可以通过口述资料重构遥远的过去的历史。17世纪，牛顿绘制年代表时明确宣称，要“使年代学符合自然的进程，与天文、神圣的历史和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记载相一致”。18世纪，对希罗多德可靠性的争论虽仍然存在，但他的著作已成为古代希腊史和东方史的权威与向导。在浪漫主义时代来临的前夜，赫尔德把希罗多德看作他的盟友，伏尔泰也以希罗多德为范型构建他的历史，力图将历史研究的中心从政治与军事转向希罗多德注重的社会文化方面。不过伏尔泰的这一思想与方法在当时并没有对实际的历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一时期，东方学家依靠考古学和语言学的帮助，详细地考察了希罗多德的记载。他们的研究表明，希罗多德较真实地描写了他所看到的，并且诚实地报道了他所听到的事件。《历史》中的不实之处，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告知者误导了他，或者是他误解了告知者转述给他的事情。(www.daowen.com)

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希罗多德及其《历史》的热情仍然未减，而真正回归希罗多德精神的则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史学新锐——年鉴学派的总体史研究。尤其在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的身上，更是体现了希罗多德的精神。在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我们明显看到了希罗多德《历史》中的一些基本因素，如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奇迹以及政治史。当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立足于20世纪的年鉴学派都不是对希罗多德历史的全然复兴，而更应将其视作一种继承上的创新，它们在精神上是遥相呼应的。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希罗多德的可靠性在西方史学界再一次受到众多质疑。与此同时，维护古典史家声誉的著述也随即出现。总之，对《历史》一书“真实性”问题的关注的确是由来已久，从古至今，历代学者对希罗多德的评价主要都是围绕着他所采用的文体和叙述的真实性两个方面展开的，但是各种讨论背后的时代精神、问题意识、评判标准却很不一样。因为在不同时期，历史写作被赋予和承载的意义不同，人们思考的角度不同，想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这同一个问题的评价自然也就不相同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究其根本是研究者对历史及其研究历史的这门学科——历史学——的理解和要求有所不同。而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表述可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关注点和思想取向。

我们认为，尽管不同时代的学者所面对的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同。然而，在研究古人及其经典时，首先需要尊重研究对象并秉持客观性，不应完全以今人的知识架构来看待古人，而更应该思考其本身的问题意识以及问题产生的历史语境，从而就其自身的特点来理解古典著作。具体到希罗多德及其《历史》，我们在充分注意到希罗多德的局限性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历史》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仍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资料。希罗多德的世界是一个不同于我们生活的世界，他的想法及其出发点也与我们不同，但无论希罗多德与现代史学家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都不能使我们因此而否认他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作品的真实性及其价值，更不能动摇他作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地位。正如意大利古典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所说，“没有希罗多德，希腊史和东方史的研究不会在17、18和19世纪取得那样大的进展。信任希罗多德是我们卓有成效地探索遥远过去的首要条件”⁽⁴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