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希罗多德的叙事方式

有人将《历史》称为一部散文体的史诗，这是很有见地的。实际上，希罗多德的确兼有历史学家和诗人这两者之长，他生活的时代与史诗时代很接近，所以他的著作仍保持了诗歌的朴素、自然和魅力。他的文笔流畅、亲切而优雅，他的词汇清晰简洁，字里行间富有宗教色彩和诗意。

就其形式而言，《历史》是荷马式的。在《伊利亚特》中，我们经常看到介绍某位英雄时，总会追述他的祖先及其家世。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对于重要人物也是如此处理的，比如对在温泉关战役中牺牲的斯巴达王列奥尼达、波斯王薛西斯等⁽³⁰⁾，他都花了不少笔墨来介绍他们的家族谱系。再比如《伊利亚特》第十七卷一整卷的主题就是双方为争夺阿基琉斯的朋友帕特洛克罗斯的遗体而战，为此双方一共进行了4次争夺战。而《历史》第七卷第225节写到斯巴达军队和波斯军队为了争夺列奥尼达的遗体，混战了4次。这样的战斗或许确实发生过，但为什么这么巧，也是4次呢？其次，在题材方面，《历史》也与荷马史诗类似，它们都描述了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大战，而且希腊人都最终取得了胜利。再次，在叙述手法上，希罗多德很多地方也是学习荷马的，比如荷马对奥德修斯历经磨难的返乡途中所遇到的那些国家民族风土人情的描写，让人自然联想起《历史》中的类似章节。只是，前者想象的成分更重些，但是这种风格的类似却是很明显的。爱德华·吉本曾说，希罗多德的作品有时适合于孩子的口味，有时又适合于哲学家的口味；同时在某种场合他又能够两者兼顾。

除了这些形式上的相似以外，希罗多德似乎也与荷马一样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讲故事的游吟诗人，而不是一位作家。因此，初读《历史》时，一位抱着纯粹来听故事为目的的读者，肯定会比一位想探寻古代历史的读者能获得更大的享受。事实上，今天看来，在希罗多德的时代，讲述和写作可以理解为是大体上重合的两个概念，讲述甚至包括了写作。当时希腊人用于“读者”的词汇中，就有一个词在字面上的意思是“听众”。因此“讲故事”是“写东西”的高级形式，或者说是完成形式。一个作者写出来某段文字，必须要等到讲给大家听了之后才算是完成了其“写作”。“写作”只是“讲述”的准备状态。讲述者和听众，有着一种当下的、直接的、即时的交流，而不是后来那样读者只能通过固定在纸面上的文字去认识作者。据记载，希罗多德曾在人群聚集的雅典广场上当众朗读他的作品，获得一致好评，为此他还受到了奖赏（据说是10个塔兰特，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

因为是在面对听众讲故事，这种讲述就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听众有不同的需要和兴趣而不断地打断他的叙述，因此，我们在《历史》中会发现，希罗多德在一件事讲到一半时不时会插进一段有关的背景介绍。这种插话，短的大概有一两节，但长起来就不得了。更有甚者，还有“插话中的插话”，即在一段插话之中再插进另一段。于是，插话成为了他讲述方式的一种特征。这种不时脱离主题的叙述方式，或者说主题不明确、主线不清楚的叙述方式，可以认为是当时文学技巧本身不完善的结果；但也可以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特殊魅力的叙述方式。它是一种随着语言或故事本身的流动而流动的讲述方式。有人将希罗多德的讲述方式称作“叙述流”，它想向人们展示的，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着清晰的原因—结果的、单线条的、固定不动的叙述客体，而是一个有着众多线索，可以随时把某一段拆开单独讲述的，可以从不同视角去解读的东西。这对已习惯了被某一种思路带领着阅读的我们多少会有一些不习惯。

然而，如果我们只是指出了希罗多德与荷马的相似之处，那么他作为“史学之父”的首创性又何在呢？希罗多德固然很崇拜荷马，力图以他为楷模，并在许多地方模仿他，但他们两者及其两部作品之间却有着根本的区别。

荷马以呼唤缪斯女神作为全诗的开头：“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致命的忿怒。”⁽³¹⁾进而又一次向女神恳求：“居住在奥林波斯山上的文艺女神啊，你们是天神，当时在场，知道一切，我们则是传闻，不知道；请告诉我们。”⁽³²⁾可以说，荷马的全部叙述本质上都是在转述神的回答。而希罗多德则在一开篇就首先声明：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³³⁾(www.daowen.com)

请注意，在此，希罗多德是在明确地告诉读者，这是我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这成果是属于“我”的，并非代神立言。同样是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史诗”和“历史”的分水岭就在于：到底谁是话语的主宰？是神，还是人？只有当人成为真正的讲述者时，真正的“研究”才有可能开始。正是因为加入了个人的思考和判断，原来泛义的historia一词才有了全新的含义。而希罗多德所想要研究的也是人事，他说他写作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由此，希罗多德之后，那些研究过去发生的事件的人、那些研究社会演变的人，都必须要把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见解加进去，这样的“研究”，才可以称为“历史”。因此，虽然希罗多德所掌握的主要史料大多不是官方的或非官方的书面文件，而只是同时代人的口头证词，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希罗多德当初建立“历史”时手头毫无前人的著作可以参考，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去摸索，便不会以后世的标准去评判他到底有哪些事情是说对了，又有哪些事情是说错了，还有哪些东西他自己甚至都还没弄明白就写了下来。鉴于当时的大多数希腊人是在听而不是在读他的作品或其他书面文本，因此，口头证据始终是探究以往的事实与意义的问询者获取材料的主要途径。

与史诗相比，希罗多德探究的主题似乎不再包括“诸神的业绩”，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在他叙事中的缺席。事实上，我们发现希罗多德似乎对预兆、神谕以及祷文、先知等深信不疑，认为正是这些预示着事情的成败。他说：“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征兆的。”⁽³⁴⁾其实，希罗多德的这种态度是当时希腊人普遍心理的反映。古代的希腊人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个人的生活问题都喜欢求得神的旨意，然后在神的名义下进行。希罗多德书中那些随处可见的神谕表明他对神灵降旨的相信，同时也是他想为自己所记载内容的准确性寻求根据和保证的表现。

有学者将希罗多德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总结为五种因素：神的嫉妒、命运或循环、神意、行为和报应以及历史的分析⁽³⁵⁾。除了历史的分析法以外，其余四种都与神有关。而且在众多的原因中，希罗多德并没有作出终极的选择。即使对同一事件，他也会至少使用上述四种甚或五种因素来分析其原因。事实上，他没有必要在人的自由意志和神意之间作出选择，因为对于古代希腊人来说，这些观点相互之间既不排斥也不冲突。因而，希罗多德对事件原因的多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补充的，虽然这种多重的因果关系使他缺乏逻辑上的严谨，但却考虑到了人类生存的许多不确定性。历史学家可以无视或轻视这一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无法超越这一不确定性。在希罗多德撰写《历史》时，因果关系尚是一个有待发展的观念。此外，希罗多德的这种包括神意的多重原因分析法表明他在选择和安排史料的时候，就将自己的某种历史理解灌注于文字之中了，即在他眼中，人并不是无拘无束存在着的，而是生活在一定关系范围内。那些不以人为转移的宇宙力量，决定着人的外部，使人感到它是一种决定劫数和命运的普遍力量。希罗多德这种多重原因解释法开拓了在更大范围内发现事件的内在联系、从更广阔的视角理解解释历史的思路。虽然这在今人看来是幼稚且不够客观的，但却是符合当时大多数希腊人的思维模式的，同时这种方式也表明希腊历史学自它生成的那一天起，就坚定地向着历史的理解与解释的目标迈进了。

德尔菲神庙上那句“认识你自己”的谕言，对于希腊人来说，不仅仅意味着人应当反思自身，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其凡人的身份以及他在尘世间的地位，明白自己是人而非神，因此，其所作所为就不应该僭越人的适当的行为规范。这一神人关系的指导思想无疑也是希罗多德处理神人关系的准则。有人认为这种思维模式不仅使希罗多德的批判力度被削弱，而且也使其著述的真实性受到怀疑。然而，我们认为，坚持从历史本身来说明历史，这恰好符合当时城邦语境中人们对于“历史”及其“真实”的理解。

此外，《历史》的文学价值也很高，希罗多德很善于刻画人物，他笔下的国王、大臣、政治家、学者、士兵等，大多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比如，他对希腊七贤之一、雅典民主政治的首创者梭伦和吕底亚国王克诺伊索斯（Croesus）的描绘。自以为富甲天下就是最幸福的吕底亚国王克诺伊索斯问梭伦谁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梭伦列举了一些得到善终的普通人，却始终没有提到他，这让国王很是不满。他说：“雅典的客人啊！为什么您把我的幸福这样不放在眼里，竟认为它还不如一个普通人？”⁽³⁶⁾梭伦回答：“只有在我听到你幸福地结束了你的一生的时候，才能够给你回答。毫无疑问，纵然是豪富的人物，除非是他很幸福地把他的全部巨大财富一直享受到他临终的时候，他是不能说比仅能维持当日生活的普通人更幸福的。”⁽³⁷⁾这段对话将鼠目寸光的吕底亚王和聪颖贤达的梭伦表现得惟妙惟肖，恰成鲜明的对照。

尤其希腊戏剧是悲剧也对希罗多德的叙述方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极力用一种类似戏剧的手法来叙述历史，即极力使事件的情节形象化，似乎在为它们营造戏剧的场景。比如，这一戏剧性的描述方法很明显地表现在希罗多德对克诺伊索斯丧子的一系列叙述中。我们可以把这一叙述分为六个场景：（1）克诺伊索斯在梦中受到警告，说他的儿子将死于铁制的尖器；（2）米达斯的儿子戈尔地亚斯的儿子阿德拉斯托斯来到撒尔迪斯，克诺伊索斯为他举行了洗净仪式；（3）美西亚的使者来到撒尔迪斯，请求帮助他们对付野猪怪；（4）克诺伊索斯与儿子间的对话，他的儿子向父亲证明，他的梦与狩猎没有关系；（5）报信人告诉克诺伊索斯，他的噩梦得到应验了；（6）克诺伊索斯伤心不已，儿子的尸体运了回来，紧接着是阿德拉斯托斯的自杀。在这长长的叙述中，希罗多德没有作任何评论，他只是把克诺伊索斯置于叙述的中心位置，只有当事件展现在克诺伊索斯面前时，读者才能够了解情节的发展。我们可以假设，如果让悲剧诗人来安排这一情节，恐怕也不会与希罗多德的安排有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