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希罗多德的《历史》

希罗多德并未给自己的著作确定一个名字，到了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学者们才根据当时的习惯以其著作的开头一两个重要的词汇作为书名。在此，我们需要对他们所选择的historia一词的含义及其语义背景作一番简单的梳理。

英文history一词是由古希腊文historia转化而来，其词根是histor，最早见于《伊利亚特》中，指能够从诉讼双方的讼词中调查出真相并作出判断的人，他因此而获得报酬⁽¹⁸⁾。从词源上追溯，histor演化出一个名词和一个动词，即historia和historein。前者最初强调的是实地观察（autopsy），用目击证据来讲述某件事情并为之担保作证；后来，这种知识扩展到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获取，比如通过对目击证人的询问，而并不一定要通过亲自经历；到了公元前6世纪，它的含义演变成通过收集和甄别证据然后以人的理性评判来获取真知。后者的意思是“询问、探询”，这个词派生自idein（“看见”）和eidenai（“知道”），“看见”和“知道”是一个整体，是同一个词的两种动词形式，可进一步引申理解为通过亲眼所见获知事情的真相。最先使用historia一词来指称一种新的认知方式的是爱奥尼亚的思想家。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爱奥尼亚地区的哲学家们普遍用historein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界，并用散文的形式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记载下来。通常他们被认为是希腊哲学的创始人，因为他们首先对万物的本原作出了较之传统更为理性的探索。他们的方法影响了另一些人，这些人开始实地调查异域民族的地理与风俗，并同样用散文的形式将他们调查的结果记载下来，这些人被称为散文纪事家或史话家（logographer）。如前所述，他们的作品不同于以往的神话或史诗，他们几乎是有闻必录，探询的领域不仅包括人类的过去，动植物、地理风貌以及风俗习惯、伟大的建筑物等都可以成为探究的对象。然而，他们似乎有着某种确定的倾向，那就是竭力要使记载与事实相符。赫克泰阿斯在其《谱系志》的序言中宣称：

我在这里所记载的是我认为真实的事情，希腊人的传说很多，但在我眼里都是荒谬可笑的。⁽¹⁹⁾

这表明了一种谨慎求实的态度、一种理性化的倾向，与过去相比是一种重大的转变。后来，这种批判求真的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古典史学中最宝贵的传统。

可以说，理性的、以人的判断对事件进行分析的方法，是希罗多德的发明，虽然他还没有将其上升为一种理论，但他之前的作家还没有人明确自觉地使用过这种方法。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始终很强调这种“探究”的态度，自他之后，那些研究人类过去发生的事件的人、那些研究社会演变的人，都会将自己的判断、见解加进去。这种对材料的选择、批判是为了给正确的判断和解释提供一个事实基础，而历史学的目的，就是要在事实基础上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从而使它具有意义。

明白了希罗多德心目中“历史”的含义之后，让我们来看一看其著作的大致内容与结构。

希罗多德的《历史》（The Histories）是西方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故事的精彩和丰富性可以和司马迁的《史记》相媲美。《历史》原先并未分卷，是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的校注家们将其分为九卷，并根据当时的惯例，用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文学和艺术的九位缪斯女神的名字，给各卷命名，所以这部书有时又被称作《缪斯书》。又因其以讲述希波战争为主线，故后人也将它称作《希波战争史》。

《历史》内容丰富，非常生动地叙述了西亚、北非以及希腊等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为我们展示了古代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生活图景，宛如古代社会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全书按内容基本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从第一卷至第五卷第27节为前半部分，叙述了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等东方民族以及希腊诸城邦的历史、地理、民族和风俗习惯等，并记述了希波战争爆发的原因。第五卷第28节是个转折点，以后的篇章主要记述希波战争的经过和结果，从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举行反对波斯的起义，一直到公元前478年希腊人占领色雷斯的塞斯托斯城为止。不过《历史》中的每一卷又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第一卷记载波斯国王居鲁士的统一大业以及对外的征服战争；第二卷描述了埃及方方面面的情况，几乎可以“埃及志”这样的标题独立成篇；第三卷记载波斯国内的宫廷政变及大流士登位；第四卷记录了黑海沿岸各民族的种种趣事及波斯的征战；第五卷记载了爱奥尼亚人反波斯帝国的起义；第六卷描写大流士对希腊的入侵及马拉松战役；第七卷记载波斯国王薛西斯对希腊的入侵及温泉关战役；第八卷描写雅典人在萨拉米斯海战中的胜利；第九卷记载普拉提亚和米卡尔海角之战，以及希腊人对塞斯托斯的占领。(www.daowen.com)

可以说，希罗多德视野所及，不仅仅是希腊人的方寸之地，也包括当时人们所知的广阔世界，包括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意大利等许多地方。而且，他对各民族基本上都能做到一视同仁，不抱偏见，认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应该彼此歧视。所以，他虽然称赞希腊文化，但也尊重那些“蛮族”的文化，他同意古希腊诗人品达关于“习俗高于一切”的说法，这表明了他对别人生活方式的宽容态度，即使是对希腊当时的敌人波斯人，他也能找到他们身上值得赞美的品质，比如他认为波斯人都很勇敢、侠义、诚实。他还比较重视古代东方的文明及其对希腊的影响。《历史》中记载了埃及的太阳历比希腊的历法准确，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希腊人使用的日晷最早是由巴比伦人发明的等。由此，希罗多德被认为是第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历史》也就成为西方最早的一部“世界史”。

《历史》的后半部分集中描写了希波战争的起因、经过、主要战役直至公元前478年的胜利，正是通过希罗多德，希波战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被详细记录下来的东西方“文明冲突”。当我们读完希罗多德的《历史》，便会了解为什么城邦林立的希腊人，会在这个时刻突然团结起来，面对比自己强大十几倍的军队，打赢了一场几乎不可能赢的战争；同时也会了解到诸如希腊人是怎么看待波斯的、希腊的精神何在、希波战争这一“文明冲突”的要害何在等问题。不过，关于希罗多德的《历史》是否已完成，近代以来学者多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没有写到希腊的最后胜利，可能是什么特殊原因使作者戛然停笔或不愿继续写作，因此此书并未完成。也有学者认为，写至普拉提亚战役时一场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已告结束，希罗多德著述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他再以精妙的高论结束全书，文章显得十分完美。

在《历史》中，希罗多德所使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文学作品。在《历史》中多次提到散文纪事家赫克泰阿斯以及许多诗人的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有的是他叙述依靠的资料，有的是用来证实他的叙述的，还有的是出于批判的目的。二是神谕。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引用了大量的神谕，使得人们猜测他有可能看到整理成册的神谕，但也仅仅是猜测而已，同时也不排除它们来自于传说这一可能性。三是纪念物、档案与铭文。

不过，希罗多德的历史叙述更主要依靠的是口述资料。由于口述资料的性质使学者们无法追究资料的提供者究竟说了些什么，因而一些学者对希罗多德著作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然而，我们不能依据现代的方法去批评希罗多德的工作，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学科的规范尚未确立，人们也没有明确意识到有引证资料的必要。然而，虽然希罗多德没有明确提出“证据”这一概念，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叙述中无据可依。从表面上看，希罗多德只是尽可能地搜集遗闻旧事，几乎有闻必录，甚至把那些他个人也觉得“不可索解”的事情也照样收录，其实，他是深知历史真实性的重要的。他一再告诫读者：

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²⁰⁾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记录者的责任感，同时，他也竭力想要从当时存在的各种不同说法中作出明智的选择，并对那些认为的确不可信的东西采取了拒斥的态度⁽²¹⁾。希罗多德在书中还时常对同一件事情列举他听来的两种以上的说法，并作出个人的判断，比如他说：“对于这些不明确的事情，现在我必须提出我个人的意见来了”，“这是埃及祭司们的说法，但我个人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人们可以相信任何一个他认为是可信的说法；但是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我自己关于它们的意见”⁽²²⁾等。这反映了早期希腊史学朴素、客观的处理方法。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希罗多德的方法粗糙，既像游记又像口头传闻，但他绝对不是不加批判的。譬如他区别了事实和神话，他知道耳闻和目睹的分别，他也知道事件发生的原因与前奏”⁽²³⁾。

具体而言，希罗多德辨别材料真假的标准有二：一是看其是否有确凿的证据。以神话为依据的观点在他看来是不可信的，他所谓的证据主要是公众承认的事情，即普遍性。例如，关于伊索是雅德蒙人的说法⁽²⁴⁾。二是看所闻之事是否合乎情理。所谓“合乎情理”，一方面是指所闻之事与希罗多德的亲自观察相吻合。如在谈到埃及人是如何哺育婴儿时，他不仅引用了祭司们的话，而且还作了实地考察，他说：“我甚至为了这个目的到底比斯和黑里欧波里斯去，专门要去对证一下那里的人们所讲的话是不是和孟斐斯的祭司们所讲的话相符合。”⁽²⁵⁾另一方面，合乎情理也指所闻合乎常人之常情，这其实也是普遍性的表现，比如在谈到一个司奇欧涅人的故事时，希罗多德用了这样的说法：“如果一般的说法是真实的话……”⁽²⁶⁾有时，他则将这两项标准结合起来以辨真伪，例如关于波斯王薛西斯战败逃跑之事⁽²⁷⁾。可见，希罗多德已能初步运用批判的方法，注意考订口述史料的真假，比较各种记载或传说的异同，从而使历史学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虽然希罗多德的著作有时因失于轻信，仍有谬误，但总的看来，正如现代美国史家汤普森所说：“在批判精神方面，他还是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²⁸⁾可以说，希罗多德为古典史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也正是基于对此的肯定，当代英国史家彼得·伯克在总结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时认为其中的一个特点便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注意对史实的查验，即鉴别和评估他们听到或读到的有关过去的个别的故事，以便获取对历史事件的最可靠的史料。西方史学传统之所以在这方面具有其特点是因为它同时关注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²⁹⁾

以今人的眼光看，希罗多德的著作也许并不完全符合现代“历史科学”的标准，但正是他确定了史学的基本任务是记载重大历史事件、揭示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正是他的史学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如何有效收集与处理史料的最初范例，以及初步的史料批判精神与人本史观，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早期希腊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正是他对地中海周边地区风土人情、宗教文化的生动描写和详细记载，建立起了社会文化史的连续传统；也正是他为后世缔造出虽然结构松散但具有基本主题的叙述史体裁的体例，这成为后来西方传统史学的正统体裁。所谓历史叙述体，基本上与我国古代史学中的纪事本末体相仿。其特点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纪事系统连贯，叙事生动有趣，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等。直到现在，历史叙述体仍被西方史学家奉为正宗，成为编纂历史的通用体裁。自罗马时代起，希罗多德就享有了“史学之父”的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