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如何研究西方史学史

史学史是一种学科史，从门类来分，属于专业性的学术史。它的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的学术史大体相同。研究西方史学史也应如此。

研究西方史学史，应研究历代西方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正如前述，它应包括史家对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认识（历史观），也应包括对历史学自身的认识（史学观）。特别要研究历代重要的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因为他们往往以其高远的史学思想，或奠立一个史学流派（如兰克），或创立一种史学新范型（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足以影响几代人，乃至在一个长时段中对史学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研究西方史学史，应研究西方历史学家所处的历史环境，研究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因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的产生及其演化，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要研究社会转型与历史转折时期的史学思潮，研究这种史学思潮的特点及走向，研究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趋向，如近代初期人文主义史学思潮、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思潮等。

研究西方史学史，应研究西方史学流派，研究它们的过去与现在、繁荣与式微、成就与问题。特别要研究那些重大的史学流派，研究体现某一时代史学发展潮流与方向的史学流派，因为一个史学流派的发展史，往往能折射时代的风云，反映社会的转折和政治、经济的变化，更可发现文化的流变，如20世纪风行一时的法国年鉴史学派等。

研究西方史学史，应在西方史学的流变中作出动态的考察，即对西方的某一史家、某一作品、某一流派的研究，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唯其如此，方能顾及整体，全面考察；纵横比较，上下连贯；透过现象，洞察本质。如19世纪50年代前后的英国史家托马斯·卡莱尔的史学思想的变化，便是一显例。

研究西方史学史，应开拓视野，扩展知识领域，即不能把它当作一门孤立的学科，而是要把它看作全部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部西方史学史在其发展进程中，充满了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交叉与相互交融的事实。西方史学与各个时代的哲学、文学思潮的交互影响尤甚。在现时代，与史学发生相互影响的学科更多，联系也更为密切了。因此，我们研究西方史学史，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积累，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研究西方史学史，应从世界史学发展的总进程中，从空间上对它与其他地区史学的发展进行比较分析。对我国学者而言，当然会更留意中西史学之间的比较分析，如对中西方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19世纪末以来中西史学直接接触，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相互冲突与相互交汇的历史进程，为这种研究增添了更多的新内容。我们认为，史学史的研究，除了研究某国或某地区史学发展的情况外，也应探讨某国某地区的史学向外传播及其在异域发生的影响，如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如何传入中国，又如何在中国抗战时期影响“战国策派”学者的。反之亦然，如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如何传入欧洲，又如何影响西方理性主义史学奠基者伏尔泰的。可以这样说，中西史学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比较研究，是中国的史学史研究迫切需要开拓的学术课题，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总之，研究西方史学史，应有一种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引。对我们而言，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把握西方史学发展的全过程，对西方史学的发展规律及其未来走向作出深入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与借鉴西方史学，也才能逐渐确立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或指引），而非替代，更与昔日那种僵化的、教条的东西不可同日而语。

在此我们强调，要构建与发展当代中国新史学，不能舍弃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的传统史学；二是外来的史学，主要是西方史学。史学更新的动力也应包括外力的推动，为此，我们需要以科学的眼光与求真的精神，审视包括西方史学在内的域外史学的一切优秀遗产，以充实自己，推动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客观的历史不会改变，但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却是与时变易。为此，历史需要不断地被重写。只要历史之树是常青的，那么历史学之树也将是常青的。可以预期的是，中国的史学史研究（包括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必将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我们期盼着这样的景象，这样的史学文化的景象。

【注释】

(1)巴特菲尔德：《人类论述它的过去：史学史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英文版，第14页。

(2)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重版前言，中华书局1962年新版。

(3)《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4)何兆武：《对历史的反思》，见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译序，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页。(www.daowen.com)

(5)白寿彝：《中国史学的童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关于“史学史之史”等问题，可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座谈中国史学史之史》，《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

(6)何兆武：《对历史的反思》，见《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译序，第3页。

(7)参见伊格尔斯：《1760—1860年的哥丁根大学和历史学的演变》，《国际史学史》杂志（英文）1982年第2期。

(8)德文“科学”（wissenschaft）一词所包含的意义比英文“科学”（science）一词的意义更为广泛，它除指“系统化的科学”外，还含有“学问”之义。兰克所创立的“历史科学”不仅是总结和预测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还是认识和理解历史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即历史主义的历史研究的“学问”。对此，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

(9)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所书馆1989年版，第179页。

(10)巴恩斯著《历史编纂史》（H .E.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1937年初版，1963年再版，一卷本，至今未见中译本。绍特威尔著《史学史》（第1卷）（J.T.Shotwell，The History of History），1939年英文版。1929年由商务印务馆推出的何炳松、郭斌佳的中译本《西洋史学史》，译自同一作者的“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一书，1939年出的《史学史》（第一卷）源出于前书。J·W·汤普森著《历史编纂史》（J.W .Thompson，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1942年出版英文两卷本。该书有中译本共4册，名为《历史著作史》，译者谢德风、孙秉莹，商务所书馆1988年、1992年版。

(11)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55年英文版，第8～10页。

(12)同上书，第133页。

(13)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

(14)伊格尔斯等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陈海宏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本处译文据1979年英文原版重译。

(15)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6年版。

(16)参阅《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

(17)瞿林东、赵世瑜：《史学理论》，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8)张广智：《给西方史学史一席之地》，《光明日报》1983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