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九十年

中国史学有史，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李大钊编《史学思想史》。1922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1926—1927年梁氏在清华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其讲义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问世，书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史学应该“独立做史”，并又为之设计了“独立做史”的“四部曲”：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和最近史学的趋势。“史学史”作为一门“文化专史”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这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历史上，意义非同凡响。

我们以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发端，应当从李大钊说起，他于1920年编纂的《史学思想史》，究其内容，实际上是一门近代西方史学史课程，也可称得上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西方史学史作品，为中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由此开始了中国的西方史学之史。

从学科史发展的视角来总结，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时期。

1.萌芽时期：20世纪20—50年代

本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时段：一为1949年前，一为1949年后。先说194年前。简略地说来，这一阶段除李大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外，还值得说及的是30年代前后西方史学译著的大量移译成中文出版，出现了西方史学输入国的第一次高潮，我国学者开始在相关著述（如“史学概要”之类）中介绍西方史学史。另外，已有少数学校开设“西洋史学史”或外国史学名著之类的课程如早在1931年朱谦之就在暨南大学开设西方史学史课程，但寥若晨星，还成不了气候。正如同瞿林东把20世纪30—40年代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草创时期一样，那个时候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更呈现出“开创性与幼稚性并存”⁽¹⁵⁾的特点。

再说1949年后。新中国成立后，在整个50年代，我国史学出现了一次“路标转换”，从引进、吸纳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转而引入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总体上来看，随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于50年代初开始进入勃发时期，联史学亦以迅猛之势传入中国，深深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史学发展。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史学上的这种转折，有其历史必然性，苏联史学输入中国，不全是消极影响，也应当看到它的积极意义，不能一笔抹杀。这里还要提及的另一点是，借助苏联史学，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竟成了西方史学进入中国的主要渠道，让我们从夹缝中看到了被扭曲了的西方史学；然而，历史地看，这对于我们当时了解西方史学仍起过一点积极作用的，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参照系，不乏借鉴价值。

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还未被提上议事日程，它尚处在萌芽时期。

2.奠立时期：20世纪60年代前期(www.daowen.com)

从6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进入了它的奠基阶段，其契机源于一次重要的会议。1961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此次会议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明确提出，既不照搬苏联，也不照搬西方，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教材的任务，会议确定由耿淡如师主编《外国史学史》。是年底，又在上海召开了该教材的编写会议，与会者除耿淡如师之外，另有一批享誉国内学界的治西方史学的名家，如齐思和、吴于廑等。于是，“史学史热”由此兴起，中国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¹⁶⁾，有力地促进了史学史（也包括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地位的奠立应具备以下一些条件，而这些在60年代初都大体齐备了，它们是：应当充分认识到西方史学史的重要性，并应把它列入高等学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这一点在上面所说的那次会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此后在不少高校中得到了贯彻；教材的编纂与起步，耿师在上述会议前后即为编写部定外国史学史教材作了许多前期的准备工作；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也在起步，经教育部批准的以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为培养目标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在1964年得到了实现；不可或缺的是，西方史学原著的移译增强了，西方史学学术研究水平提高了，如在1961年之后的两三年中，耿师、齐思和与吴于廑等都写出了至今看来仍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吴于廑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更是为那时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推波助澜。他们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如果没有后来的“文革”，以当时那种发展势头，上述诸项，当会取得更多的成绩。

3.停滞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

“文化大革命”中止了一切学术文化的研究工作。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就更说不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了。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把原本正在奠基中的脆弱的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摧毁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还要等到新时期到来，才能再现光华、谱写新篇。

4.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回顾近30多年的中国西方史学史之史，如果细分，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978—1983年为复苏阶段，其主要的工作是拨乱反正，重新评估西方史学。（2）1983—1990年为活跃阶段，大规模地引介西方新史学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在此，需要指出的是，1983年在中国史学编年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论者所指出的：“1983年是一个转变之年，是史学理论这一领域觉醒和建设的开端。”⁽¹⁷⁾当然，这也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面向新目标的开端，笔者也曾在是年《光明日报》上撰文，呼吁加强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因为这也关系到史学工作者自身建设的需要⁽¹⁸⁾。（3）1990年至今。此时，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追随20世纪90年代由激情昂扬、宽泛高疏转向理性思辨、凝重缜密的整体学术走向，在“西学热”中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心理逐渐消退的同时，研究工作也逐渐趋向深入。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大致沿着这一路径继续前行，其发展也同步深入。

倘以前述“奠立时期”所说的几点条件而言，笔者以为在这一时期，中国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发展达到了新水平：对西方史学史学科的重要性的认识及其在各高校的普遍开设、相关教材与论著的纷纷出版、研究生培养（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研究生）的制度化及其年轻一代专业人才的茁壮成长、西方史学译著大量移译成中文出版、学者对西方史学研究的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等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平实而言，在发展时期，张广智和他的弟子们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为推进中国新时期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留下了有价值的一笔。

由此可以看出，新时期，尤其是1983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步入了“快车道”，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而又不断更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