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史学史之史

了解与研究西方史学史的历史，对于史学史自身的发展和史学研究工作的开展，都是不可或缺的。白寿彝说史学史可以从神开始⁽⁵⁾，倘此论可立，则“史学史之史”也可以从这开始追寻。以西方史学而论，我们的确可以从古代希腊罗马找到先贤对史学工作的最初思考，从荷马到波里比阿，从赫西俄德到卢奇安；但那是零碎的、偶然的、不自觉的，即使公元2世纪时卢奇安《论撰史》这篇杰出的史论，也不可能是对历史学的自觉的反思，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使然。

历史学家对历史学自身历史的关注，在西方始于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时代，这是西方史学由传统步入近代的“开阖的大关键”的“第一幕”⁽⁶⁾。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法国一些历史学家察觉到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和人文主义史学的缺陷已阻碍了史学的进步，于是相继提出了一些新见。这些史家中有鲍杜安（Francois Baudouin，1520—1573年）、勒卢阿（Louis Le Roy，1510—1573年）、让·波丹（Jean Bodin，1530—1596年）、波普利尼埃尔（Voisin de La Popeliniere，1540—1608年）、帕基埃  （Etienne Pasquier，1521— 1615年）等。波普利尼埃尔在1599年出版了《史学史》一书，成为西方史学史上把历史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开山之作，但此书不过是一些很松散的史家传记集。此后，仿照此书体例的续作，也多是历史学家的传记汇编。

启蒙运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也为有关史学自身发展的思考注入了新的活力。18世纪后期德国的哥丁根学派不仅在西方史学史上是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学派，而且这一学派的史学家对史学史的认识也有了进步。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伽特勒、施洛塞尔等人，主张研究历史也需要探究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情况，并把这种研究同历史学的相关辅助学科的进展、通史研究等结合起来。不少人也都有过写作史学史的实践。总之，哥丁根学派史家的史学实践，在短短的三四十年时间里，改变了德意志史学的落后状态，为19世纪德国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的中心打下基础，为19世纪的德国史坛和其他国家造就了大批历史学专业人才。在历史观念上，哥丁根学派把18世纪后期存在的两种对立的历史思想（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融合了起来，一方面继承了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中的“世界主义”观念和文化史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积极吸取浪漫主义史学中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性、肯定中世纪的历史地位等长处，这就使这一学派成了18世纪欧洲理性主义史学向19世纪浪漫主义史学转变的一座桥梁。在历史方法上，他们重视原始史料的搜集辨析，反对抽象思维，倡导专题研究与分工合作，重视历史辅助学科，这就为19世纪以尼布尔和兰克为代表的批判史学奠定了基础。在促进历史学专业化，并使史学逐步向近代科学性质转变的过程中，哥丁根学派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研究西方史学史之史，这个学派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⁷⁾。

19世纪是西方史学蓬勃发展的时代，在这“历史学的世纪”，出现了像德国兰克那样的一批西方史学大家。西方史学发展到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时，不仅历史学趋于专业化和职业化，而且对史学自身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历史学被提升为一门“科学”⁽⁸⁾。在这里，我们要特别重申一点，那就是：1824年，兰克出版了《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在该书的附录《对近代历史学家的批判》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兰克运用前辈史家尼布尔处理早期罗马史料的批判方法，对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与圭恰迪尼的著作，进行了批判分析，指出他们的错误。发表后，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普遍赞赏与高度评价，它问世的1824年也被学界视为“史学的批判时代的开端”⁽⁹⁾。兰克及其学派所奠立的史学批判原则，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史学史的发展。

在兰克之后，19世纪英国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巴克尔在他的《英国文明史》中，比兰克更明确地提出了史学史的任务，指出每一学科的研究者都应当熟悉本学科自身的历史。其作其论推动了史学史的发展。继巴克尔之后，在德国出版了荷拉维茨的《德国史学史纲要》（1865年）、维葛勒的《文艺复兴以来的史学史》（1885年），在英国出版了弗林特的两部有关欧洲历史哲学的作品（1874年、1894年）等。

进入20世纪，史学史研究更有发展，这方面的作品也不断出现。1911年，瑞士傅埃脱的《近代史学史》刊行；1913年英国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问世，这是一部对19世纪西方史学作出系统总结的权威之作，并由此引发了三部有名的史学史著作的出版⁽¹⁰⁾，即美国巴恩斯的《历史编纂史》（1937年）、美国绍特威尔的《史学史》（1939年）、美国汤普森的《历史编纂史》（1942年）。此外还有意大利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1915年）（其书共两编，其中第二编专论史学史）、德国里特尔的《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年）等。(www.daowen.com)

二战后，西方的史学史研究内容更为丰富，其中比较系统论述史学史的有两位大家：一是巴勒克拉夫，一是伊格尔斯。

关于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年），之所以在此予以凸显，一是基于他在西方史学史之史中的重要地位，另一原因是他的历史观对中国新时期史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巴勒克拉夫在1955年出版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中指出，西方史学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新定向”⁽¹¹⁾。这一论见极具新意，它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中叶国际史学（尤其是西方史学）的深刻变化，笔者以为自此西方史学发生了一次新的转折，揭开了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该书中所说的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¹²⁾，到了1978年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被进一步界定为“全球历史观”（即“全球史观”）。他这样写道：“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¹³⁾随着历史学家的视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盛行于19世纪西方的民族主义史学逐渐为世界主义史学所取代，因之巴勒克拉夫所倡导的“全球历史观”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史学界。

说起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1926—  ），国内学人大多很熟识。他著述甚丰，堪称当今国际史坛著名的史学史家，中国学者对他著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主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等，甚是了解，也常常引用，最近又有《德国的历史观》一书中译本的问世。粗读他的这几部大著，一种探讨史学史之史的浓烈的问题意识扑面而来，他在《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的“前言”中一开始就这样指出：

本书旨在对历史学之现状作出评估，审视在史学方法和观点上的革新，以及它与古老的学术模式之间的连续性。编者们自问：在沟通意识分歧与过去割裂学术的民族传统方面，新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或是遭致失败。⁽¹⁴⁾

这里，“作出评估”一词，亦即对史学自身进行自我检讨与回顾总结，这种如同白寿彝所说的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自觉性，充分显示在他所写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一书的“导论”中。这篇从历史学角度看历史研究变革的出色史论，回顾与探索了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著作的学术模式直至20世纪法国的年鉴学派和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其中无不充溢着这种对前人史学工作的“评估”。其实，他的其他史学史著作也无不贯穿着前面所说的那种浓烈的问题意识，这对于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尤其是它的开拓创新，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综观伊格尔斯的史学史研究，其中对兰克史学、年鉴派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批判性分析详尽而又缜密，这在他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等书中有具体的反映。但在我个人看来，更具学术功力的是伊格尔斯对德国史学传统所作的解释性和批判性的卓越分析，特别是他对“历史主义”的精到的研究，由是观之，他的《德国的历史观》在他的史学史研究中更显重要的学术地位，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理论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