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学人中，能真正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寥若晨星，而章太炎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位。鲁迅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胡适称他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这样评价章太炎：“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文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
鲁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曹聚仁……这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无不在文化史册上熠熠闪光，他们全是章太炎的弟子！作为一代国学宗师的章太炎非常之清狂。1903年，章太炎主笔《苏报》，倡言革命。在一文中，他写道：“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呼当今圣上之名，且斥其无能，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按照刑律，则属杀头之罪。正因此故，章入狱西牢，受尽折磨。也由于此事，章在读书人中之声望日隆。章太炎在民国骂孙中山，骂袁世凯，骂蒋介石，骂汪精卫，骂吴稚晖。骂得他们个个恼羞成怒，咬牙切齿。但介于章太炎名气太大声望太高，他们只能忍声吞气。
然而就是这位狂气十足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却与上海滩流氓大亨杜月笙建起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并以自己的如椽巨笔极尽阿谀之能事。这不仅是章太炎无法抹去的人生污点，更是国学的悲哀！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章太炎晚年居住苏州讲学，经济并不宽裕，但名声很大。有一次，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章太炎侄儿，与一位颇有身份与背景的人发生房屋纠纷，相持不下，就请章太炎帮忙。章太炎虽是名满中华的革命元老与国学大师，但是在只认权势与金钱的上海租界里却是无能为力的，无奈之中忽然想到杜月笙是法租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只得放下名流学者的架子，亲笔写去一封信，请杜帮忙。(www.daowen.com)
杜月笙见信后，心中大喜，他正想结识交这位名士呢。于是竭尽全力为章太炎侄儿排难解纷。问题解决后，又专程去苏州拜访章太炎，借口是向章报告他调解房屋纠纷的经过与结果。章太炎热诚接待，相见甚欢。杜月笙在临告辞前，还悄悄将早准备好的一张两千银元的钱庄庄票压于章宅茶几上的一只茶杯底下。既给章太炎送了一笔厚礼，又顾全了章的面子。章太炎对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月笙讲义气，重礼节，礼贤下士，有古豪侠之风。
自此以后，二人开始深交。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给章太炎送钱，接济章的生活；章不仅为杜做事，而且常常讲杜的好话，甚至还以一代国学大师的身份，用古色古香的文句为杜月笙修订了家谱。他根据杜月笙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让出身微寒、父母双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之系、名人之后。有了章大师的珍贵笔墨，杜月笙顿感身价倍增，并于1931年无限风光地在故乡浦东高桥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
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引经据典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得此高雅的名号，杜月笙自然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章太炎的这段经历被看成一个污点，有人指责他“傍黑”；而章氏后人并不认同，称章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在法租界和人争房产的侄子，言下之意是章太炎为杜月笙改名和修家谱不是得了好处之后的投桃报李。但无论如何，身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不该如此去摧眉折腰事黑帮——力捧杜月笙之臭脚，令非常注重气节的国学斯文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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