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产业技术进步的国际环境
一、世界产业技术进步的特点
1.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各国竞相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科技进步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高达60%~80%,远远超过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逐渐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增加人民福利的第一推动力量。现在,科学技术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没有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支持,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是无法长久保持下去的。因此,如何进行科技投资、如何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就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争夺未来竞争优势的关键。正是由于科技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的战略影响,许多国家竞相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家战略领域的科技资源配置力度,为未来发展和获取国际竞争优势构筑坚实的科技能力基础(见表6)。
表6 与国家利益目标相适应的国家战略领域及其科技发展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在这种背景下,主要发达国家的R&D经费支出规模不断扩大,除了意大利R&D经费占GDP之比在1%左右,西方7国中的其他6国该项指标均在1.5%~3%之间,而且这些国家的R&D/GDP比值变化相当稳定。这说明,发达国家R&D经费支出基本上是随GDP规模同步变化的。换言之,发达国家GDP之所以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R&D规模的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进步。
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方式的科技进步,也获得了显著成绩。为进一步促进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印度政府建议各部将2%~3%的预算用于发展信息技术,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制定积极的信息技术产业政策,这些政策对于以软件为代表的印度信息产业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印度计算机软件业近10多年来一直以年均50%以上的速度增长。巴西于1986年开始实施“深水油田开采技术创新和开发计划”,经过近10年的努力,其深水石油勘探和生产技术跃居世界领先地位。通过技术转让、消化和改良,实现研发成果的商业化,韩国在半导体、汽车、钢铁和造船业等领域保持世界先进水平,极大地促进了韩国经济的腾飞。
2.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技术更新速度和产业化周期缩短
大规模、大范围的研究开发投入促使技术变革越来越快,快速的技术变革又引起复杂的经济结构变化与转型,与此同时,伴随着产业组织变化,新科技成果的应用、商业化与扩散过程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技术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由于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的推动,知识积累的速度在加快,使得人们难以用过去的模型预测未来的进步速度。
技术变革的步伐随着新一代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而加速。产品设计和销售的周期,即从构思、发明到创新和被仿制的时间间隔日益缩短。因此,在竞争者能仿制之前,新产品必须快速占领市场。世界未来学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我们利用的所有技术知识仅相当于在2050年所获取知识的1%。”目前,工程师的知识每5年就要有50%过时,在今后的10年内,一位工程师掌握的知识的90%将可以在计算机上得到;在电子学方面,学生学到的知识的50%到高年级时将过时;医疗知识将以每8年翻一番的速度不断更新。这种趋势在信息技术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以光纤技术为例,从1975~1998年,光纤带宽从每秒2兆比特增加到每秒400千兆比特,增加了20万倍,成本指数由100下降到0.08,下降了1250倍。在这种技术发展路径下,一方面产业发展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离不开创新;另一方面,技术日益复杂,技术更新速度快,技术风险大,也使得仅靠某个科研机构、企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积累,是无法完成科技创新和成果产业化的。这就需要创新体系中的各个要素相互协调,以合作的方式进行科学技术的创造、应用和扩散。在所有领域,先进的技术将被快速开发的前所未有的高新技术所替代。这些高新技术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交换模式,而且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变革着人们的生活和消费模式。
3.科技全球化趋势增强,跨国公司主导产业技术进步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技资源配置也出现了全球化趋势,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技术和创新全球化。根据Archibugi(1999)的观点,某国生产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应用、创新的全球性以及全球技术合作,是科技全球化的具体体现。这些特点在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层次、主体、形式上均有不同的反映(见表7)[1]。毫无疑问,与经济全球化一样,跨国公司在科技全球化尤其是产业技术全球化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是技术转移、技术溢出的重要载体。根据《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目前世界上有6.5万家跨国公司,其分支机构或国外子公司高达85万家,占世界GDP的10%以上,占世界出口额的30%以上。另有资料显示,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工艺研制的80%~90%都由跨国公司控制[2]。跨国公司技术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企业间的战略性技术联盟建立起一个立体的全球性技术预警和监控网络,实现对有增长潜力的技术知识控制。MERIT/UNCTAD统计表明,1980~1989年世界各国跨国公司间的战略性技术联盟为4092个,而在1990~2000年该数字则上升到了6477个,增长了近六成,由于参加技术联盟的企业都是相关行业的巨头,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意图和技术控制趋势可见一斑。
表7 创新全球化的形式和主体
4.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科技竞争利器
随着世界经济、技术全球化趋势增强,基于企业、产业竞争力的国家竞争力,更多的是取决于各种技术资源的竞争。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等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贸易,保护民族产业,规范市场秩序,推动技术进步和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争夺、赢得和维持未来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日本规定进入本地市场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必须使用日语编写程序,有效地保护了本国计算机产业。而美国也通过技术标准,遏制了日本在高清晰度电视(HDTV)领域的技术优势。在高技术领域更是如此,得标准者得天下,美国技术标准局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在技术标准方面能否领先其他国家,将左右美国工业的竞争力。日本、欧盟也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支持新兴技术领域的标准制定,抢占未来竞争前沿。
表8 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多边协议
资料来源:纳雷安安,《技术战略与创新:竞争优势的源泉》,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年,第386~387页。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基础设施尚不发达,科技资源投入、产出及其转换效率较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后起国家,在世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见表8),更多的是处于被动地遵从不公平国际规则的不利地位,而技术发达国家则可以从各种貌似公平的国际多边协议中受益匪浅,并打压后起国家的技术生存空间,使之产生新的基于科技的经济依附关系,接受事实上的经济剥削。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获得技术知识的主要途径是对外国技术的学习、模仿和扩散,而不是单纯的自主创新。“如果知识产权保护过于严格,发展中国家会缺乏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进行技术转移的合法途径就会受到限制,诸如逆向工程和围绕专利开展发明之类的方法将无法使用。采用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同时能够获得技术是十分重要的,这对于发展早期的某些东亚国家更是如此”[3]。
此外,虽然各种知识产权协议能够保证率先发明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科技创新,但是作为一把双刃剑,这些协议通常被许多发达国家用做制定各种技术壁垒的借口,从而遏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和技术贸易。随着各国关税壁垒的降低或逐步消除,一些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国外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的重要手段。
5.科技融合趋势增强,孕育着新产业成长机会
目前,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些特点是技术融合趋势日益显著。从历史上看,现代科学一直是在“分化—断裂—融合—再分化……”过程中不断演进。时至今日,在科学发展基础上,各种技术交互影响,融合与集成已经成为现代技术发展的主导趋势。这种趋势具体表现为:①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将不只表现为单一学科、单一技术的发展,而是表现为群体突破的态势,表现为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表现为新的技术群及相应产业群的竞相崛起,标志着科学技术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时代;②人类对物质相互作用及运动规律的研究,将更多地从常规条件走向非常规的极端条件,宇宙科学、基本物质科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和非线性科学成为新的科学前沿;③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可能孕育着重大创新突破,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和材料科学等的相互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④科学和技术之间高度融合,逐步形成统一的科学技术体系。
所以,早在1999年加拿大国家委员会主席卡蒂就曾经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融合的时代。”在20世纪,计算机与电信技术融合产生了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ICT(信息通信技术)和内容制作技术的融合。进入21世纪,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大脑研究)等4个领域的跨学科新型技术NBIC(上述4个领域第一个英文字母缩写),将孕育未来科技创新的新高潮,其影响将远远大于以往技术融合带给我们的影响,事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之大局(见表9)。正如全球未来学会主席杰姆斯·坎顿所言:“NBIC将成为21世纪发展的动力。”[4]
表9 技术融合及其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报告2003》,科学出版社,2003年整理。
目前,由于受到高性能高速度芯片的发展、宽带出现、互联网形成统一标准等影响,数字技术产业融合趋势显著。飞利浦公司执行副总裁戈特弗里德·杜坦认为:“数字化使得人们已经很难区分高技术产品和消费电子产品之间的差别。”2004年6月21日的美国《商业周刊》指出,这种融合将在计算机和软件、消费电子、通信三大行业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独立完成所有工作,需要相关利益团体和个人协同作战,所以三星、微软、惠普等许多公司都在积极制定符合各自特点的技术融合战略,以抢占未来技术和市场先机。
6.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将引领21世纪产业发展
综观全球,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进入21世纪,技术进步会继续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将会层出不穷。美国《技术评论》2003年1月的一篇文章指出[5]:监控我们的环境、机器甚至我们自己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一种可用于医疗保健领域的可注入组织工程;纳米太阳能电池;机械电子学;网格计算;分子成像纳米印刷刻蚀;软件保证;糖原组学[6];量子密码术等10种新兴技术将对未来产生影响。综合科技发展趋势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普遍认为信息技术、纳米技术[7]和生物技术等将是21世纪最有前途的高新技术领域。为了争夺未来竞争优势,许多国家、企业开始积极布局,正在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升投资。
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都认为,纳米研究能开发具有明显新特性的材料和系统,对医药、信息通信、能源、环境保护、航空航天等各经济部门及国土安全等国家利益领域有重大意义。纳米科技正引导研究人员沿着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机械工程和电子工程等许多不同学科融合所形成的道路前进。目前纳米科技还处于研究开发阶段,从整体上看,2006年后纳米技术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8]。纳米技术的未来市场潜力十分巨大,预计到2015年后,每年纳米技术和产品的市场价值将达到1万亿~1.5万亿美元,高于目前我国1年的GDP,相当于目前美国GDP的10%左右。英国的一份报告曾经对未来市场及其需要的纳米技术进行了评估(见表10)。
近年来人类基因组研究与开发的新发展、新基因及其新功能的新发现,为生物技术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和创新保证。随着基因组技术、蛋白质组技术和生物芯片技术等领域的不断发展,工业与环境生物技术已经集聚而成为系统工程技术,并将与医药生物技术、农业生物技术一起引领着生物技术浪潮。目前,生物技术正在成为对人类影响最大的高新技术领域,它不仅关系到人类自身发展,关系到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植物和生态领域,而且也关系到未来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部长助理布鲁斯在一次关于“新兴技术进步和美国”的演讲中指出[9],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和纳米技术等新兴技术一样重要,而且生物技术有助于我们解决几乎每一个社会问题。
表10 英国对纳米技术前景的预测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基础研究司,《纳米科技发展调研报告汇编》(内部),2002年,第16页。
作为20世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信息技术(IT)或者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迅速发展,对整个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发展后,目前信息技术正处于“定位时期”和“部署时期”之间的关键转折阶段,正在向“黄金时代”的成熟发展阶段过渡[10]。但是,ICT产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其他部门对ICT的需求不减,ICT仍然是各国投资的重点领域;二是ICT的新发展将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
二、政府支持产业技术进步的国际经验
1.支持产业技术进步是各国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
作为国民财富创造和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始终是各国政府经济社会总体政策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施与对象。从总体趋势上看,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转变时期。在此之前,特别是在冷战时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目标重点是服务于军事对峙,保障国家安全,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也基本服务于军事目标,与此相关,物理学、化学等则是当时重点支持的领域(见表11)[11]。如美国政府长期以来R&D直接资助的主要是国防领域,1993年美国对产业R&D投资的70%以上被用于与国防有关的开发工作;而在非国防方面,主要的领域则集中于能源、太空和卫生健康[12]。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则是一个突出的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军事能力受到制约,国家安全受到美国的保护,国防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始终较低,从而使它能够将更多的财力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去。日本战后所采取的产业政策和政府对产业科技创新的强力支持,对日本战后实现长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奇迹”尽管不是惟一但却肯定是刺激其他发达国家进行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重大调整的关键性原因。
表11 20世纪中叶到90年代之初发达国家政府支持研发活动的目标和领域
资料来源:Chris Freeman和Luc Soete(1997:388),转引自王伟光,《中国工业行业技术创新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99页。
实际上,虽然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提高已逐渐成为各发达国家科技发展政策关注的目标,但从80年代开始,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政府对产业R&D投入与科技创新活动支持政策的范围、力度与主动性明显增强。这直接导致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本国产业技术进步与竞争能力的科技计划、政策和立法行动,如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盟“第1框架计划”以及目前正在实施的“第6框架计划”(2003~2008)、日本的“适应新形势,从长远观点出发振兴科学技术的政策大纲”(简称振兴科学技术计划,1984)、美国的“先进制造计划”(1992)、韩国的“G7计划”(1991)等。
2.政府支持产业技术进步的重点目标与领域各有特点(www.daowen.com)
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期,围绕技术领先和国际竞争力提高,发达国家纷纷调整支持企业的研发目标和重点。概括起来,除了增强社会科技知识供给和促进增长以外,鼓励高技术和新兴技术及其产业发展,通过促进中小企业成长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成为发达国家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重要目标(见表12)。
表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主要目标与领域
此外,不同发展时段总有不同的产业投资重点以及与其相关的技术关键点,也是促使企业增加R&D和保持R&D适度规模的重要原因。例如,20世纪初,围绕钢铁、汽车、化学等工业的大规模投资,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ICT投资。虽然这些投资热点的出现与当时的市场环境有很大关系,但是,政府鼓励R&D投资和鼓励应用新技术等方面的宏观政策也是诱导企业加大R&D投入的重要原因。
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重点和领域基本上是一些本国产业技术的薄弱环节,强调技术引进及其基础上的再创新,目的是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决定了这类国家有可能快速实现赶超,甚至获得某种技术优势。20世纪70~80年代,韩国政府推行引进为主、自主开发为辅的科技政策,对企业主要在钢铁、汽车、造船、电子、化工等产业技术领域研发进行支持。从20世纪90年代起,又提出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本世纪内重点发展目标,并对企业在半导体、宇宙航空、原子能、生物及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的研发进行支持。这种研发导向使得韩国的技术能力得到极大提升,并在半导体、汽车、电子等行业居世界领先地位。
3.多种政策工具综合运用,其中税收优惠和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居多
技术进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组织过程,而是一个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经济组织过程。所以,国外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政策重点和手段涉及企业研发的各个环节和方面,有的侧重对企业R&D投资的免税,有的强调研发设备的更新和采购,有的重视科技成果转让,有的突出了研发人才的培养,还有的关注创业投资,等等。这些政策手段基本上可以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为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免税期、投资税收抵减、R&D费用双倍扣除、加速折旧、投资税收减除以及减免关税与货物税等;第二类为金融支持政策,包括低利融资、分期贷款、融资保证、股权参与、补助金等;第三类为其他政策,包括政府采购、限制外来投资、进口管制、行政指导、技术协助等。在实践中,这些政策手段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企业研发的全过程。不同国家在使用这些政策过程中,各有侧重。
以税收优惠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为例(见表13),国外的政策手段比较多,我国则较少。相比而言,国外的税收优惠政策比较全面,也比较宽松,只要有R&D投入就有相应的优惠措施,而我国的R&D优惠强调的是“连续增长”基础的减免。再如支持中小企业研发的政策,与国外相比,我国这方面的政策措施也比较少。
此外,作为从需求角度支持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政府采购对企业的研发和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政府采购,尤其是国防采购,有效地减轻了一些高新技术产品投放市场的前期风险,从而促进了高新技术的应用。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制定了《政府采购法》,对高科技产业及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硅谷的崛起,与美国政府当年对电子产品、导弹产品、计算机产品等的大量采购就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美国著名的高技术公司,诸如IBM、惠普、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政府采购政策。在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有类似的政府采购制度。
表13 支持企业研发活动政策的国际比较:以税收优惠和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为例
4.大力推进产业共性技术研究
表14 不同类型技术的政府支持方式:国际经验
资料来源:乔治·泰奇,《研究与开发政策的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7页。这里的预算年度为1996年或1997年。
研究开发的市场失效决定了政府必须进行适当干预。根据泰奇的观点,与企业R&D投资相关的市场失效主要源于如下三种风险:一是一般风险,包括投资厌恶、一般的R&D厌恶、小企业投资障碍;二是R&D特定风险,包括固有技术、R&D资本密集、进入市场的时间长、潜在市场的范围广泛、技术与市场的匹配等;三是与市场有关的风险,包括集体使用、市场进入、高的交易成本、规模或范围经济等[13]。一些产业共性技术、通用技术所面临的上述风险最为突出,如果没有政府的适当干预,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就难以快速提升。另外,尤其是未来共性技术的研发投入更大,但是未来市场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再加上科学技术本身复杂性日益增强,使得产业共性技术开发凸显“瓶颈约束”。所以,各国政府针对不同类型的R&D风险及不同类型技术特点,大力加强产业共性技术开发,以扩大产业共性技术供给,为未来产业技术领先奠定科技基础(见表14)。
5.以严格的法律法规保证政府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制度性
国外政府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利用相关法律确定、强化和规范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政策措施,从而形成一套连续的支持企业技术进步的制度框架。这些法律涉及企业研发活动的各个层面,有的是针对整个技术创新过程的前端,有的是强调研发过程的组织,还有的重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技术推广与扩散等。其中以R&D相关税收规定、促进创业投资发展、产学研相结合以及技术转移的相关法律居多。这些法律措施的重点是从全过程角度支持在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见表15)。
与国外相比,我国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相关法律缺乏相对独立性,有关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相关规定通常包含在《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之内。我国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也缺乏相应的法律基础,这种状况使得政府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缺乏强制性和连续性,而缺乏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明确法律规定,也不利于发挥中小企业在创新、创业和增加社会就业机会等方面的作用。
表15 典型国家支持中小企业研发的法律
6.国外支持企业研发活动政策的几点启示
市场失效、技术开发及其过程的外溢性,以及企业发展对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作用,是政府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主要理由。尽管不同国家对企业研发支持的重点、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一个普遍共识是,除了对企业进行直接投入支持以外,间接资助方式更有助于激励企业的研发活动。具体而言,从国外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实践来看,在强调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国家科技总体目标能够最大限度地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来实现,而企业在实现国家科技发展总体目标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国家给予的各种优惠条件,也为赢得未来技术竞争优势创造了基础平台。
第二,各国都有一个相对明晰的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目标和领域,它们都是能够体现国家意志的目标和领域,而且这些目标和领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第三,中小企业的研发活动一直是各国政府重点支持的对象。基于科学技术的小企业不仅为大企业发展和向大企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源泉,而且逐渐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采用多种政策工具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全过程,包括财政直接支持、税收优惠等在内的经济政策,是国外刺激企业研发活动的主要政策工具,这种政策工具的最大优点是经济利益的直接性、现实操作的简单性以及极大的灵活性。
第五,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国外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重要制度保证,使政府支持企业研发活动及其他科技活动有了充足的制度基础,保证了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和持续性。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政府在支持企业研发活动时有必要参照国外一些成功经验,利用多种政策手段对技术开发的全过程予以支持。与此同时,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发展目标相对较多,这就需要采用多种资金组合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集中性财力的作用,并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源投入到科技活动中。另一方面,通过税收、法律等政策手段,创造良好环境,激励企业对研发进行持续投资,最终形成一种持续增长的国家科技投入体制,为我国产业科技实力和能力提升奠定基础。
【注释】
[1]柳卸林、胡志坚,“跨国公司的创新全球化战略与中国企业的对策”,载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技政策与发展研究:2001调研报告精选》,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3~93页。
[2]郭万达、朱文晖,《中国制造:“世界工厂正转向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16页。
[3]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48页。
[4]资料来源:The New York Times,Feb.10,2003.
[5]《科技参考》(内部)第14~15期(总650~651期),2003年2月25日。
[6]通过操纵糖基化或糖本身,研究人员希望抑制病程,创造新药并且改进已有药物。例如,生物技术公司Amgen通过在分子上附上两个特别的糖制造出了更加有效的畅销药,这种药是称为红细胞生成素的蛋白质,可以促进红细胞生成。
[7]纳米科学和技术常常称为纳米科学或纳米技术,是指利用物质结构在10-9~10-7 (1~100nm,通常10nm是人的头发的千分之一)的尺寸时所表现的特征与大块物质完全不同的特点,在单个或几组原子的水平上操纵和描述物质的科学和工程,以实现现实资源重新利用的一种新兴技术。
[8]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基础研究司,《纳米科技发展调研报告汇编》(内部),2002年,第15页。
[9]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全球科技投入要览》(内部),2003年第34期。
[10]英国的卡拉塔·佩雷兹在其2002年出版的《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一书中指出,任何技术变革都要经历两个相互衔接的阶段:对新技术应用进行探索,大批企业应运而生的“定位时期”,以及“部署时期”(投资者历经投资泡沫之后,开始理性投资,公司规模扩大,但经济增长放慢。此时,企业更加重视有效利用技术,强调技术使用的方便性、安全性和可靠性,重视协调增效,该阶段是技术变革的“黄金时代”)。
[11]当时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之所以格外重视物理学、化学等基础学科,是与万尼瓦·布什的科学政策观点密不可分的。
[12]参见乔治·泰奇,《研究与开发政策的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32页。
[13]乔治·泰奇,《研究与开发政策的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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