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是地主阶级的叛逆者、启蒙主义的先驱，所以，在他身上既有寅时的晨曦，也有丑时的夜雾：

他一方面坚决否定“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拒绝封建仕途经济，把它说成是国贼禄蠹所干的勾当，嘲笑“君子杀身以成仁”的最高封建道德信条，把封建统治者目之为天经地义的“文死谏，武死战”说成是“胡闹”，并且，在视元春那种皇家婚事如浮云的同时，却为智能儿那样的民间恋爱而牵肠挂肚，这就不只否定了封建主义的“君臣之义”和政治道路，而且否定了体现封建帝王淫威的宫廷生活，还对“君权神授”说不无怀疑；另一方面，却又不敢正面否定“君权”本身。

他一方面痛恨自己所出身的侯门公府，把它说成是荼毒人生的牢笼，这就直接否定了封建主义的门阀制度；另一方面，听人说到宁府的腐败又会脸红，并不能忘怀宗族观念。

他一方面迫切地要求婚姻自主，并且热烈地进行了自由恋爱，殷切地向往个性自由，并曾有“放出”怡红院的女奴们“与本人父母自便”的打算，这就直接否定了封建专制的婚姻制度和奴婢制度；另一方面，却又浅尝辄止或不尝而止，并不敢在行动上与封建家长发生正面冲突，反而幻想和期待封建家长的主持或批准，不敢公然越礼、直接违犯封建伦理的亲权。

他一方面追求着比较合理的家庭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平辈、小辈，对下人不拘礼法，“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从来“不要人怕”，尊重意志，尊重个性，想“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这就直接否定了作为封建社会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的礼教观念；另一方面，却对长辈，对外人，礼数正经，“比大人行出来的还周到”，下人来传亲长的话，必起立回答，晨昏叩省，恪守不渝，甚至连走过父亲书房门前定须下马这一礼节也予遵守，不敢公然撕毁温情脉脉的封建礼教的面纱。

他一方面热烈赞美为封建正统人物所不齿的小说戏曲，称《西厢记》和《牡丹亭》等书是真正的好文章，深恶为封建正统人物所顶礼膜拜的时文八股，斥之为“国贼禄蠹”的“饵名钓禄之阶”，并由此而“祸及古人”，把历代那些所谓代圣贤立言的书籍一烧而光，这就不只彻底否定了封建主义的科举制度，实际上已经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孔孟之道；另一方面，却又不敢公然否定《四书》和反对孔子，而只敢“跪着造反”。

他一方面把对女性的赞美建立在对男性的贬斥之上，这不只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的一种反叛，实际上也是在否定男权的合理性，并通过对男权的否定从而否定以男性贵族居中心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却对晴雯存“共穴之情”，心里总想能有几个女孩子与自己同死同归，并不否定封建姬妾制的合法存在，实际上这又是对“男尊女卑”和男权观念的一种肯定。

他一方面极力反对封建宿命论，连在梦中也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强求不得，承认宿命论的合理，并且自己最终还是遁入空门。

他一方面在思想上是个敢于造反的“混世魔王”，几乎批判了整个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尽管是很不彻底；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又“只管安富尊荣”，是个十分怯懦的“富贵闲人”。

他一方面从奴隶们的反封建斗争中汲取着思想营养，并给予其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却不是于斗争中从被压迫者身上获得力量以形成自己的行动能力，而是把自己的权限挂靠在封建家长的欢心上，在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偷偷地给予被压迫者以庇护和温情，因此，也就易于成为梁上君子，从而也就加重了思想上的感伤情调。

他一方面在批判旧世界中培育着思想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观念的幼芽，显现了自己叛逆性格中的近代因素；另一方面，在陷入困境时却又常到佛老门前去求解脱，而思想上的感伤情调，一经与佛老学说相接触，便很自然地蒙上了一层虚无主义的色彩，以致他往往错误地把社会悲剧理解为个体化的人生问题，而把对现实社会的否定时而归结为对个人人生的否定，这就不时地消磨着他思想的斗争性和进取性。

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1〕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不只是对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民主性文化思想的批判继承，同时也是接受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思想影响的结果。而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是作为封建主义经济的否定物而出现的，另一方面还不能离开封建主义经济这一母体而独立发展。与此相适应，代表着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市民阶层思想意识，一方面是作为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另一方面还不能冲破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一母体而独立存在。这便是产生贾宝玉叛逆思想内在矛盾的时代根源。

《红楼梦》后四十回对贾宝玉形象的描写，在情节上与前八十回是颇多“前后关照”的。然而，一经高鹗辈的这种“前后关照”，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也就出现了逆转，渐渐地“改邪归正”了。

比如，原著写了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神游”的结果是使他堕入了“迷津”，亦即日益坚定地走上了叛逆的道路，成为不为封建礼法所化的“顽石”。续作中也写了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神游”的结果是使他“悟仙缘”、“断尘缘”，亦即由于识破了“世上的情缘，都是些魔障”，从此“乃忽改行，发愤欲振家声，次年应乡试，以第七名中式”^〔22〕。

又如，原著写贾宝玉入家塾，是出于能和秦钟“常相聚谈”，即所谓“不因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贾政要他“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他却当耳边风，结果书没有读成，倒把学堂闹得地覆天翻。续作写贾宝玉入家塾，是由于贾政要他“学个成人的举业”，结果是日渐“就范”，“天天按着功课干去”，忙得连林黛玉吐血也顾不得去探望。

再如，原著写贾宝玉为了应付贾政的“盘考”而连夜读书，可又从何读起呢？“若温习这个，又恐明日盘究那个；若温习那个，又恐明日盘驳这个。”结果书没理熟一章，倒把怡红院闹得人仰马翻。多亏晴雯灵机一动，让贾宝玉装病，这才混了过去。续作写贾宝玉为了完成贾代儒留的作业而彻夜读书，尽管他“觉得微微有些发烧”，还是把念过的《四书》拿出来，“翻了一本看去，章章里头，似乎明白；细按起来，却不很明白。看着小注，又看讲章”，自恨“在这个上头竟没头脑”。袭人怕他累坏了，哄他睡觉，可他躺在床上还在想功课，简直成了个“非朱子之传义不敢学”的人物！由此，也可见他评价《列女传》直讲得巧姐不觉“肃敬起来”，实非偶然。

还如，原著一再写贾宝玉“愚顽怕读文章”，从没“成篇潜心玩索”过一篇时文八股。续作在回目上仅原著的三分之一，却让贾宝玉作了四篇八股。第一篇，题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第二篇，题曰《人不知而不愠》，第三篇，题曰《则归墨》，第四篇，题曰《惟士为能》。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四篇八股有内在的联系，是出于高鹗辈的精心安排，要旨是教人们相信“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而“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这个“圣人之徒”，就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的道学家。贾宝玉写得如何呢？贾政的评语是：“初试笔能如此，还算不离。”并且认为一篇比一篇好。这种一篇比一篇好，实质上是反映了贾政对他的“洗脑”，也为他后来的“以第七名中式”铺平了道路。不少人认为《中乡魁宝玉却尘缘》中贾宝玉中举后一走了之，是对科举制度的嘲弄。我感到假若孤立地看他的应试，未尝不可得出这个结论。然而，假若注意到后四十回中所出现的贾宝玉思想性格的种种逆转现象，恐怕不能不认为他的应试是顺应着薛宝钗的一种愿望：“但能博得一第，便是从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换言之，贾宝玉的“应乡试，以第七名中式”，实则是他“乃忽改行，发愤欲振家声”的显著表现。这使他还不如第二回中所提及的倪云林，当然也就不可算“今古未有之一人”了。

问题是，贾宝玉作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这种思想上的逆转是否符合曹雪芹的意图？或者，能否说它是贾宝玉叛逆思想内在矛盾之消极面的反映？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首先，拒不“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这是曹雪芹所赋予贾宝玉叛逆性格的质的规定性，也是贾宝玉区别于张生和柳梦梅的地方。随着贾府的衰败和大观园里种种悲剧之不断出现，朝着“叛逆”的方向而不是朝着“改悟”的方向，这是曹雪芹所赋予贾宝玉之思想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把贾宝玉性格发展的趋势写成“浪子回头”，则歪曲了贾宝玉性格的这一基本方面。

其次，“情不情”是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内核，也是他的“人道观念”和“人权思想”的显著体现形式。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是两个叛逆者心灵的默契，彼此都“不是为自己而存在和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操心，而是在另一个身上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源，同时也只有在这另一个人身上才能完全享受他自己”^〔23〕。贾宝玉的出家，是由于他所追求的美好的东西为封建势力所毁灭，乃情极所致，因而是他堕入“迷津”的一种更为深刻的表现形式，它使贾府失去了最后一点复兴的可能。把贾宝玉的出家写成是由于他识破了“世上的情缘都是些魔障”而“改悟前情”，认为“一子出家，七祖升天”，这决不符合曹雪芹的意图。

最后，写贾宝玉为贾政所迫而留意于举业也直接与第七十八回关于贾政的思想描述相抵触。第七十八回明明写道：贾政“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归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况母亲溺爱，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既然贾政已“不强以举业逼他”而寄希望他能“发迹”于终南捷径，当然也就不应有什么“奉严词两番入家塾”、“老学究讲义警顽心”，以及“试文字”和“中乡魁”之类的情节了。顺理成章的似乎应该是：贾政把贾宝玉的《姽婳词》和他自己的“一篇短序”进呈礼部，以与同僚们竞请“恩奖”；其政敌们则在《姽婳词》上做文章，说“天子惊慌恨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云云乃心存“唐突朝廷”，从而点燃了贾府被抄的导火线。贾政自己固然是“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贾宝玉也因此而被关进了“狱神庙”。

顾颉刚先生说：高鹗“他也中了通常小说‘由邪归正’的毒，必使宝玉到后来换成一个人”^〔24〕。我认为这是有眼光的。贾敬羡慕的是白日飞升，贾政羡慕的是金章紫绶；贾宝玉兼而有得，真堪光贾府之门楣！然而，这绝不是曹雪芹的思想。

注　释

————————————————————

〔1〕 《唐高僧传》卷十九，引自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www.daowen.com)

〔2〕 参见《庄子·齐物论》。

〔3〕 《鲁迅全集》第8卷，第1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5卷，第229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

〔5〕 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二。

〔6〕 《焚书》卷三《童心说》。

〔7〕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223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8〕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引自一粟：《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02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4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0〕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引自一粟：《红楼梦卷》第一册，第90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11〕 《左传》昭公七年。

〔12〕 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13〕 《鲁迅全集》第9卷，第2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 何其芳：《论〈红楼梦〉》，见刘梦溪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上卷，第68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5〕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7〕 诸联：《红楼评梦》，引自一粟：《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18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18〕 详见拙著《红楼十二论》之《论〈姽婳词〉在〈红楼梦〉悲剧结构中的地位》，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9〕 仁德：《佛教与中国文化·代序》，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

〔20〕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见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3〕 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32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4〕 引自俞平伯《红楼梦辨》，第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