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贾府的大观园里为什么会出现贾宝玉？这不妨结合《红楼梦》所提供的典型环境来考察。需注意者有五：

其一，贾宝玉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这个贵族世家，正面临着双重危机：一是“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二是“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以致“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聪明灵慧，略可望成”。随之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管教这个“命根子”？“不严不能成器，过严恐生不虞。”这就引起贾政和贾母之间的矛盾。

贾政作为程朱理学的虔诚信徒，强调的是“不严不能成器”。“严”，就是在德育上要贾宝玉懂得：“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5〕，从而做一个忠孝双全的人。“严”就是在智育上要贾宝玉做到：通明世事，练达人情，把《四书》讲明背熟，精通时文八股，从而跃马仕途，光宗耀祖。因此，一旦发觉贾宝玉身上有叛逆思想的萌芽，便火得连绳子都用上。

然而，尽管贾政暴跳如雷，宣称若“明日酿到他弑君弑父”，“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我们却不必为贾宝玉的生命担忧，这是由于：就贾政与贾宝玉的矛盾性质而言，从本质上看，是封建主义思想和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这两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是封建大家族内部两种生活道路和两种政治前途的斗争，他们各自代表了根本对立的不同的历史方向，这当然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后者尚未酿到公然要“弑君弑父”的地步，还只是社会阶级矛盾和封建宗法社会的政治危机在这豪族世家内部的反映，故而贾政对贾宝玉的恨，主要是恨铁不成钢的性质，恨至深，也是期望过于殷切的变相表现。其所以一杖下一道血地打贾宝玉，全然是由于封建教育的违反人性决定了他要使贾宝玉循规蹈矩，不得不靠“打”。

正因为那管教从严是落在一个“打”字上面，而贾母作为利己享乐主义者又以嫡孙绕膝为乐，所以也就必然要强调“过严恐生不虞”，直把贾宝玉宠得“无人敢管”。

其实，贾母作为贾府全家上下所尊崇的最高权威，她对贾宝玉的管教从宽，这种“宽”也是有限度的，是以不撕毁温情脉脉的封建礼教的面纱作为前提的。这位“老祖宗”不是说嘛：“大人溺爱的是他一则生的得人意儿，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容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可见她对贾宝玉的溺爱是具体的、有原则的，不是抽象的、无缘无故的。这种缘故又不能停留在这段话的表面看，还须探究一下她所说的“生的得人意儿”，指的究竟是什么。难道是指贾宝玉体态的风流俊美？不，贾府的“玉”字辈和“草”字辈除了贾环以外，都是英俊少年。贾母所说的“生的得人意儿”，应该用她自己的话来作解释：“我养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这玉儿还像他爷爷。”贾母这段话又是由张道士的一段话引起的：“我看见哥儿的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张道士这么说，实指贾宝玉将来有出息，而这正说在贾母的心坎上。

显然，贾母这位利己享乐主义者对贾宝玉的疼爱，与封建卫道主义者贾政对贾宝玉的恼恨一样，也是以维护封建主义的根本利益为基础的，它们实质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贾政强调“不严不能成器”，管教从严，是出于“望子成龙”、光宗耀祖心切；贾母强调“过严恐生不虞”，管教从宽，是出于“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思想——照封建“恩荫”制，反正像他们这样人家的子孙，“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二者的矛盾又统一在贾府的家族利益之上了。

尽管如此，这种矛盾对于形成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却是个不可或缺的前提。贾政强调“不严不能成器”，妄图以野蛮的打骂来强使贾宝玉“就范”，其客观效果是使贾宝玉对他犹如“避猫鼠儿”，当然也就不能够叫贾宝玉亲之敬之，接受他的影响和教育了。贾母强调“过严恐生不虞”，唯恐逼贾宝玉“念书”逼出病来，其客观效果正如同兴儿所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贾宝玉是个“杂学旁收”、博览群书的人。兴儿这里所说的“书”，显然是指《五经》、《四书》与时文八股。照李贽的说法，此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6〕。贾宝玉自幼“没有上过正经学堂”，“不习文也不学武”，这意味着他从小没有受过正规的封建教育，因而没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的打算，也少受一层那潜流于家塾中的淫风恶习的感染。

然而，贾宝玉既没有因贾母的溺爱，“无人敢管”，便仗着国公府的势力，像薛蟠那样到处“斗鸡走马，游山玩景”，染上封建上层社会的种种恶疾，变成恶少；也不曾成为贾琏式的“于世路好机转”的淫棍；反倒成了“百口嘲谤”的逆子、丫鬟和优伶等奴隶们的“良友”，这又可见贾母和贾政在管教问题上的矛盾，仅给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前提、一个空隙，它本身却不是形成贾宝玉叛逆性格的现实土壤。

其二，正如恩格斯所说：“最初的阶级压迫是跟男性对女性的奴役相一致的。”^〔7〕这种“男性对女性的奴役”，也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是封建等级压迫的特殊形式。贾宝玉所生活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便是这样一种现实。它一经作者的艺术处理，遂形成两个相互对照的世界：一边是居于统治地位作威作福的男子，一边是居于被压迫被牺牲地位的少女。

贾府的男性贵族虽有贤愚不肖之别，其共同特点是：品格虚伪、思想贫乏、识见浅陋、精神空虚、行止污浊、生活奢靡。要之，都是“泥做的骨肉”，堂堂世袭一等将军贾赦，是色中厉鬼，年已昏聩，尚垂涎鸳鸯，真是一腔欲火，满身俗骨，却偏要附庸风雅，想以重金购买石呆子的二十把古扇，“弄得人坑家败业”。其子贾琏平日也“似饥鼠一般”，“脏的臭的都往屋里拉”；此人还有一个特性：于世路上好机转，油锅里的钱都想捞起来花。现任族长贾珍及其子贾蓉，平素更是“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以致使赫赫宁国府“除了两个石头狮子以外，没有干净的”。贾政是贾府的旗帜人物，却内不能刑于爱妾，外不能驾驭豪权，庸陋若此，又焉能御于家国？

别以为这是“运终数尽”的贾府所特有的现象，当时各世家子弟莫不如是。正如清朝二知道人所说：“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太史公之书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逮古人远矣。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8〕国丧期间，诸世家子弟麇集宁国府，在吃喝玩乐上搞“临潼斗宝”，这便是明证。

还应该看到，贾府这个“诗礼簪缨之族”虽则“儿孙不肖”，但“家无犯法之男”。它的儿孙们的胡作非为，均在封建国家所给予他们的特权范围以内，这里不存在高衙内和严世蕃式的人物；衣冠禽兽如贾珍父子，人前也是知书识礼，既没有在外强抢民女，也不曾在内强奸丫鬟。所以这个贵族世家的子孙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中还算是佼佼者，比如较之王府的王仁就要懂得些廉耻。程高本借冷子兴的口，说贾赦其人“为人却也中平”，贾政其人“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实则反映了时人的看法。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统治阶级社会真是“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9〕。

旧社会不是有“赤子之心”说吗？说的当是小孩子入世不深，所受社会影响较浅，因而能够有一些识辨是非善恶的初步能力。《红楼梦》强调地写了贾宝玉的聪慧和早熟，因此所谓“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实即那污浊的男性贵族社会在他幼小心灵里的反映，而他早期身上的纨绔习气，如与袭人云雨偷试以及撵茜雪等等，则又是由于蒙受这一男性贵族社会的影响。

假若说，自幼摆在贾宝玉面前的以男性贵族为中心的统治者世界犹如鲍鱼之市，那么，同时摆在他面前的以丫鬟为主体的女孩子世界则宛如芝兰之室。贾宝玉实际是在哪一个世界里长大的呢？是在这后一个世界里。其中许多女孩子服侍他，看护他，各以一颗真挚的心围绕着他。贾宝玉从小不止在生活上跟她们亲密，内心深处也是亲爱着她们的，“利女子乎即为，不利女子乎即止”^〔10〕，几乎成了他的行动准则。

在社会上与那以男性贵族为中心的“上层”社会相对抗的，当然是由农民和新兴市民等所构成的“下层”社会。而反映到贾府的后院，便出现了以女奴为中心的被压迫者的反抗。贾府的奴婢有三种：一是“家生子”，即奴才们的子女；二是“买来的”，即破了产的农户的女儿；三是从苏州采办来的优伶，即属于市民最下层的戏子。这样，就使这种反抗具有更为普遍的社会意义。

贾府女奴们的反抗并不是由于衣食无着，铤而走险，向往“清官政治”。谁要以为贾府的黑暗是黑暗在“为富不仁”，那就错了。它的黑暗是黑暗在“富而好礼”，“礼”就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贾府对奴才们的基本态度，不是奴役加践踏，而是奴役加保护。其主子们一面把奴才们看做猫儿狗儿，一面给他们锦衣玉食，还按月发给“月钱”。把奴才们看做猫儿狗儿并予以奴役，是“霸道”和“王道”的共同特点。其理论依据是圣贤们的良法美意：“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11〕“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是在对这些“猫儿狗儿”的具体态度上：奴役加践踏，是谓“霸道”；奴役加保护，是谓“王道”。所以贾府对奴隶们实施的是“王道”，而不是“霸道”。它主要是以仁义道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用贾政的话来说就是：“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

贾府的女奴们之所以起而反抗，并且“一处不了又一处”，是由于她们朦胧地意识到自己是“人”，不是会说话的“猫儿狗儿”；既然是“人”，就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主之权，就应该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和行动，并且彼此处于平等的地位。这种想争到“人”的价值的要求，就与封建主义的人身关系，与贾府所代表的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谓“已后儿孙承福德，至今黎庶念荣宁”，也就随之而成为人间喜剧、人生悲剧。晴雯、鸳鸯、龄官等的遭际正说明这一点。还是拿鸳鸯来说吧，作为“家生女儿”，其社会地位又低于平民出身的奴隶；而由于获得贾母的倚重，成了贾府最有脸面的奴婢。照当时世仆制规定，“家生女儿”的婚姻问题应由主子说了算；照封建婚姻制规定，男女婚姻问题应由家长做主。贾赦想收鸳鸯为妾，并且让邢夫人亲自出面说合，并且获得鸳鸯兄嫂的赞同，可谓合法合理，合乎世态人情。照时人的看法，这对于一个“家生女儿”，真是“又体面又尊贵”，是“天大的喜事”。然而，鸳鸯却公然一反封建社会的“事体情理”，抱定“不论尊卑，惟我是主”的思想，坚定沉着、按部就班地谱写了一曲奴隶反封建的正气歌。

其他女孩子一般也都有她们勇敢无畏、自由不羁的一面。比如司棋在凤辣子搜出了她的情书之后，“并无畏惧惭愧之意”；当被周瑞家的奉命撵出大观园之时，还要求能到“相好的姊妹跟前辞一辞”。可见她是如何置封建道德于脑后，而自认为并没有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芳官挨了赵姨娘的打，蕊官、豆官、葵官竟“只顾她们情分上义愤，便不顾别的”，一窝蜂赶去打群架，全不受封建礼法的拘检。

晴雯被称为贾宝玉的“第一等人”。贾宝玉自幼便和鸳鸯、司棋十分亲近。龄官“画蔷”曾“痴”及贾宝玉。贾宝玉对藕官的“痴理”曾予“真情”揆度。芳官派给怡红院后还曾和贾宝玉发生亲密友情。因此，她们的混和着血与泪的身世经历，她们的杳渺而惨淡的未来命运，她们所处的被奴役、遭蹂躏的客观社会地位，她们所蕴涵的为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等而勇猛抗争的主观思想情绪，在耳濡目染中当然也就会给贾宝玉以深远的影响。

需强调指出的是：与奴婢们的思想品格给予贾宝玉的影响相比，奴婢们的社会存在给予贾宝玉的影响尤为重要。思想上接受了奴婢们思想品格熏陶的贾宝玉，反过来再看看奴婢们的社会存在，就不能不发他深省，从而容受着更大的教益。晴雯等反抗者的遭际且不必说，它一次又一次地使贾宝玉直接感受到封建统治者以“理”杀人的罪恶。比如，平儿是个“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12〕。她本人的思想对贾宝玉的影响，其积极面并不显著。然而她的境遇也引起了贾宝玉由衷的同情，使贾宝玉从中看出了她与贾琏夫妇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深深感到“此人薄命比黛玉尤甚”，明确地表露了自己对贾琏夫妇之淫暴威权的不满，察觉出封建秩序的腐朽和不合理。

贾府丫鬟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世遭遇给予贾宝玉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些小姐们的命运遭际给予贾宝玉的影响又是如何呢？也是深刻的。这些贵族少女，虽然莫不过着“饫甘餍肥”的生活，却同样是所谓“有命无运”之物，不仅才智被埋没，甚至连生命也操纵在男性贵族的手里。

不是吗？元春贵为贵妃，实质上只是金丝笼中的小雀，荣华富贵并不能代替她内心的怅惘与悲凉，在供最高统治者淫乐的后宫里，默默无闻地埋葬了自己的青春与生命。李纨的生活早已枯死，吃人的礼教观念把她的灵魂禁锢在僵死的躯壳里，将自己的唯一希望寄托于“从子”，也只落得个“梦里功名”而已。“浑名二木头，戳一针也不知嗳哟一声”的迎春，实际上是被贾赦以五千两银子作为身价卖给了一个像恶狼一样狠毒的男人，婚后不到一年便被折磨而死。探春空有“才干”，终是个女子，“出不去，走不了”，只好任由远嫁异乡，成为男人的附庸，在“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的赫赫豪门，过着“芙蓉开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的凄凉生活。“勘破三春景不长”的惜春，要想不蹈三个姐姐的覆辙，也只好“缁衣顿改昔年妆”。湘云婚后不久，便“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劳燕分飞。黛玉更是由于惨遭摧残，泪枯而殁。横行半世的王熙凤，最后也“身微命蹇”，被贾琏休弃而“哭向金陵”。真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13〕。

一支王道曲，千红无孑遗。黛玉的葬花是牵动女儿们命运的。是故，《红楼梦》的悲剧是美之被毁灭的悲剧。

要而言之，贾府是个“礼法王国”。这个王国里有两个天地：一是以男性贵族为中心的封建统治者的天堂，以及与此相联的仕途经济的道路；一是以女性奴隶为主体的被压迫被牺牲者的地狱，以及与此相联的为争取自由而勇猛抗争的道路。这种奴役与反奴役的斗争，其斗争方式虽然与社会上的奴役与反奴役斗争有所不同，然而所要解决的本质问题却是一样的，即：是维护封建制度，还是反抗封建制度，或怀疑这个制度的永恒性。因此，从小就在丫鬟群里长大的贾宝玉，是既不能不受男性贵族们的思想影响，也不能不受奴隶们的思想熏陶。就其实质来说，双方都在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着贾宝玉，而不论其自觉与否。

正是女奴们的优良品质和反抗精神，正是女奴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世境遇，正是贵族少女们为封建礼教所播弄的悲惨命运，时时刻刻在作用于贾宝玉的思想意识，熏陶他、教育他、震惊他、策励他，从而培植着他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嫩芽，并进而发展为对封建“仕途经济”的憎恶，因为这种仕途经济集中代表着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因此，与痛绝“仕途经济”相对照而存在的独喜“内帏厮混”，是贾宝玉叛逆性格的主要表现，是贾政之所以火得要勒死他的根本原因，也是形成他叛逆性格的基本土壤。贾宝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在以此为中心的两个世界、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斗争中滋生和发展的。

其三，社交活动，特别对贵族子弟来说，是组成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社会生活教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到底是让贾宝玉与上层贵族社会交往，还是由着他与下层平民社会交游，这对他性格的形成当不无作用。

贾雨村为了讨好贾政，借以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每访贾府，“回回定要”见贾宝玉，贾政也敬重贾雨村，把他看成是贾宝玉社交活动中的良师益友，很希望贾宝玉能多多与他接触，以期“通明世事，练达人情”。(www.daowen.com)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北静王向贾政笑道：“小王虽不才，却多蒙海上众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颇聚。令郎常去谈会谈会，则学问可以日进矣。”这使贾政受宠若惊，“忙躬身答应”。

贾政不学无文，却颇爱自充风流名士，甚至自称“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此，携儿辈应酬，亦常赴诗坛文会。其实，贾政所说的“深精举业”固然是“经济学问”，贾政所说的“诗酒放诞”也是种“经济学问”，甚至还被看做是条“终南捷径”。这也就是他有次赴诗坛文会回来何以兴兴头头命宝玉兄弟、叔侄作首《姽婳词》，以志“姽婳将军”林四娘之“忠义”而呈请“恩奖”的真正原因。

凡此，说明贾政所提供给贾宝玉的社交路线，是一条以“经济学问”为枢纽、以利害关系为转移的社交路线。

然而，贾宝玉除了贾政所要求的社交活动以外，还有自己的社交活动，这就是喜与秦钟、蒋玉菡和柳湘莲等社会上的中、下层人物交游。这是一条以平等观念为基础、以个性解放为枢纽的社交路线。

贾宝玉的第一个朋友是出身于“清寒之家”的秦钟，这也是他所接触到的第一个清寒子弟，故而曾使他耳目为之一新，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贾宝玉在比自己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面前的自惭形秽，正反映了他对封建等级制度合理性的深刻否定。

元春“晋封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全府上下莫不“洋洋喜气盈腮”，忙于“谢恩”，独贾宝玉一个“皆视有如无”，却成天惦记着秦钟和智能儿的命运，足见其把民间的男女私情、朋友之谊看得比皇家的新婚大典、君臣之义还重。贾宝玉与秦钟的关系就建立在这种公然弃置封建礼教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基础上！诚然，秦钟对“举业”的看法与贾宝玉是存在着潜在的分歧的，然而，秦钟的社会存在却给予贾宝玉以深刻的教育。后来，只因无力为秦钟护墓，又使他深恨自己“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

经常照看秦钟的孤坟，未到节期就“打点下上坟的花销”者，是“一贫如洗”、被贾琏看成“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都无情无义”、曾挥拳痛打薛蟠却“最和宝玉合的来”的柳湘莲。其实，柳湘莲敢于抡拳苦打呆霸王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这是“冷”的；而对亡友秦钟的坟却护理备至，唯恐为雨水冲坏，这又是“热”的。不知尤三姐的品行，鉴于她是宁府的亲戚并住在宁府，决意“不做这剩忘八”而断然要求解除婚约，这是“冷”的；既知尤三姐为人，便不计其以往是否有失贞节，口唤“刚烈贤妻”，抚尸拊棺大哭，这又是“热”的。因此，这位“冷二郎”的“冷”，是“横眉冷对权贵指”的“冷”，实际上却是个热心热肠、多情多义的人。“他最和宝玉合的来”，则显然是出于反封建思想的一致。因此，“冷遁了柳湘莲，剑刎了尤小妹”，当然也就更使贾宝玉要难过得“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

贾宝玉和秦钟、柳湘莲友善，与忠顺王府的优伶蒋玉菡也是至交。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优伶与娼妓同列，社会地位最为低下。可蒋玉菡并不安于自己的命运，而力求摆脱封建统治者的桎梏，也曾一度逃出忠顺王府，过了几天“自由民”的生活。贾府的奴隶在反抗，忠顺王府的奴隶也在反抗，这说明奴隶们反封建贵族的斗争乃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贾府的优伶龄官等在强烈地向往着人身自由，忠顺王府的优伶蒋玉菡则以逃跑来取得人身自由，这说明奴隶们要求人身解放已成为当时的社会问题。贾宝玉在认识蒋玉菡以前，便以“无缘一见”为恨；偶然相遇，即一见如故，互赠“汗巾”，聊表爱戴，终至酿成他大承笞挞的重要原因之一，虽被打得寸骨寸伤，却毫不后悔，反而宣称“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而从脂批得知，贾宝玉后来落入“贫穷难耐凄凉”境地，蒋玉菡也一直给他资助和慰藉。凡此，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们的友谊是一种心灵上的默契，所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贾宝玉不是曾经宣称要放出怡红院的丫鬟们“与本人父母自便”吗？在这里，我们不只看到他的叛逆思想与作为新兴市民阶层代表人物而出现的蒋玉菡的“作反”精神之间的血肉联系，而且看到了他的这种思想是如何地符合时代要求。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即云：石头上所记“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史湘云在劝贾宝玉也该常常地会会那些为官做宰的人们时，不是真心希望他日后能“有个朋友”吗？从脂批得知，贾府“树倒猢狲散”之际，贾宝玉从贾雨村之流那边看到的是落井下石，从蒋玉菡等辈——其中包括为他所撵出的茜雪——这边获得的是救援。难道还有比这更巨大、更切实、更深刻的教育吗？这也可见，童年时期的贾宝玉所说的“男子是泥作的骨肉”，这“男子”二字越到后来就越显出其实际上是男性贵族和达官贵客们的代称。

概而言之，自幼接受了丫鬟们思想品质和社会存在影响的贾宝玉，随着齿序日增，在社交活动中“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而喜同社会中、下层人物交往，这是他处于萌芽状态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在交往的过程中，又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品格与社会存在的影响，反过来又加速了他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促进着他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因此，同与贾雨村之流相对立的所谓“游荡优伶”交往，是贾宝玉叛逆性格的重要特点，是贾政之所以气得要勒死他的重要原因，也是形成他叛逆性格的又一现实土壤。

其四，贾政想通过贾代儒的口教贾宝玉好好攻读《四书》，社会却经过茗烟的手给贾宝玉捎来了种种“杂书”。这种“杂书”和《四书》的对立，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文化思想的对立。《西江月》说贾宝玉“愚顽怕读文章”，薛宝钗笑贾宝玉“每日家杂学旁收”，足见贾宝玉并不是不喜读书，而是学有偏好。

何谓“杂学”？清人章学诚《章氏遗书·答沈枫墀论学》云：“自雍正初至乾隆十年许，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文’，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章学诚所闻的“老生宿儒自尊所业”，实即《儒林外史》里王仁之流所说的“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

贾宝玉“愚顽怕读文章”，而“每日家杂学旁收”，正说明他是个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怕读”的只是《四书》，厌为的是八股制艺那一套，论真才实学，倒是贾政之流所望尘莫及的。试看《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个是那么才华横溢，思想清新活泼；一个是那样心思干枯，学识浅陋迂腐。一“试”之下，也就比出了优劣。

贾宝玉读的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诗词曲赋小说，二是佛老的著作，三是《五经》、《四书》等等。这些书对于他叛逆性格的形成，曾起过不同的作用。这里只想谈谈“杂书”对宝玉的影响。

《西厢记》和《牡丹亭》是两部具有强烈反封建礼教倾向的古典戏曲。这两部作品着力描写了爱情与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力地批判了程朱理学所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说教。《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写贾宝玉偷看《西厢记》，并对林黛玉说：“真真这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第三十六回又写贾宝玉“想起《牡丹亭》曲来，自己看了两遍，犹不惬怀，因闻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有小旦龄官最是唱的好”，便特意跑去央求她“唱‘袅晴丝’一套”。显然，这两部作品对于他和林黛玉的爱情关系，曾起过促进作用。

然而，有两点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其一，贾宝玉在向林黛玉表示爱情时曾两次自比张生，却从未把自己比做柳梦梅。原因何在呢？照我看，就在于：在爱情生活问题上张生的主动性甚于柳梦梅，在仕途经济问题上柳梦梅则远比张生热切。这就决定了贾宝玉对张生和柳梦梅的实际态度是右张而左柳。其二，不论是张生和崔莺莺，还是柳梦梅和杜丽娘，他们在婚姻问题上虽是封建礼教之道德规范的叛逆者，而在人生道路问题上却又是封建礼教之社会规范的遵循者，特别是柳梦梅和杜丽娘。柳梦梅不必说，其人生抱负便是“必须砍得蟾宫桂，始信人间玉斧长”。要是把杜丽娘的婚姻观与薛宝钗和林黛玉的婚姻观做一对比，就会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杜丽娘对柳梦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具有爱情生活上的自主性，其所期望于柳梦梅的是：“盼今朝得傍你蟾宫客，你和俺倍精神金阶对策。”薛宝钗对贾宝玉，“莫言绮穀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在婚姻问题上也具有自主性。其所期望于贾宝玉的是：能改弦易辙，成为蟾宫之客。林黛玉对贾宝玉，“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在爱情生活上更始终是具有自主性，却“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不难看出，杜丽娘的婚姻观与薛宝钗颇类，同林黛玉则大相径庭。贾宝玉否定“金玉良缘”，肯定“木石前盟”，这正反映了他的叛逆不仅仅是婚姻上的叛逆，更主要的是人生道路上的叛逆。所以，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与柳梦梅和张生相比，虽有相通之处，却存在着质的不同。

《西厢记》和《牡丹亭》只是贾宝玉“拣了”带进怡红院的“文理细密”的“几套”书中的两套，还有“许多”“粗俗过露”的“传奇角本”和“古今小说”“都藏在外面书房里”。这些书都是茗烟为使贾宝玉“开心”买来的。照茗烟私下嘱咐贾宝玉：“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可见问题的严重性。“传奇角本”和“古今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常常把其中的女子描写得比男子出色，亦即妇女观往往比较进步。这当然并不等于说都是市民思想的反映。然而，像拟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它“对男女爱情有它的特别的看法，提倡什么‘帮衬’，说‘只有会帮衬的最讨便宜’……那就的确只能用市民思想来解释了。”^〔14〕何谓“帮衬”呢？这在它的“入话”里有解释，就是对女方能“服小”、善“体贴”的意思，实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不仅不鄙视妇女，不把她们当做奴隶看待，相反地倒极其尊重她们的人格尊严，极其尊重她们的意志自由。这类作品的妇女观和爱情观对于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显然是起着良好的作用。

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传奇角本”和“古今小说”里，那些把女子描写得比男子出色的作品，其中与女子成对照的一般都是学养迂腐或品格不端的某类男子，而不是整个男性社会。那些提倡所谓“帮衬”的作品，其所主张的“帮衬”一般也只囿于处理性爱关系，并未作为一种处理社会伦理关系的准则。《红楼梦》则不然，反映到贾宝玉身上，就是既继承了这些民主性的思想，又把这些民主性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其特征是：一方面是对于世俗男性的憎恶和轻蔑，一方面是对于女孩子特殊的体恤和尊重。如上所述，这种与对女孩子的特殊的体恤和尊重相映衬的对世俗男性的憎恶和轻蔑，实质上反映了贾宝玉对现实社会统治秩序的否定，因为封建主义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建立其统治权的，妇女所受的压迫实际上反映了宗法等级的压迫。所以，我们说贾宝玉性格的主要特点即所谓“情不情”，就其社会意义说，实则反映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权平等的要求，实质上也就是人道观念与人权思想，亦即初步民主主义精神。

由此看来，贾政和贾宝玉在《四书》和“杂书”问题上的对立，具有双重意义。第一，这种对立是历史上，特别是明中叶以来，推崇理学与反对理学斗争的继续。贾宝玉的叛逆思想，“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为前提”^〔15〕，这种思想资料又是那么丰富，甚至包括儒家经典如《诗经》等的合理内核。第二，这种对立又是现实社会中的民主性文化与封建文化斗争的尖锐反映。

然而，无独有偶，薛宝钗也是个“杂学旁收”的人物，可在思想上却与贾宝玉相对立。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里面传统的人民性或民主性的文化思想，尽管对于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但作为思想资料，它毕竟只是促成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的“流”，而不是“源”，只有时代潮流和现实生活才是“源”，并且是唯一的“源”。贾宝玉遇到这种思想资源其所以犹如磁场之遇到铁，就在于他的心灵深处已经滋生着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就是所谓“内帏厮混”和“游荡优伶”等所受的思想影响和教益。

其五，《红楼梦》里有贾宝玉和甄宝玉，就像《西游记》里有孙悟空和六耳猕猴。甄宝玉与贾宝玉童年时代宛若一人，而成年后却截然各别，一个成了地主阶级的接班人，一个成了地主阶级的叛逆者。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存在决定意识，封建统治者直接地损害了贾宝玉自身的利益，他的知音、理想伴侣——林黛玉的悲惨遭遇使他有切肤之痛，使他由贵族地主的宠儿一变而成为受害者。所以，我认为宝、黛的爱情悲剧是促使贾宝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不断巩固和发展的一种牵引力。

林黛玉对贾宝玉的爱是从叛逆思想出发的，她使自己的爱情化作一股叛逆性的力量，推动贾宝玉坚定地走自己的叛逆道路，成为“于国于家无望”的贰臣逆子。薛宝钗对贾宝玉的爱是以夫贵妻荣为指归，她想使自己的爱情变为一座强力的吸盘，吸引贾宝玉离开自己的叛逆道路，成为贵族世家的继业者。因此，宝、黛、钗的纠葛就不仅是爱情问题，而是人生道路问题。

贾宝玉的爱情生活，开始时并不专一。刚向林黛玉起誓：“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一转身见到薛宝钗“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在梦游太虚幻境时他所见到的“乳名兼美字可卿者”的仙子，“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便是这种现实心理的反映。

贾宝玉终于“只念木石前盟”，这是由于薛宝钗爱说“混账话”，屡屡规劝贾宝玉走封建主义的仕途经济道路，用阴柔的手腕对他进行着无休止的“争取”，其结果是导致贾宝玉的嫌厌，日益加深着二人思想上的鸿沟；而林黛玉从不劝贾宝玉去“立身扬名”，且其身份是小姐，才貌似宝钗，身世似香菱，思想品格似晴雯和龄官……要之，在她身上集中了大观园里所有女孩子们使贾宝玉关心、钦羡、悲悯、亲爱的一切客观与主观的特征。这就决定了贾宝玉必然会随着他思想的发展而把对姊妹们的尊重与体贴、对丫鬟们的同情与爱护越来越汇集到林黛玉身上，从而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生死不渝的爱情。

说到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既不同于张生和崔莺莺，也不同于柳梦梅和杜丽娘，还由于无论是张生和崔莺莺，还是柳梦梅和杜丽娘，都是所谓“一见钟情”，导致他们相爱的起因是“郎才女貌”，促成他们最后结合的基础是“金榜题名”。因此，这种婚姻在性爱问题上虽则有悖于封建礼教，在价值观念和人生道路问题上却符合彼此的家世利益。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则不是如此。第一，双方在经过一段相互了解之后所建立起来的以互爱为前提的爱情关系，既与封建婚姻所必须遵守的“父母之命”的包办性质截然相反，也和一见钟情式的单纯情欲婚姻不同，这种恋爱过程本身便符合人权思想。第二，双方的爱情生活并不以追求单纯的性欲为目的，而以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理想为基础，且以拒绝仕途经济即人生道路上的叛逆为枢纽，同时把彼此的社会地位和财产占有情况以及体质条件等等一概置之度外，具有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理想性质。第三，双方的爱情关系具有自主性和平等原则，既不容许男尊女卑，也不容许任何外来条件的干预，并且这种爱情达到如此猛烈和持久的程度，以致如果不能结合，那在双方看来，就是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即使为此而献出生命、与家庭诀别，也在所不惜，这具有家庭世法变革的性质。因此，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就其性质来说，是属于近代社会的性爱，是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下要求婚姻制度变革的一种反映，是反封建的追求个性、解放思想的显著表现。尽管与尤三姐和司棋等的婚姻观相比，还蒙着一层较为浓重的公子小姐的思想色彩，但与张生和崔莺莺、柳梦梅和杜丽娘的婚姻观相比却有质的不同。

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封建贵族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16〕恩格斯这一精辟论断，指明了封建社会统治者之间婚姻关系的阶级实质。贾府究竟是娶薛宝钗，还是娶林黛玉，或者另找，归根结底，则应由这个封建大家族的“家世的利益”来决定。《红楼梦》自第三十四回以后，宝、黛爱情关系一经确定，便再也不写宝、黛、钗三者之间的爱情纠葛，而集中笔力去展示贾府的日用排场与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是种很高超的写法，它令人信服地写出贾宝玉的婚姻问题是“中原得鹿不由人”。清人诸联说得好：“宝玉之于黛玉，木石缘也；其于宝钗，金玉缘也。木石之与金玉，岂可同日语哉？”^〔17〕这倒并不是由于贾母等人生就一副势利眼，须知“金钱”是巩固“权势”的后盾，“权势”是捍卫“金钱”的前矛。“贵”而不“富”，“贵”难持久；“富”而不“贵”，“富”必难保。贾府的特点是威名远震而内囊空虚，薛府的特点是门庭冷落而家资殷实，因此，借新的联姻以结成“权势”和“金钱”的同盟，也就势在必然；更何况薛宝钗的好说“混账话”及其所独具的“小惠全大体”的“治才”，又完全符合贾府改造宝玉和治理家政的需要。

因此，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的产生是必然的，贾宝玉和薛宝钗婚姻悲剧的产生也是必然的。就历史渊源来说，后者是前者的直接继续。就性质来说，新生力量因一时的弱小而无力抗御旧势力的迫害，产生了贾宝玉的爱情悲剧；旧势力又由于自身内在的虚弱而无力彻底压服新生力量，反遭到它的一再抗击，又产生了贾宝玉的婚姻悲剧。就当事者来说，宝、黛是在反封建的战斗中牺牲，宝钗是在帮助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秩序的过程中自挖墓穴。就社会根源来说，贾宝玉的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既是由贾、史、王、薛这四大家族兴衰与共的家世利益所造成，同时又反映了这四大家族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情由动摇而专一而生死不渝，对薛宝钗的感情由爱慕而不满而疏远而于婚后又离弃了她，这是他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具体表现和必然结果；而两次悲剧的产生，反转来又加速了他叛逆性格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便以遁入空门的形式来向他所出身的阶级诀别。而这种诀别形式虽则是消极的，却也使宁、荣二公之灵所寄予他的“略可望成”的殷切期望，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