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握贾宝玉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征，最好从解读他的一些“呆话”入手。因为这些“呆话”对于表现他的叛逆思想和行为，具有“点睛”作用。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是贾宝玉的“呆话”之一。

这一“呆话”，实际上道出了他的生活体验和人生信仰。何以言之？书中说宝玉：“并不想自己是丈夫，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更有个呆意存在心里。——你道是何呆意？因他自幼姊妹丛中长大，……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有这个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

因此，面对女儿，宝玉便不觉自惭形秽，纵然是对“身为下贱”者，也是如此。比如，旧时的优伶比贾府的下三等奴才都不如，社会地位是很卑贱的，而宝玉从芳官处知道了藕官烧纸钱的原因及其对感情和生死的看法后，“不觉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称奇道绝，说：‘天既生这样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

因此，与《晋书·宣帝纪》所载“亮数挑战，帝不出，因遗帝巾帼妇人之饰”以示辱之含义相反，如果以“女孩儿一样的人品”说宝玉，则宝玉将视之为对自己的莫大褒扬。比如，书中写宁府为秦可卿出殡，道是：“凤姐儿因记挂着宝玉，怕他在郊外纵性逞强，不服家人的话，贾政管不着这些小事，惟恐有个失闪，难见贾母，因此便命小厮来唤他。宝玉只得来到他车前。凤姐笑道：‘好兄弟，你是个尊贵人，女孩儿一样的人品，别学他们猴在马上。下来，咱们姐儿两个坐车，岂不好？’宝玉听说，忙下了马，爬入凤姐车上，二人说笑前来。”于“女孩儿一样的人品”下，有脂批云：“非此一句宝玉必不依，阿凤真好才情。”这对宝玉之心理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由此，一些研究者认为宝玉是个女性化的男人。这看法是难以成立的。我们知道，如果说《红楼梦》前五回是全书的序幕，则第六回便是小说的正式开端。可该回却不只浓墨写了、还赫然标以“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以为除了旨在写出早期的宝玉曾染有纨绔习气以外，还旨在说明作为“绛洞花主”的宝玉是个地地道道的正常男人：一也。脂批又告诉我们，在佚稿中当林黛玉泪枯而亡之后，宝玉还曾娶宝钗为妻，麝月为妾，可见他并不乏男儿情怀，绝不是一个女性化的男人：二也。足见，宝玉的喜以女儿自比，实源于他认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而产生的人品上的追求，并非来自心理上的变态。

那么，宝玉的这一“呆话”其思想实质又是什么呢？从浅层面上说，是对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否定；从深层面上说，是对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合理性的怀疑。因为封建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建立它的统治权力结构的，妇女在这个社会制度里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主之权，只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要是权柄旁落到妇女的手里，会被看成是纪纲毁堕的严重现象，所谓“牝鸡司晨，唯家之索”，便是指这说的；至于母鸡打鸣，便捉而杀之，更成为“众心所向”的民俗。今日视之，这意识是愚蠢的、可笑的，但却真切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统治权力的特点及女性的卑贱地位。可宝玉则曰：“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既然如此，那么，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秩序其合理性又何在呢？这就在对旧思想的矫枉过正中深深寄寓了这位“混世魔王”对男女平权的憧憬。而矫枉过正，则是早期启蒙主义者的共同思维方式之一，西方宗教改革时代的“上帝即人”、法兰西唯物论者的“人即机器”、正统派经济学者的“恶德即善德”，莫不如是。

骂“读书上进的人”是“禄蠹”，甚至说“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这是贾宝玉的“呆话”之二。

这一“呆话”，实际上宣告了贾宝玉在人生道路和价值观念上与“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等正统教义的分道扬镳，从而使之成了个“于国于家无望”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作者于第二回中便曾故施狡狯，以甄（真）贾（假）合一的方法，借甄（真）宝玉的思想说贾（假）宝玉的信仰，道是：“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从而也就告诉我们：宝玉素日所以“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而“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甚至如傅家婆子所议论的，“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到了”，而他却还是那么“昵而敬之，恐拂其意”，此无他，主要是基于对他所心神往之的女儿人格的“敬”，而他所心神往之的女儿人格就是那未为“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等世俗思想所染的人格。

正因如此，所以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说：“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讲谈讲谈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他却不是即刻还击、斥为“混账话”，就是不无愤慨地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话，所以深敬黛玉。”这样，贾宝玉对女儿人格的崇尚，便成为他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贾宝玉对宝钗辈好说“混账话”的斥责，便成为他对世俗的批判、历史的批判、正统文化的批判。

然而，作为对“经济之道”的真正解构，还是宝玉的“文死谏，武死战……竟何如不死的好”之说。其主要理由是：“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其结论是：“趁你们在，我就死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这里所说的“你们”，是指花袭人等丫鬟。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反面春秋的说法。其真正意思是：既然“朝廷是受命于天”，就不会有“昏君”、有“刀兵”，就不会要求“文死谏”、“武死战”；既然有“昏君”、有“刀兵”，要求“文死谏”、“武死战”，就可见朝廷不是“受命于天”。因此，与其为那“不圣不仁”的朝廷去死于谏、死于战，倒不如为丫鬟们充役，死在丫鬟群中好。这就不只批判了“文死谏，武死战”这一封建文化的最高道德信条，而且还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讥弹了那“君权神授”说。其实，当作者说宝玉“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时，个中便已包含了他对君父观念的大不敬，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注意。

宝玉的生死观如是，也就决定了他要以“主持巾帼，护法群钗”作为自己的“一生事业”，其素日行为也就一如脂砚斋所说：“除闺阁外，并无一事是宝玉立意作出来的，大则天地阴阳，小则功名荣枯，以及吟篇琢句，皆是随分触情，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若当作有心则谬矣。”岂但如此，“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如宁府书房之美人轴），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是以“情不情”也就成为其思想性格的总体特征。这种“情不情”，警幻仙姑称之为“意淫”；而由于这种“意淫”是以“死名死节不如死于为诸丫鬟充役”为其哲学底蕴的，所以独得此二字的宝玉，“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今日观之，以“尊重”、“关爱”、“体贴”三义释贾宝玉的“意淫”而以“尊重”为骨，我以为是比较切合作者原意的。

贾宝玉的“呆话”之三，是以“爱物”论的形态出现的，道是：“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www.daowen.com)

今日视之，这一“爱物”论是很不妥当的，可谓洋溢着浓厚的贵家公子气，但其主要的意思却是清楚的，就是尊重个性，尊重意志，而假若用当时的思想家戴震的话说，就是“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此有这位贾府的“金凤凰”平日怎么做人、怎么生活为证：

比如，第二十回写贾环与香菱、莺儿三个赶围棋作耍，输了钱耍赖，还哭。正好被宝玉撞见，而作为兄长，他是这么说贾环的：“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你别处顽去。你天天念书，倒念糊涂了。比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弃了这件取那个。难道你守着这个东西哭一会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来取乐顽的，既不能取乐，就往别处去再寻乐顽去。哭一会子，难道算取乐顽了不成？倒招自己烦恼，不如快去为是。”正由于宝玉平日好以这种“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的道理律己并施诸子弟，“是以贾环等都不怕他，却怕贾母，才让他三分”。

比如，第三十六回“识分定”一段，说宝玉兴兴头头去梨香院找龄官，央她唱一套《牡丹亭》曲子“袅晴丝”。不想龄官见他到身旁坐下，忙抬身起来躲避，正色说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宝玉见此景况，“又从未经过这番被人弃厌，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不一会儿，见贾蔷兴兴头头从外面来，龄官与之情切切、意绵绵的，遂悟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的道理。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对龄官的个性、意志和她与贾蔷之关系的完全尊重。所以，兴儿当着尤三姐等的面是这么说宝玉的：“再者也没刚柔，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这就最好不过地说明：其所喜爱者，是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方式。

由此可见，贾宝玉作为贾府的“金凤凰”，他的“不要人怕”、“只管随便”，实即反映了一种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权平等的要求，实质上也就是人道观念和人权意识，亦即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尽管还很朦胧，但色彩却是鲜明的。

认为“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这是贾宝玉的“呆话”之四。

这一“呆话”，直接反映了他对程朱理学以及孔孟之道的态度，所以不可不辨别清楚。由于书中一则说宝玉认为“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二则说宝玉认为“只除‘明明德’外无书”，而“明明德”语出《大学》，三则说宝玉因宝钗等好以仕途经济相劝而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一些研究者便认为宝玉的思想并没有突破儒家思想的樊篱，他对《四书》还是推崇的。我不敢苟同这一看法，道理有三。既云“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实际上也就将程朱理学视为杜撰之作，即所谓“虚比浮词”，一也；既云“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焚的当然也就包括二程和朱熹著作，二也；还有，也是最重要的，《大学》所言的“明德”是指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之性”，宝玉所言的“明德”是指“异端之尤”李贽所说的“童心”，二者在“明德”观上是异质的，三也。这前两点易明，后一点又是怎么说的呢？

却原来《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条目，成了南宋及其后理学家讲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而一以贯穿这一基本纲领的人性论，便是孟子的“性善”说。故而朱熹《大学章句序》云：“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宝玉呢？如果说，他对《大学》所弘扬的仕途经济学问是斥之为“混账话”，那么，他对书中所倡导的“明明德”则在“明德”一义的内涵上报之以偷梁换柱。这有他的与此相属的另一“呆话”可证，即：“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了？”这当然指的不是形体，而是思想与为人。那么，“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了”呢？作者的答案显然是现成的，那就是李贽在其《焚书》卷三《童心说》中所言：“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这就是说：“童心”是种天赋予人的美德，它与外铄于人的“道理”如纲常名教之言和世俗利弊之识是不相容的，因而不是人皆能葆之的；但个体的失却“童心”又有个“其始”、“其长”、“其久”的过程，因而也就出现了宝玉所谓“宝珠”、“死珠”、“鱼眼睛”三样的变化。如果说，李贽的“童心说”是贾宝玉这一“呆话”的哲学基础，那么，无善不归人的天赋、无恶不归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则是贾宝玉这一“呆话”的思想指归。所以，这位“混世魔王”所致力的“明明德”与《大学》之道实际是南辕北辙的。

凡此说明：贾宝玉所以推崇《四书》，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为了打鬼而不得不借助钟馗。诚然，宝玉对中国古代文化这一总的认识和评价显然是过激的。然而，作为一种文化反思，它对帮助人们摆脱程朱理学观念以及孔孟之道程度不同的思想桎梏，在当时却有其积极的价值取向。

贾宝玉还有个重要“呆话”，就是他和袭人说的：“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此外，“化灰化烟”，也几成他的口头禅，他还两次到释老门前求解脱，致为不少研究者所诟病，甚至被看做是“地主阶级没落思想的反映”。

其实，贾宝玉深厚的怀疑论和悲观论表明，儒家的仁政理想已在他心中消解，而他理想中的社会又十分朦胧。贾宝玉的精神悲剧是地主阶级贤明派的进步性已经所剩无几，而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胎动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和反映。因此，贾宝玉的怀疑论和悲观论虽则与释老的虚无主义划不清界限，却有本质的不同：一个教人消极厌世，寻求内心的调和与自我麻醉，做到“得失随缘，心无增减”^〔1〕，“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2〕；一个属于“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乃执著的求索精神、明确的是非观念、强烈的爱憎感情，真可谓“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3〕“苦恼”之极，想解脱于佛门，那也只是“一时感忿”。这正是早期启蒙主义者的惯常心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苦痛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