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入主中原，虽经过“天崩地坼”的时代动荡，但到了康熙、雍正两朝，由乱到治，经济上取得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也汲取了“明亡”之弊的经验与教训，有清一代不只没有出现过宗室作乱，也从未有过宦官干政。高度的君主集权制，使封建制度的皇权专制政治得到了强化。毫无疑问，清代的康、雍、乾三朝，确实显示了封建“盛世”的繁荣与昌盛。尽管残酷的文字狱镇压和钳制了汉族文化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但是，终究未能阻挡住满汉文化在冲突中的融合。特别是随着印刷、出版业的高度发展，清初思想家在反思传统的同时对儒学“实学”的大力张扬，也为朴学的勃兴、学术的集大成，创造了坚实的基础。编撰《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自有其“官修”的用意，但这种规模宏大的“集成”现象的出现，也是文化发展的博大鼎盛之必然。

然而，封建制度毕竟已发展到烂熟的阶段，清皇权专制政治的强化，加之八旗制度的特权，也孕育着自身机体的腐败。因此，在这盛世的繁华中就已开始显豁出末世景象。在乾隆时期，千态万状、竞秀争奇、汗牛充栋的小说创作中，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脱颖而出，既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又寓暴露与批判于封建社会生活“全景”式的艺术形象创造之中，被当代评论家誉为“不限于只是反对和暴露了某些个别的封建制度，而是巨大到几乎批判了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何其芳：《论红楼梦》）。更为可贵的是，曹雪芹还以深邃的人文精神塑造了贵族青年觉醒者贾宝玉这一叛逆形象。

《红楼梦》是通过宁、荣二府的生活来展开故事情节的。在曹雪芹的笔下，贾府是一个显赫豪富的贵族之家，与史、王、薛并列为当地四大名宦家族，并有这样的谚俗口碑：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这四句俗谚虽有些夸张性的渲染，但所描述的情景在清代贵族中并不少见。乾隆朝中不就因有一个权倾朝野、富可敌国的和珅，资产多于国库，而出现“抄了和珅，富了嘉庆”的俗谚么！在曹雪芹的笔下，这荣宁二府膏粱锦绣的上层贵族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自是描写的主要对象，如秦氏出丧、元妃归省、除夕祭宗祠、元宵开夜宴、王熙凤协理宁国府、贾探春兴利除宿弊等等，或则雍容华贵，或则庄严妙相，或则花影缤纷，或则笑语声喧，把封建社会和贵族阶级奢侈的生活场面和繁冗的礼教、习俗逼真、多层次地展现在了《红楼梦》的艺术世界里。只不过，这荣宁二府的金玉其表实已是败絮其中了，曹雪芹是从豪华中写了他们的末世。四大家族的俗谚口碑背后，是他们在金陵的横霸一方。他们号称“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翰墨之族”，而他们的所为，却是“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还迫使到金陵来做官的人必须将他们的名单作为“护官符”。作者通过府衙门子“指点”贾雨村之语，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黑暗政治：“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张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做护官符”（第四回）。正是靠着这张“护官符”，那薛府的纨绔子弟薛蟠可以强抢香菱、打死冯渊，之后又没事人似地进了京城。

曹雪芹把这样一场官司安排在小说开端，又写得这样具体而细致，说明这是清代贵族政治的小小侧面，却正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金陵四贵族，在封建王朝的躯干上，可算得上心脏地位，既是皇权专制统治的支柱，又是宗法制度的细胞。他们都是皇亲国戚、开国元勋，他们和皇朝专制的统治血脉相通，并以皇室为靠山，勾结地方官府，把压迫和剥削人民的触须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徇情枉法”的罪案，在《红楼梦》中又何止冯渊一件。依恃特权，谋取财物，纵欲行凶，拆人婚姻，逼人性命，在荣宁二府的生活中时隐时现，屡展狰容。就说那位女管家王熙凤，在她短短一生中或“说行就行”，或小弄权诈，或仗势贿官，很有几条人命死在她手上，“毒设相思局”（第十二回），贾瑞虽咎由自取，却可见她手段之狠毒；“弄权铁槛寺”（第十五回），为了三千两银子的贿赂，用一纸之书指示地方官拆散一对相爱的未婚青年，并逼得他们双双自尽。她还声言“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被贾琏霸占的仆妇鲍二家的死在她的手上（第四十四回）；被贾琏偷娶的尤二姐，终于被她施展种种诡计逼得吞金自尽（第六十九回），为了掩盖罪行，她还企图追杀被她利用的尤二姐前夫张华。再如，荣国府继承人贾赦，为了抢夺几把古扇，就指使京兆尹贾雨村诬陷穷书生石呆子拖欠官银，把他抓进监狱，变卖他的家产，抄没他的古扇，把石呆子搞得家破人亡（第四十八回）。

荣宁二府“承福德”的子孙已历经五代，现应掌事的是文字辈，宁府贾敬，荣府贾赦、贾政。贾敬是“一心想作神仙”，只知“和道士们胡羼”，却叫儿子贾珍袭了官。荣府贾赦袭了官，却贪而好色；其弟贾政虽云“自幼酷爱读书”，在小说中则只见他向贾宝玉使威，并不见有什么学问和作为。贾珍、贾琏，只是荒淫无耻。至于草字辈贾蓉、贾蔷、贾芹之流，更是纯属无赖与纨绔了。用冷子兴的话说：“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从经济上讲，小说明确写到，荣国府的“地租庄子银钱收入，每年也有三五十万来往”。庄子上几百口人的“小王国”，不过供养着三四十个主子。主子们穿的是绫罗绸缎，用的是金银玉饰，吃的是山珍海味。他们一次消遣性的小东道，使的银子，用刘姥姥的话说，就够“庄家人过一年了”！遇到婚丧喜庆的大事，就更以奢华糜费展开竞赛。宁国府贾珍为了秦可卿的丧事，声言要“尽其所有”；荣国府为了元妃归省，修盖了豪华的大观园。可这“荣华”比起四大贵族在江南接驾的“盛况”已差得多了。但是，即使榨干了农民的血汗，也难以供应这贵族之家日益增多的挥霍了。冷子兴说得好：“如今的外面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尽上来了。”管家的王熙凤说，“出去的多，进来的少”，“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咱们一日难似一日”，所谓“大有大的难处”；一度管家，还想兴利除弊的“才自精明”的贾探春，在抄检大观园时吐露了她悲凉的预感：“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边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然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更何况一代王朝变幻莫测的政局，确实也不时地给这个贵族之家带来风险的警报！贾元春才选凤藻宫，本是“泼天大喜事”，但在真实的信息没有传出之前，皇帝的突然陛见，也成了笼罩头上的阴云：“贾赦等不知是何兆头。只得急忙更衣入朝。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第十六回）。就算这个“大喜事”又给这公爷府增添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荣光，使得“宁荣二处上下里外，莫不欣然踊跃，个个面上皆有得意之状，言笑鼎沸不绝”，仿佛他们的“天恩祖德”又可因此而绵延不断了。可在曹雪芹的笔下，这“盛世”和“盛况”的情节与人物发展的伏脉和潜流中，又总是显示着那末世的“异兆悲音”！贾元春的册辞中预示的结局是凶恶的，叫做“虎兕相逢大梦归”！因而，这晋封贵妃在凤姐的梦中所得，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

毫无疑问，荣宁二府是一个以男性贵族为中枢的现实世界，只不过它创业的“荣光”却只属于第一代。如焦大所说：“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第七回），到了贾敬、贾赦、贾政这“文”字辈，已是荒淫、腐败、暮气，明显露出了下世的光景。这是宗法贵族社会的一角，却也是烂熟了的封建社会必将崩溃的缩影。以荣、宁二府为中心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对外是“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对内，则相互婚配，以联姻的方式作为他们相互照应的纽带。荣国府的老太君是史家的；贾政和侄子贾琏的妻子都是来自王家；薛宝钗的母亲薛姨妈，又是王夫人的同胞姐妹。这样相互婚配的结果，又在荣府内部形成了族派势力。贾赦本是袭爵的长门，已另立门户，老太君贾母却和二儿子贾政生活在一起，荣府的家政大权在贾政手里，内务则掌控在他妻子王夫人手上。由于王熙凤是贾政的内亲——王夫人的侄女，贾赦的儿子贾琏夫妻俩也都跑到“这府”来管事。而已见式微的薛家，本来是送女儿薛宝钗进京待选入宫的“才人赞善”的，寄居贾府后，却又在贾宝玉婚姻问题上制造了“金玉良姻”的“谶语”。特别是这外来的管家人王熙凤，依靠老太君的宠爱飞扬跋扈，招致了众多的积怨。王熙凤的婆婆邢夫人经常给王熙凤制造难堪，并伺机而动，给王夫人找麻烦——她是抄检大观园的背后发难者。为了替贾环（贾宝玉的异母兄弟）谋夺家私和继承权，贾政的妾赵姨娘也在使用阴险的手段暗害王凤姐和贾宝玉。主子中间这种族派势力也伸展到管家的奴仆中间，赖大家、林之孝家、周瑞家、王善保家、来旺家（多数是太太、少奶奶家的陪房），也依靠不同的主子，树立不同的家派，真可谓层层相依，层层相制。封建宗法社会在贵族生活中的等级差异所造成的勾心斗角、猜疑欺诈、相互诬陷的人际关系和种种弊端，可以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没有一部能像《红楼梦》这样写得如此深入骨髓、动人心魄！

小说男主人公贾宝玉就是生长在这豪门公府、污浊的男性中枢的现实世界，他无可逃避！何况在他的父亲贾政看来，贾宝玉必须被教养成诗礼簪缨的忠臣孝子，才不辜负皇恩祖德。所以，他叫跟宝玉上学的李贵转告“学里太爷”：“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这正是正统思想的态度，因为清代科举首重“四书文”。然而，怀疑、否定所谓“圣学”的传统观念，又是从明末延续下来的反理学思潮的一大特征。（曹雪芹就是在现实与“理想”的特殊境遇里塑造了觉醒的贵族青年贾宝玉的叛逆形象——一方面是贾政的严加管教，一方面是贾母的娇养、宠爱。）(www.daowen.com)

在贾母的心目中，这可人疼的爱孙，是她暮年膝下释闷解怡的宝贝。她以老祖宗的权威，把贾宝玉娇养在内帏，以逃脱贾政的暴力管教。相互冲突的生活环境，既造就了贾宝玉的特殊性格，又使他有了接触反封建“邪统”的空隙。黑暗、腐朽、卑污的贵族社会，是他经常被贾政驱赶而又不得不生活在其间的浊世；而混迹在内帏，特别是生活在大观园里，又使贾宝玉有了一个特殊的生存空间——一群少女的世界。这里虽然也有主子和奴仆的界限，但贵族少女们却也不过是等待封建家长安排的有命无运的“活物”。至于那些少年女奴们，就更是时刻面临着被摧残和受蹂躏的悲惨命运。封建阶级的《大学》《中庸》、礼教枷锁、功名争取、财货掠夺、虚伪欺诈、凶残压迫以及男性贵族的庸俗、腐败和丑恶，与未婚少女（也包括少年女奴）的纯真烂漫和辛酸悲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贾宝玉产生了对所谓“世俗男子”的轻蔑和憎恶。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这样介绍了贾宝玉：

说来也奇，如今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这言论在今天看来，自是有些“稚气”甚至偏颇，但在当时确是这个贵族少年对男尊女卑封建教条的合理抗议，在《红楼梦》第三十六回，更有对贾宝玉这种独特思想的进一步描写：

那宝玉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今日得了这句话（指挨贾政打后，贾母吩咐不让宝玉出去会客——笔者）越发得了意，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庭中晨昏定省亦发都随他的便了。……却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竟也得十分闲消日月。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劝导，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是，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

这段描写，可算是对贾宝玉叛逆思想比较完整的表现。它说明贾政的暴力管教丝毫没起作用，反而更坚定了宝玉的信念。这也怪不得迂腐正统的贾政那样下死板子打他，而且说出了那样决绝的言辞：“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你们才不劝不成？”“不如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之患。”

自然，贾宝玉的愤慨和不满，并非只表现在一个方面。首先他出身于贵族之家，却并不在意这“天恩祖德”。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对全家族都是泼天的大喜事，“独他一人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第十六回）。他也反对“文死谏，武死战”和所谓“君子杀身以成仁”的封建教条，认为“只顾邀忠烈之名”，“这皆非正死”，“竟不如不死的好”。在他看来，贵族之家给他的只是没有“自由”：“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第七回）。他把热衷于“读书上进的人”一概视为“国贼禄鬼”，斥时文八股是“最可笑的”、“诓功名混饭吃”的工具，批评所谓仕途经济学问都是混账话。可以说，李贽的那些异端思想在这个贵族青年特有的生活和言行里都能找到个性化的独特反映，或可说是已渗透了他的灵魂。他也不尊佛敬道，反对“混供神，混盖庙”，还“毁僧谤道”，当面嘲笑他的生母王夫人是让金刚菩萨支使糊涂了。他生活在宗法的贵族之家，却最厌恶宗法的等级制度，他不只平等相待兄弟姐妹，也平等相待丫鬟奴仆。正因如此，他在污浊的贵族社会找不到一块净土，却在大观园女儿国发现了理想的人性，无论是林黛玉的纯情、薛宝钗的博学、史湘云的豪迈、妙玉的孤高自许、迎春的温柔沉默、探春的文采精华、惜春的稚气飘逸，以至晴雯的率真任性、紫鹃的聪慧忠诚、鸳鸯的刚烈卓识、平儿的善良宽容，也包括袭人的“枉自温柔和顺”……总之，这一片钟灵毓秀、天真烂漫的女儿世界，升华了贾宝玉的理想，促进了贾宝玉的觉醒。

稍后于曹雪芹的二知道人，这样评价了贾宝玉对妇女的态度：

宝玉能得众女子之心者，必务求兴女子之利，除女子之害，利女子者即为，不利女子者即止，推心置腹，此众女子所以倾心事之也。……宝玉一视同仁，不问迎探惜之为一脉也，不问薛史之为亲串也，不问袭人、晴雯之为侍儿也，但是女子，俱当珍重。若黛玉则性命共之也。^〔22〕

二知道人本名葵家琬，生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卒年不详，但总也是生活在“乾嘉盛世”。他读《红楼梦》对贾宝玉的妇女观有如此深邃的感受和认识，也正说明，自李贽以来尊重妇女、反对男尊女卑，也就是反禁欲、反蒙昧，为妇女命运大声疾呼，已成为了具有普遍时代意义的人文思潮的一个方面。在曹雪芹的妇女观及其创造的觉醒者贾宝玉的典型形象里，以“情”反“理”已经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它不只在婚恋观上唱出了大胆而热情的颂歌，而且最热烈地赞颂了众裙钗理想的人性美。我很同意已故作家管桦在散文《曹雪芹与女性》中所抒发的他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感受和认识：“那些少女们的低语、笑声和哭泣，反映了你的灵魂的遥远的深度和广度，你永远是善良生命的爱抚者，奴隶的爱抚者，刚烈和柔弱女性的爱抚者，你的人道主义不是恩赐，不是怜悯，而是对于同样属于人类的女性的尊重。”^〔23〕

脂砚斋评语里有一句名言是“黛玉情情，宝玉情不情”^〔24〕，姑且不说黛玉情情，只说宝玉的情不情。这是曹雪芹在“情”的境界里的新开掘，也是贾宝玉这一典型形象最富有时代内蕴的个性特征。简言之，就是说贾宝玉的“用情”，表现在所有女孩子身上。这从他在大观园的生活中可以鲜明地体会到。有相识的，有不相识的，有领情的，有不领情的，他都能设身处地“倾情尽心”地体贴她们，尊重他们，爱护她们，这可说是贾宝玉的“多情”，但又并非男女的情爱。不过，又确非一切女性都是贾宝玉体贴、用情的对象。周瑞家的、林之孝家的、王善保家的、欺侮藕官的婆子、虐待芳官的干娘、追打春燕的亲妈，以至致金钏儿和晴雯于死地的他的生母王夫人，都以她们践踏大观园少女们生命感情的行为，给贾宝玉带来了深沉的愤怒和痛苦。对此，贾宝玉也多次形象地说明过自己独特的看法：未出嫁的女孩子是颗无价的珠宝；出了嫁，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变成“死珠”或“鱼眼睛”了。到了“逐司棋”事件中，他对冷酷无情的周瑞家的竟直率地喊出了这样的诅咒：“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第七十七回）。可见，贾宝玉的“用情”，不仅有他的标准，而且显示了鲜明、丰富的时代历史的人文内涵。

侠人的《小说丛话》对此曾有这样一段评论：“《红楼梦》一书，贾宝玉其代表人也。而其言曰：‘贾宝玉视世间一切男子，皆恶浊之物，以为天下灵气悉钟于女子。’言之不足，至于再三，则何也？”曰：“此真著者疾末世之不仁，而为此言以寓其生平种种之隐痛也。凡一社会，不进则退，中国社会数千年来，退化之迹昭然，故一社会中种种恶业毕具。而为男子者，日与社会相接触，同化其恶风自易，女子则幸以数千年来权利之衰落，闭置不出，无由与男子之恶业相熏染。虽别造成一卑鄙龌龊绝无高尚纯洁的思想之女子社会，而其尤有良心，以视男子之胥戕胥贼，日演杀机，天理亡而人欲肆者，其相去犹千万也。”

侠人身世不详，也不知其真实姓名，但他的《小说丛话》，是发表在《新小说》（1903—1904）第一、二卷上的。这时戊戌变法已经失败，辛亥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前所引看法自然显示了作者思想的进步性。“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侠人能从曹雪芹的思想与贾宝玉的个性形象特征的血肉联系中，开掘出具有民主思想萌芽的内蕴，便说出了贾宝玉这一新人形象的时代意义，说出了通向现代的人文理想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