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经过汉末的衰微、魏晋的裂变、隋唐儒道释的鼎立与“合一”趋向，到两宋的复兴和程朱理学的建构，确实推动了封建文化理性思潮的发展，有它突出的贡献；宋元明三代文艺世俗化的大趋势和市井艺术的昌盛，也与理学的发展不无关系。但理学提出的“穷天理，窒人欲”的理念，实际上却给儒学输入了宗教的禁欲主义，把确认主观观念的“天理”视为封建伦理的天然合理性，把正统的封建秩序视为自然的法规，强迫人们通过社会行为去自觉地实践。这些，则又明显地表现了它天然的不合理之处。

发展到明清两代，程朱理学已成为王朝的统治思想。特别是朱熹，俨然成为继孔孟之后备受统治阶级顶礼膜拜的“朱夫子”。但是，历史毕竟在前进，随着资本主义萌芽与城市经济中市民阶层的崛起，一股越礼逾制、从传统儒学内部反叛理学的文化思潮兴起了。而主体意识的觉醒，是这一思潮的时代标志。首先是王阳明的“心学”。尽管他的“心”本体论确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但是，他对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大力肯定，总是显示了对封建统治思想的大胆叛逆。到了王艮和泰州学派，又赋予这“心”为“自然天则”（即自然人性），更进一步发展成具有启蒙性质的人文思潮。这是明清思想史的范畴，我们不必赘言。

自然，对明清文艺思潮影响最大的，是晚明被封建统治者和正统文人视为“异端之尤”的李贽，即李卓吾。李贽的确是晚明人文思潮的一面旗帜。他公开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3〕，猛烈抨击程朱理学是“假道学”。他提出的新道学主张是“人即道也，道即人也，人外无道，而道外亦无人”，^〔4〕“自然之性，乃自然真道学也，岂讲道学者所能学乎？”^〔5〕他还把这真道学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真理联系起来：“市井小民，身履是事，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便说生意，力田作者就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6〕

李贽最引起统治者仇视而必欲置之于死地的，还在于他对封建伦理学说的批判与否定。他的同代人顾宪成记有李贽讲学的一则“逸事”：

李卓吾讲心学于白门，全以当下自然指点后学，说人都是见见成成的圣人，才学，便多了。闻有忠、孝、节、义之人，却云都是做出来的，本体原无此忠、孝、节、义。^〔7〕

忠、孝、节、义，乃封建宗法制度、秩序、皇权统治赖以维持的精神支柱，也是程朱理学伦理学说的核心，李贽直斥它们是“做出来的”，而非“本体”，是从根底上揭露了它们的虚伪性。与之相联的，李贽又以嘲讽的态度对所谓“忠君”、“死谏”这类被标榜为至高无上的节操给以否定：

夫君如龙也，下有逆鳞，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谏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谏之名，则志士亦愿为之，况未必死而遂有巨福也。^〔8〕

李贽的妇女观，更是向传统封建观念的大胆挑战。他著名的肯定女皇武则天的观点，就显示了打破传统、力排众议的卓识；而他肯定寡妇再嫁的言论，更是与程朱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尖锐对立。很明确，李贽认为，男女应是平等的，没有轻重之别：

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9〕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男女平等观，使他特别选择25位女性的事迹进行了热情的歌赞：

此二十五位夫人，才智过人，识见绝甚，中闾信有可为干城腹心之托者，其政事何如也。若赵娥以一孤弱无援女儿，报父之仇，影响不见，尤为超卓。李温陵长者叹曰：是真男子！是真男子！已而又叹曰：男子不如也。^〔10〕

男女是一样的，应平等相待；众生也是一样的——“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11〕。

因此，圣人与凡人也应平等：“勿以尊德之人为异人也。其所为亦不过众人之所能而已！人但率性而为，勿以过高视圣人所为可也。”^〔12〕

李贽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确是“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倾动大江南北”，“举国趋若狂”，可见其影响之大。称其为晚明社会掀起的人文思潮，并无过处。

不过，李贽反传统的异端思想对明清文艺思潮影响深远，而又在创作中得到丰富实践和发扬的，则是他的《童心说》^〔13〕：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这“真心”、“本心”、“童心”，实质上也就是“自然本性”的同义语。在《童心说》直接影响下形成的同一范畴的文艺主张就有汤显祖的“至情说”、袁宏道的“性灵说”、冯梦龙的“唯情说”，直到曹雪芹的“儿女真情的发泄一二”，并以诗歌、戏曲、小说创作的激情与浪漫，冲破程朱理学和封建正统思想的堤防，振聋发聩，新人耳目，形成了明清艺坛上狂飚般的“情潮”，显示出一种启蒙的新质文化的勃兴。(www.daowen.com)

直接受李贽影响，而又在这明清文艺“情潮”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晚明的伟大戏剧家汤显祖及其《牡丹亭》。汤显祖认为，“情”是人性的根本，“性无善无恶，情有之”，^〔14〕“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咸出于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15〕人的一生、人的一切，无不以情为主宰，所谓“天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此”。^〔16〕“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乃“至情”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皆非情之至也”。^〔17〕他的充满浪漫精神的杰作《牡丹亭》就是这样“因情成梦，因梦成戏”^〔18〕的。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恋的情节，是大家所熟悉的。《牡丹亭》奔放的“情潮”，强烈地震撼着青年男女的心灵，一直连接着《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当林黛玉听到杜丽娘的伤春曲时，那种“心动神摇，如醉如痴”的强烈共鸣，不正表明了她们心脉的相通吗？杜丽娘自然纯真、清澈明丽、向往自由、大胆追求爱情的美丽形象，正体现着最富人文光彩的时代精神。

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女婚姻一直受宗法制度的支配，为“礼”所规范。所谓“夫为妻纲”，妻对丈夫要“从一而终”，必须绝对保持贞操；夫唱妇随，夫在从夫，夫不在从子，这种宗法依附关系，一直是女子的镣铐。而且，家长对子女有包办婚姻权，而男女自由结合则被视为“淫奔”，家法可随意处置。这种宗法、礼教的黑暗，其实早在市民阶层广泛崛起的实际生活中就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如果说杜丽娘还是在梦幻与幽冥世界中突破理学的桎梏，以实现她的情之无所不在的，那么，在市井文化中，反映突破礼制规范、追求真情挚爱的作品则更加广泛普及，脍炙人口。冯梦龙编辑的短篇“通俗小说”“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编写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尽管思想驳杂，艺术上也参差不齐，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叙述的男女爱情故事都明显地表露出反对以“理”窒“欲”的思想，而洋溢着对婚恋自由的热烈追求。

如上所说，冯梦龙是“情潮”中“唯情说”的创议者，他在《山歌序》中公开宣称：是要“借男女之情，发名教之伪药”；在《情史序》中又大声疾呼：“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冯梦龙和汤显祖一样，都是以李贽为代表的反理学斗争中掀起文艺“情潮”、奋勇冲击名教樊篱的斗士。

在“三言”中，冯梦龙不只选编（或自写）了热烈追求婚恋自由的作品，而且通过批语大力宣扬了他的“唯情说”。例如《乐小舍拼生觅偶》（《警世通言》）写乐和与顺娘两小无猜生死不渝的爱情追求，写得很执著，很感人。本篇眉批说，“一对多情种，非得潮神撮合，且为情死矣”，在乐和跳水救顺娘时，又插言：“他哪里会水，只是为情所使，不顾性命。”还说：“钟情若到真深处，生死风波总不妨。”《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醒世恒言》）有眉批说：“比《西厢记》说白，更觉对付有情”，“步步是女孩儿情胜于男子十倍。”所谓“春浓花艳佳人胆”，就是《万秀娘仇报山亭儿》（《警世通言》）开篇诗的第一句。“三言”的大量冲破名教樊篱、争取婚恋自由的作品，如《张舜美元宵得丽女》、《玉堂春落难逢夫》、《宿香亭张生遇莺莺》、《金明池吴清遇爱爱》、《闲云庵阮三偿宿债》、《崔待诏生死冤家》、《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都突出讴歌并有力塑造了在自由婚恋追求中有胆有识、勇敢泼辣的女性形象。

凌濛初的《拍案惊奇》，虽然在思想艺术上较之“三言”逊色，但是，反对程朱理学的以“理”窒“欲”，在明末文艺的“情潮”中，凌濛初却是李贽、汤显祖、冯梦龙的追随者。《拍案惊奇》的多数作品，可能都出自凌濛初自己之手笔。像“三言”一样，“二拍”的不少作品都热情歌赞了大胆追求婚恋自由、对爱情至死不渝的青年男女，如《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的刘翠翠和金定，《宣徽院仕女秋千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中的速歌失里和拜住等，都写得真情感人，催人泪下。特别是《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写闻蜚娥女扮男装入学读书，与两位男同学交往，渐生情愫，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凭“婚姻也只自商量”，以真情自主选择男友，终成美眷。这篇作品虽写得朴实无华，却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男女青年对婚恋自由的美好憧憬。

凌濛初对当时社会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以及程朱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以理杀人”的残酷言论，忍不住以“说话人”的身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死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到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理的所在。^〔19〕

这番议论，即使置诸当今的社会舆论中，不也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么？

值得称道的是，《拍案惊奇》里还有一篇极特殊的作品，叫做《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小说指名道姓地描写了大理学家朱熹为了报私仇，竟诬陷台州太守唐仲友与妓女严蕊有私，使严蕊受到严刑逼供。作者以极轻蔑的态度尖锐地揭露了朱熹的“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假道学面孔，却热情地歌颂了妓女严蕊的高尚品格。在晚明反理学思潮中，用小说直斥“朱夫子”，这是绝无仅有的一篇。

“三言”、“二拍”反映婚恋生活，表现男女青年对婚恋自由大胆追求的篇章，虽缺少《牡丹亭》那样富于浪漫精神的瑰丽奇幻，却具有市民阶层奔放的热情、开放的眼光，显示了一个新兴阶层向传统名教和理学桎梏的勇敢挑战。

王朝更替，清室入关。清王朝虽带有女真族农奴制和家长奴隶制的大量残余，在文化上也力倡“首推满洲”，大兴文字狱，以胜利者姿态对汉族实行文化上的高压。但高压依然阻挡不住“汉化”的趋势，清王朝统治者还是不得不从汉族历代王朝上层建筑中寻找治民的手段，于是，程朱理学又成了清王朝“钦定”的统治思想，康熙就大肆吹捧朱熹说：

宋之朱子，注明经史，……皆明确有据，而得中正之理，今五百余年，其一字一句莫有论者其可更正者，观此则孔孟之后，可谓有益于斯文，厥功伟矣！

康熙称誉朱熹为“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的“一定之归”的先师，并在康熙五十一年下令将朱熹木牌从孔庙东庑升入大成殿配享孔子。然而，反理学思潮却也未因改朝换代而消失，在思想史上被称为群星灿烂的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在清初都还相当活跃，只不过时势激变，他们有些人已成为反清义士。因而，他们的目光也多集中在“明亡之思”上。黄宗羲、唐甄，就是最激烈的君主专制的批判者。他们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专注在理学空谈义理方面，这虽对清代实学精神的弘扬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逾礼逾制突破传统观念的斗争中，却失去了“异端之尤”李贽那样突兀奔腾的狂飚之势。不过，与曹雪芹同时的思想家戴震，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的尖锐、激烈程度又并不逊于晚明时期。他不畏当时“宋儒赫赫之威势”，猛烈地抨击“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愤激地呼喊“理欲之辩，适成忍而残杀之具”^〔20〕。戴震、汪中、钱大昕，都是对妇女命运大声疾呼的学者，纪昀则把对宋明理学“存理遏欲”的尖锐抨击“纪实”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的故事里，因而，文学上的反禁欲、反愚昧、以“情”反理的浪潮也就更加深入。^〔21〕而在小说中对以理杀人给妇女带来悲惨命运的更为惊心动魄的描写，是稍早于曹雪芹的吴敬梓之讽刺文学杰作《儒林外史》。小说第四十八回《徽州府烈妇殉夫》，写了个真道学先生王玉辉，笃信纲常名教，女儿丧夫，他鼓励女儿绝食殉夫，实践夫为妻纲的信条，他的老妻为女儿惨死终日哭泣，他还嘴硬地说：“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象他这样一个好题目死呢！”说完，竟仰天大笑而出。实际上他内心也十分痛楚，忘不掉女儿的惨死，“出来散闷，凄凄惶惶，看到穿白衣的少女，就滚下泪来。”正如鲁迅所说，《儒林外史》“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深刻”（《中国小说史略》）。但这不就是戴震所控诉的鲜血淋漓的“以理杀人”的残酷真相么！当然，《儒林外史》更伟大的现实意义，在于他对清代科举制度以及官场黑暗的深刻揭露与批判，所谓“秉承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鲁迅）。

晚明人文思潮中的以“情”反“理”的斗争，大力歌颂婚恋自由的文学传统，在清初并未“断脉”，反而有了更辉煌的发展。被世界文学誉为“短篇小说之王”的蒲松龄，曾终生沉迷于科举青云，而使他名留青史的，却是半世塾师生涯中写下的四十余万字、五百多篇繁简不一的文言短篇集《聊斋志异》。那一组组优美动人的故事，充溢着理想与浪漫的情调。虽写的是花妖狐魅，但这些“佳鬼佳狐”的爱情，却是那样的大胆真挚、瑰丽缠绵，如《婴宁》、《小翠》、《小谢》、《翩翩》、《晚霞》、《娇娜》、《香玉》、《葛巾》、《莲香》、《连琐》、《宦娘》、《辛十四娘》、《白秋练》、《聂小倩》、《绿衣女》、《荷花三娘子》、《鸦头》、《花姑子》、《西湖主》、《阿英》、《阿绣》、《吕无病》、《小梅》、《神女》、《素秋》、《黄英》、《竹青》、《锦瑟》、《梅女》诸篇，占据着《聊斋志异》名篇佳作中的最大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蒲松龄的写情之笔，也可以称之为文言的“人情小说”。这些花妖狐魅作为女主人公，不只具有美艳的外形，还被描写得款款多情、和易可亲，令人忘为异类。作者虽借托“志怪”，写出的却是血肉人生的真情至性。作者的浪漫主义创作艺术，也有助于他笔下的那些女主人公们无拘无束地打破封建礼教的陋规，摆脱封建伦理的束缚，而表现出更真更美的人性与爱情，升华出诗一般的境界。

总之，《聊斋志异》中这一大群优美的精灵，在蒲松龄的笔下，都在与人交通的奇异曲折的爱情生活中，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意态风情，各有自己的一段旖旎风光。她们勇敢、泼辣、热烈，甚至放肆，却又融合着世俗人情，所表现出的就是现实社会中的活的人物、活的性格、活的灵魂，洋溢着反礼教、争自由的反抗精神。《聊斋志异》就是文言的“三言”、“二拍”，只不过在爱情的审美品位上有着更高的境界而已！

《聊斋志异》是文言短篇的顶峰之作，蒲松龄作为“拟古体”的写情圣手，继续发扬了晚明文学的人文精神，热情歌赞了男女青年的婚恋自由。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却是以白话章回的形式，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深度与广度上，反映了这一时代新潮的人文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