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石头记》手抄本的干支排列，《红楼梦》的写作，大致是在清乾隆初年，因为纪年最早的“甲戌本”是乾隆十九年（1754）本。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高鹗的第一次活字印本《红楼梦》“程甲本”出版，已是手抄本流传近四十年之后。证诸手抄各本最多为八十回（即“庚辰本”，其中还有“脂砚斋”评语明确讲到补写的两回）。以后广泛印行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程伟元、高鹗虽在1792年（“程乙本”）卷首《红楼梦引言》中说“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但在“红学”研究界一般都认为，这是假话，实际上后四十回乃高鹗续写。高鹗则晚于曹雪芹近半个世纪。

曹雪芹的家世自会有专题探讨，但他的身世又的确与他的思想以及《红楼梦》的创作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也不能不有所涉及。

据已有的考证定论，曹雪芹名霑，字雪芹，出身于清王朝皇室“包衣”。始祖曹锡远“从龙入关，归内务府正白旗。”其后为高祖振彦、曾祖曹玺、祖父曹寅，父叔辈曹颙、曹。曹振彦曾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阳和府知府两任地方官；从曹玺开始，“出任江宁织造，以后专差久任”；曹玺去世，康熙帝玄烨即命曹寅协理江宁织造，随后出任苏州织造，并兼任江宁织造，两年后专任江宁织造，又曾兼任两淮盐课监察御史。康熙五十一年（1713）曹寅去世，康熙又两次命其子侄曹颙、曹连续接任。曹寅母孙氏（玺妻）系康熙乳母，寅13岁即入宫侍读，任御前侍卫，深得康熙信任。曹寅织造任内，康熙六次南巡，曹寅四次主持接驾。从曹寅父子给康熙的奏折和康熙的批语中也可看出，在一段时间里，曹氏家族与清皇室关系密切，曹寅的两个女儿，都是经过康熙指婚，选作王妃。《红楼梦》所谓“赫赫百年”的荣华富贵，自是有作者身世的影子。《红楼梦》第十六回王熙凤与赵嬷嬷闲话中提到的江南甄家接驾四次的盛况：“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赵嬷嬷的结论是“也不过拿着皇帝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这也可视为曹雪芹“秦淮旧梦”中的“假语村言”的真情吐露，因为曹寅父子在三任织造任内，一直在用“盐余”赔补“曹寅亏欠”。

在曹玺、曹寅的织造任内，康熙还给过他们特殊的“任务”，即访查江南的吏治民情，向康熙作专折奏报。

曹玺、曹寅父子都多才艺、广交游，特别是曹寅，长吟哦，擅书画，喜小说，酷爱作剧曲。曹寅现存《楝亭诗钞》八卷、《楝亭诗别集》四卷；《楝亭词钞》一卷、《楝亭词别集》一卷；《楝亭文钞》一卷；另有杂剧《北红拂记》、《太平乐事》、《虎口余生》、《续琵琶》四种。曹寅的藏书也极丰富，至今时有发现。他又喜刻书，刻有前人文字音韵书《楝亭五种》、艺文杂著《楝亭藏书十二种》，校勘工作做得极为精细。康熙内廷御籍多命他董督，“雕镂之精，胜于宋錾”。现存《全唐诗》，即是曹寅兼任两淮盐课御史时在扬州主持刊刻的。

由于康熙给曹寅的“访查”特殊使命，也因为曹寅的人品与爱好，在那“江南士子不附”的年代，曹寅与不少江南名士有着密切的交往。如擅书画的张见扬、梅庚，擅诗词的朱彝尊、施闰章、陈维崧，擅戏曲的尤侗、洪昇等，都是曹寅的好友和楝亭的座上客。自然，曹家也会有不少自己的幕僚。可以想象，他们时相唱和、聚会观赏，在当时的江南，也曾是一番盛事。

而曹雪芹究竟生于哪一年，目前只有一个“约略”的推断——“约1715年”。曹雪芹在江宁织造府或扬州盐课御史衙门究竟生活过多久，也无确切考证。但从雪芹挚友爱新觉罗·敦诚、敦敏的“扬州旧梦久已觉”、“废馆颓楼梦旧家”、“秦淮旧梦人犹在”、“秦淮旧梦忆繁华”这相互酬唱的诗句中却可看出，在他们的交往与交谈里也时相涉及金陵和扬州旧事。这一方面说明曹雪芹离开江宁和扬州时年龄不可能太小；另一方面也说明，曹寅所创造的诗书翰墨的环境以及他的文艺修养，对其孙的文学才能的培育自是有着不可否认的巨大影响。

像曹雪芹这样的伟大文学天才，用一般的生活与艺术的关系自是难以解释清楚的，然而，如果曹雪芹没有那一段“亲见亲闻”的贵族生活经历，没有自幼的传统文化的哺育和修养，特别是没有受到逼近现代民主思想的明清人文思潮的猛烈冲击，他就不可能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光彩照人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典型形象，《红楼梦》也不可能有在中国文学史上被誉为“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这样的地位。

古语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曹氏家族从始祖曹锡远“从龙入关”，到曹获罪被雍正抄家，恰好五世，称之为“赫赫百年”，并非虚语。在清王朝初建的百年间，社会由乱到治，虽也经历过艰难，但到了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有所缓和，战争基本停止；再加上康熙调整政策，统一政令，休养生息，恢复经济，使得明末清初为战乱所破坏的社会开始复苏，耕地扩大，人口增加，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发展，晚明已经形成规模的城市经济也日见恢复、扩大与繁荣。特别是在南方，仅以织造曹家所在的江苏来说，江宁（南京）、扬州、苏州、两淮，都是已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商业繁荣的城市，纺织业、陶瓷业、印刷业、采矿业，以至金融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就以曹家经管的“织造”业来说，在江宁一地，就有“乾嘉间机以三万余计”^〔1〕。而当时的盐商巨贾，富甲天下，也大批集中在江宁、扬州、苏州、两淮、嘉兴等地，只山西、安徽“富人商于淮者就有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两）计”。就是在北方，也有京师米贾祝氏、宛平查氏、盛氏一批巨富。他们不只影响着经济，而且与贵族豪门竞建园林，夸饰奢华，显示出以经济实力逐渐进入上层社会的实绩。

财富的集中，自然也带来了土地的集中与流民的涌向城市，造成了市民阶层的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本在明中叶以后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尽管屡遭战乱的打击和破坏，再加上清初建国带来的落后生产方式、“圈地”掠夺，都使社会生产一度停滞，但是，城市的规模经济毕竟存在过，商品生产也有自己的规律，大批富商巨贾在各地的出现，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再崛起。

虽然清初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但到了康熙朝的中期，也已部分开放海禁，与西方各国有了商贸交往（见李洵《明清史》）。康熙末年，清王朝已设立“公行”，经管对外贸易。雍正七年，则有“大开海禁、西南洋诸国，咸来互市”（见李洵《明清史》）的记载。乾隆二十四年（1759），虽有明令关停闽浙海关，但也并未停止对外贸易。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还有报告说：(www.daowen.com)

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卖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卖湖丝并绸缎等物，自二十万余斤至三十二、三万不等。统计所卖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卖价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均系江浙等省贩运来粤，卖与各行商，转售外商。^〔2〕

引用这些点滴的历史资料，并不是想全面探讨这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情况，而是旨在说明，在曹氏三代人经管江宁织造时期，以及曹雪芹青少年时期，时代和社会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就是所谓外商贸易。这在《红楼梦》中也有着明显的留影：

第十六回王熙凤在和赵嬷嬷对话中就讲道：“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第五十二回薛宝琴还谈了这样一件涉及当时中外文化交往的趣事：

我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洋子上买洋货，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戴的都是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带着倭刀，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画的也没他好看。有人说他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作诗填词，因此我父亲央烦了一位通事官，烦他写了一张字，就写的是他作的诗。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是皇商，薛宝琴有这样的经历和见识，是不足为奇的，更何况作为“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的作者，曹雪芹又怎么会忽略反映这样的现实生活呢？荣宁二府，已有诸多“洋货”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什么自鸣钟、哆罗呢、洋锦、洋扇、洋漆、“汪恰洋烟”等，甚至连大观园的建筑中都有所谓“凿成西番草花样”（第十七、十八回）。

毛泽东对《红楼梦》产生的社会背景曾有过这样的看法：

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年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那个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以为，这“有了一些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是很精辟的见解。这概括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而曹氏家族的几代人，正是跻身于这时的“官商”活动之中。时代背景对他们的生活与思想自会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对曹雪芹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孕育，以及洞察封建末世的开阔“异样”眼光的养成，当是起过相当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