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红楼梦》会是宣扬或具有儒家思想的作品吗？

历来实有不少人如此认为。例如张新之的《妙复轩评本》就非常强调这一点，他说：“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周易》《学》《庸》是正传《红楼》，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书，惟败堂反理乃书于策，以训后世，使正其心术，复常循理，交适于治而已’，是书实窃此意。……通部《红楼》，只《左氏》一言概之曰：‘讥失教也’”（《红楼梦读法》）。

此外，鸳湖月痴子在《妙复轩评石头记序》中说：“闲人之评，并能括出命意所在。不啻亲造作者之室，日接作者之席，为作者宛转指授，而乃于评语中为之微言之、显揭之、罕譬曲喻之。似作者无心于《大学》，而毅然以一部《大学》为作者之指归，作者无心于《周易》，而隐然以一部《周易》为作者之印证。使天下后世直视《红楼梦》为有功名教之书，有裨学问之书，有关世道人心之书，而不敢以无稽小说薄之”（《妙复轩评石头记·卷首》）。

孙桐生在《妙复轩评石头记叙》中也说：“……自得妙复轩评本，然后知是书之所以传、传以奇。是书之所以奇，实奇而正也。如含玉而生，实演明德；黛为物欲，实演自新。此外融会四子六经，以俗情道文言，或用借音，或用设影，或以反笔达正意，或以前言击后语。尤奇者，教养常经也，转托诸致祸蔑伦之口，仙释借径也，实隐辟异端曲学之非。就其浅，可以化愚蒙；而极其深，可以困贤智。本谈情之旨，以尽复性之功，彻上彻下，不独为中人以下说法也。至其立忠孝之纲，存人禽之辨，主以阴阳五行，寓以劝惩褒贬，深心大义，于海涵地负中自有万变不移、一丝不紊之主宰，信乎其为奇传也”（《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卷首》）。

此类以儒学之旨来解释《红楼梦》的人，诚然亦有所见。但更多的人却指出此书批判的对象正是封建礼教，或者说此书显示的思想及内容恰好与封建礼教相悖。

《红楼梦》面世后不久，便有此说。梁恭辰自谓：“《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以开卷之秦氏为入情之始，以卷终之小青为点睛之笔。摹写柔情，婉娈万状，启人淫窦，导人邪机。自是而有《续红楼梦》《后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诸刻，曼衍支离，不可究诘。评者尚嫌其手笔远逊原书，而不知原书实为万阶，诸刻特衍诲淫之谬种。……我做安徽学政时，曾经出示严禁，而力量不能及远，徒唤奈何！有一庠士擅才笔，私撰《红楼梦节要》一书，已付书坊剞劂。经我访出，曾递其衿、焚其板，一时观听，颇为肃然。惜他处有仿而行之者。那绎堂先生亦极言：‘红楼梦一书为邪说行之尤’”（《北东园笔录》四编卷四）。

其实不止安徽，各省均有禁例。禁之之故，则因此类笔墨破坏了良序善俗，“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同治七年江苏省藩政《查禁淫词小说例》），会危害到统治。

这亦并非官员们的偏见，据李慈铭说：“凡智慧痴，被其陷溺，因之茧葬艳乡者，不知凡几，故为子弟最忌之书。予家素不畜此”（《越缦堂日记补》，庚集下，咸丰十年八月十三日）。可见这是一般世家大族的普遍看法。张新之、王希廉等人之评本，之所以会刻意强调《红楼梦》是不悖名教，甚且是正面宣扬儒家思想的，应该要放到这个社会脉络中来看。正因社会上有强大的批判声音，指责《红楼梦》破坏了儒家纲常礼教的价值，所以才会有这样一批人由“此书其实乃阐扬儒家伦理价值之作”这个角度去替它争地位。

到了清末民初，革命思潮兴起，情况便截然不同了。论者由批判传统社会的专制政体、家庭组织、礼教伦常出发，自然就要对那早期被斥为悖逆了礼教的《红楼梦》另眼看待了。昔人以为病者，今则适以为美，如季新云：

夫专制之组织，已足逼人为不孝不慈不友不悌之人；而礼教之维系，更是强人为假慈假孝假友假悌之人。坐是之故，家人父子之间，不讲心理，惟讲面子。无论其如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但使于面子演孝慈友悌之态，即怡然可见人，而人亦群以知礼目之。相习成风，成为中国之家庭。……今读红楼梦，见其父子叔侄兄弟姐妹之间、姑媳妯娌之间、宗族戚串之间，纷纷然相倾相轧，相攘相窃，加膝堕渊之态，袗臂夺食之技，极残忍、极阴鸷、极诡谲、极愁惨；鬼谷之捭阖，不足喻其险，孙吴之兵法，不足拟其诈；战国之合纵连横，不足比其乱。使人伤心惨目，掩卷而不欲观。然其外则彬彬然诗礼之家也，周旋揖让，熙熙然光风霁月之象也。呜呼！吾不得不叹专制组织能逼人为不慈不孝不友不悌之人，如是其甚也；吾尤不得不叹礼教之维系能强人为假孝假慈假友假悌之人，更如是其甚也。今试举一端以明之：贾珍、贾蓉之居贾敬之丧也，寝苫枕块，俨然孝子，而聚之行，公然为之而不恤。此犹曰狗彘之徒不足齿也。贾赦夫妇之事贾母，于表面无甚失礼；然其心恨老厌物之不速死，昭然如见也。此犹曰彼二人者固非人望所归也。贾政夫妇若能尽孝矣，然其声音容貌之间，非有至情至性足以使人感动，不过循礼而已。其心以为吾循其礼，乃可以为完全人，吾惟循礼，乃可以为子孙之法式，至其恋慕之心，固漠然也。此犹曰彼龌龊者不足以语此也。若凤姐者，承欢色笑，宜若能尽妇道者矣，然其心但以能博老祖宗之欢喜，为一己之颜面上之光荣，益得以遂其揽权专制之志云尔（1915，《小说海》，一卷一至二号）。(www.daowen.com)

认为《红楼梦》暴露了中国专制政体及虚伪礼教集中地（家庭）中的种种丑态，又歌颂了自由恋爱的价值，故具有颠覆中国专制政权、家庭组织及礼教伦理的重大意义。这种看法，迄今仍有许多支持者。谈《红楼梦》的人，就此而发挥者甚多，但大旨实不脱上文所引这几句话。

为什么清朝政府要禁《红楼梦》，为什么批判封建专制礼教者要引《红楼梦》为同道之先声？此不正因此书确有不少悖于儒者之说处吗？贾宝玉批评读儒书考科举的人是“国贼禄鬼”、走进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联的房间便嚷着要出去、号称“诗礼传家”的贾府则只有门口一对石狮子是干净的……这样的文字太多了！看来我们似乎不能跟张新之等人一样，硬要说它是“演理性之书”或宏阐儒家思想之作了。

而且，《红楼梦》与儒家礼教的冲突，不只在它借宝玉、焦大之口说的那几句话，而在它整个重情的态度。清朝政府要禁它，主要就是因它言情诲淫，可是在欣赏者眼中，它重情言情却有极大的价值。因为儒家传统上只讲性理、礼法，情是被压抑的。因此《红楼梦》作为一本“情书”，即有反性理礼法之意，论者对此，往往给予高度赞扬：

同人默庵问余曰：“《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曰：“情书也。”默庵曰：“情之谓何？”余曰：“本乎心者之谓性，发乎心者之谓情。作是书者，盖生于情，发于情；钟于情，笃于情；深于情，恋于情；纵于情，囿于情；癖于情，乐于情，苦于情；失于情，断于情；至极乎情，终不能忘乎情。惟不忘乎情，凡一言一事、一举一动，无在而不用其情。此之谓情书”（花月痴人《红楼幻梦·自序》）。

《红楼》以前无情书，《红楼》以后无情书。旷视古今，《红楼》其矫矫独立矣（汪大可《泪珠缘书后》）。

此风花雪月之情，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意其初必有一人如甄宝玉者，与贾宝玉缔交，其性情嗜好大抵相同，而其后为经济文章所染，将本来面目一朝改尽，做出许多不可问不可耐之事，而世且艳之羡之。其为风花雪月者乃时时为人指摘，用为口实。贾宝玉伤之，特将真事隐去，借假语村言演出此书（涂瀛《红楼梦论赞》）。

惟圣人为能尽性，惟宝玉为能尽情。负情者多矣，惟宝玉其谁与归？（同上）

“尽性”是与圣人之“穷理尽性”相对的，“风花雪月之情”又与“经济文章”相对，“世人艳羡”则与“时人指摘”相对，高揭情教，以颉颃于礼教，故汪大可才会说它矫矫独立千古。

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红楼梦》这种态度也不是孤立的，乃是继承着汤显祖、冯梦龙等人而来。例如冯梦龙编有一部《情史》，又名《情天宝鉴》，其中分列二十四类，含情真、情豪、情痴、情幻、情侠、情灵、情感、情累、情疑、情报、情妖、情秽等。《红楼梦》又名《风月宝鉴》，其中又有“情榜”，显然跟冯梦龙有些关系。而《红楼梦》与汤显祖的渊源就更不用说了。汤显祖、冯梦龙代表着晚明反理学道学的行动，《红楼梦》则是清朝反理学道学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