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调查：1950至2000年，明清小说研究论文近90％集中于《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七部名著，发表论文17315篇，其中《红楼梦》研究8756篇，也就是说，七部名著研究论文中，每两篇有一篇研究《红楼梦》。调查者惊呼：“一部红楼，半壁江山”，并提出古典文学“研究格局严重失衡与高密度重复”^〔2〕。

这不成比例的研究恰好说明《红楼梦》无愧盖世之作。

而这仅是对学术研究的调查。如果对中等以上文化的读者做调查，恐怕不应该调查多少人读过多少遍《红楼梦》，而应该调查谁居然没有读过《红楼梦》。

如同全世界每一分钟都有人听贝多芬，全世界每一分钟都有人看《红楼梦》；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红楼梦》，没有华人的地方人们借助各种译本看《红楼梦》；贝多芬的“命运”年年岁岁拨动人们心弦，宝黛命运世世代代牵动人们心思。

在许多中国学者眼中，《红楼梦》似乎成了西方人眼中的《圣经》。

蒋和森教授说：中国可以没有万里长城，却不可以没有《红楼梦》。^〔3〕

周汝昌先生给外国使节讲《红楼梦》时说：欧洲学者认为，《红楼梦》是欧洲文化永远达不到的高峰。^〔4〕(www.daowen.com)

两位华裔学者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写的专著，对《红楼梦》做出如下评价：

牛津大学吴世昌教授说：“莎翁（莎士比亚）和曹雪芹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创造了四百多个人物，但莎翁的人物，分配在三十多个剧本中，而且许多王侯、侍从、男女仆人，性格大致相类；在不同剧本中‘跑龙套’的人物原不必有多大的区别。而曹雪芹的四百多个人物，却严密地组织在一个大单位中，各人的面目、性格、身份、语言，都不相同；不可互异，也不能弄错。”^〔5〕

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说：“假如我们采用小说的现代定义，认为中国小说是不同于史诗、历史纪事和传奇的一种叙事形式，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小说仅在一部十八世纪作品中才找到这种形式的真正身份，而这部书恰巧就是这种叙事形式的杰作。尽管《红楼梦》在形式和文体方面仍是折衷的，但从它的注重人情世故，从它对置身于实际社会背景上人物的心理描写来看，它在艺术上即使不领同世纪西方小说之先，也与其并驾齐驱。”^〔6〕

在新时期，博尔赫斯是时髦作家，他的写作非常贵族化，善于运用幻想手段，很多中国小说家学“老博”，老博却学曹雪芹。博尔赫斯曾试图探讨，《红楼梦》是红楼孕育了梦还是梦孕育了红楼？他甚至认为，《红楼梦》完全以第一回和第五、六回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不仅是幻想小说，而且其“令人绝望”的现实主义描写的唯一目的，便是使神话和梦幻成为可能，变得可信。^〔7〕

小说是臆造的故事，是欧洲小说家及理论家的共识。小说人物一枝一节或许和现实生活相像，但小说人物仍只是小说人物，是鲁迅的观点。20世纪后半个世纪，红学研究以批判俞平伯和胡适考据派始，以不可思议的新“考据”终（如曹雪芹毒杀雍正之“研究”）。在《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和自传说占很大研究“份额”。但《红楼梦》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艺术顶峰，任何研究者对此都无疑义。

《红楼梦》开头写甄士隐和贾雨村，音谐“真事隐”、“假语存”。《红楼梦》是绝对虚构的小说，是我们讨论红楼故事和文本写作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