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光楼与《琵琶记》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南宋大诗人陆游笔下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写的是宋代古本《赵贞女》的家乡——宁波南郊10里外栎社市集上沈家村边的赵家庄，“满村听说”的是忘恩负义的蔡中郎……

沈氏“瑞光堂”匾额

元至正十八年（1358）的一个夏日，著名戏曲家高明（字则诚），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宁波城南奉化江畔的栎社。穿过店铺林立的街巷，站在栎社市集的一座小石桥上，映入眼帘的是一幢连体三楹的木结构楼房，屋前是碧波潋滟的南塘河，宅后小花圃翠竹摇曳，墙内还不时地飘出阵阵的花香，果然是一处隐居的好地方呀！在这之前，高明曾在萧山的好友戴宗鲁处待过几天，虽说两人为莫逆之交，但此刻戴氏正往仕途上发展，日子一长，高明就觉得没有滋味，而对方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点，就主动向他介绍在宁波栎社市集上的一个名叫沈颐的老人，祖上曾是宋朝一位皇族，元灭宋时，从北方迁徙南下，如今已隐居好几代了。

瑞光楼故址

此时已五十出头的高明，红尘中的一切早已看透，只想找个僻静的地方隐居。当他来到栎社沈氏楼时，沈颐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让高明住在楼上。除了叫仆人一日三餐按时送去饭菜外，从不去打扰他，连楼梯都没有踏上过一步。有一天，沈颐忽然听到从楼上飘下来一句吟唱宋代古本《赵贞女》中的曲词：“万两黄金未为贵，一家安乐值多钱。”便停了脚步倾听。这沈颐本是一个戏迷，一听高明吟唱曲词，知道是遇到了知音，便上楼去见高明。高明告诉沈颐说自己有一个心愿，想把古本《赵贞女》改写一遍。沈颐连连说好，为了能让高明安心地在楼上改写剧本，还特意买了两条猛犬守卫大门，另外又把楼梯板也抽掉了，叫仆人送饭菜时直接用竹篮吊到楼上窗台。这以后，高明更能全心全意地投入《琵琶记》的创作……

“皇天不负有心人”。高明作《琵琶记》，历寒暑三载，数易其稿，完稿前夕时值深秋，一轮明月高挂夜空，他不胜欢喜，在沈氏楼脚踏楼板，反复吟诵剧中曲牌，诵至《糟糠自厌》中吃糠一折，吟“糠和米两处飞”之句时，忽见桌上两支蜡烛的火焰相向弯曲，交合在一起，成为一条美丽的火焰“虹”。这罕见的景象，令高明及闻声赶来的沈颐都惊诧不已，视为吉祥征兆，连声说：“瑞光，瑞光！”从此，这座沈氏楼就被称作“瑞光楼”。

《琵琶记》写的是民间少妇赵五娘在夫君蔡伯喈赴京赶考之后，毅然挑起了奉亲持家的重担。蔡伯喈一去杳无音讯，家乡又遇上灾荒年月，因饥饿难忍，蔡婆日夜吵闹，赵五娘为了省下细米孝敬老人，自己背地里吃糠，可她的一片孝心反而引起蔡婆的猜疑，以为赵五娘瞒着公婆在弄什么好东西吃，便举杖责打。后来弄清了事实，两老羞愧难当，而后双双去世了。赵五娘为了埋葬死去的蔡公蔡婆，剪下头发，沿街叫卖，麻裙包土，自筑坟台，最后在邻人张广才的帮助下又描容上路，身背一把琵琶上京去寻找蔡伯喈。谁知这时中了状元的蔡伯喈已被牛丞相强招为女婿，不再认发妻五娘。最后幸得牛小姐相助，夫妻俩才重获团圆。其实，这一段故事当时就在浙东一带的乡间演得十分火爆。民间戏班演出的剧名叫做《赵五娘与蔡二郎》，只是戏的最后结局并不是大团圆，而是大悲剧！上京寻夫的赵五娘竟被蔡伯喈骑的马给踏死了，引起天公动怒，用五雷劈死了蔡伯喈。每当民间艺人们演到“雷劈蔡二郎”这一折戏时，坐在戏台下的观众都会齐声高喊起来：“打雷！打雷！天公快打雷！”人们恨不得叫天公快点打雷把蔡伯喈给劈死——想必这种热闹的戏剧场面，一定会给当时隐居在栎社乡野的高明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奇怪的是高明在撰写《琵琶记》时，对前面赵五娘的情节统统都予以保留，为什么偏偏要把最后的这个结局给改变了呢？

原来，高明要做一篇替蔡伯喈翻案的大文章！(www.daowen.com)

历史上蔡伯喈实有其人，真名叫蔡邕，是东汉末年的一位大学者，曾官居左中郎，生前是一个孝子，又未曾重婚。因多次在皇帝面前犯颜进谏，遭到宦官的陷害，最后冤死于狱中。蔡邕多才多艺，通经史、懂音律，而且他有一个十分聪明的女儿，她就是《三国演义》里被曹操以厚礼重金从匈奴那边赎回来的才女蔡文姬！把这样一个才华横溢而又道德高尚的历史人物拖到戏台上来进行鞭挞、嘲弄，最后让天雷劈死，高明为他感到不平。其实，这时高明之所以隐居于栎社乡野，是因为他在仕途上也遭遇到了如同蔡邕一样的命运。高明，生于元大德九年（1305），出身诗人隐士家庭，天赋聪慧，“自少以博学称”。由于早年丧父，家道艰贫，就在乡里设塾授徒，过起“闭门春草长，荒庭积雨余”的清苦生活。元至正五年（1345），四十岁的高明一举得中进士，赴处州任录事一职，果然政绩显赫，颇有名声。正当他欲大展宏图时，恰逢方国珍聚众起义，反抗元朝统治，朝廷命高明参与平乱。高明熟悉浙东一带民情，力劝官兵不宜在海上与方国珍作战，谁知此言不合元朝主帅达罗帖木儿的心意，不予理睬，结果元朝军队铩羽而归。达罗帖木儿见打不过方国珍，建议朝廷进行招安，最后反而是招安后的方国珍做上了左丞相衢国公，这自然使高明抑郁不得志，他心灰意冷，迅速从仕途上退了下来，隐居于栎社乡野，以词曲自娱……

在浙东乡村的民间传说中，当年蔡邕携家眷也来过栎社这块地方，他们是从绍兴那边过来的。一天傍晚渡过了曹娥江，蔡邕在江边看到了“曹娥碑”，因天色昏暗，看不清碑文，他就用手摸着读，读完后连声称赞写得好。第二天一早，蔡邕又到“曹娥碑”旁，刻上了“黄娟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的评语，这评语后来被曹操的谋士杨修破译，原来是蔡邕称赞碑文为“绝妙好辞”，用的是离合格的修辞方式。这以后蔡邕就在栎社住了下来，再接下来他又不知为何赴京赶考，把赵五娘一个人扔在了这里……于是，当地人对他失去了好感，为了表现不满，编出了一出《赵五娘与蔡二郎》的戏文来抨击蔡邕。

不过，上述这些只是传说，史料上找不出如此记载。蔡邕一家人主要的行踪是在北方，至今没有出现过他迁居栎社的任何证据，更何况蔡伯喈这个名字最早是出现在宋代古本《赵贞女》里的。清代大学者万斯同曾写过这样一首竹枝词：“终宵曲就聚灯花，异事人传高永嘉。还有布衣栎社长，直教老手夺琵琶。”区区四句诗，就把瑞光楼的来龙去脉以及高明隐居栎社镇撰写《琵琶记》的故事叙述得一清二楚。

翻阅《琵琶记》，映入眼帘的第一段唱词就是“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这开卷时的四句唱词就是高明撰写《琵琶记》的主旨所在。从民间流传的《赵贞女与蔡二郎》的故事，到明初广为流传的《琵琶记》，高明并不只是简单地改变结局，而是经由他的创作理念，重新安排了剧情和人物性格，在内容上做了很大的变动，即把“马踏赵五娘”和蔡伯喈受“五雷轰顶”的悲剧式结局改为大团圆收场，把忘恩负义的蔡伯喈改为“全忠全孝”的人物。有人说《琵琶记》不如民间戏曲《赵五娘与蔡二郎》打动人，其实不然，只要细细地通读一遍《琵琶记》，就会被剧中复杂而又丰富的人物形象所吸引。就以蔡伯喈为例，剧中的蔡伯喈犯下了“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三不孝”的逆天大罪，在高明撰写的《琵琶记》里这些情节都没有改变，依旧存在，只不过他巧妙地把“三不孝”的重心移植到“三不从”之上，即“在乡想辞考，父母不从；在朝想辞官，皇帝不从；在身想辞婚，牛丞相不从”。从而揭示出蔡伯喈内心深处的痛苦与无奈，正是后面提及的“三不从”才造成了前面的“三不孝”呀！蔡伯喈何罪之有？就说有罪，也不至于让天雷劈死。中国艺术研究院原戏曲研究所所长王安葵教授曾经引用明代大文人徐渭的话说：“《琵琶记》全剧写出了一个‘怨’字。蔡婆怨蔡公，蔡公怨儿子，赵氏怨夫婿，牛氏怨严亲，而伯喈却怨试、怨婚、怨及第，殆极千怨之致矣！这一个‘怨’字确实是点睛之笔。戏台上的人物都是好人，没有一个坏人恶人，可人人全是怨气冲天，这为什么呢？噢，原来是剧中人所处的那个时代出了偏差、不合理。假如天公真会动怒，轰隆隆的雷声劈死的不是一个小小的蔡伯喈，而是这使好人们都活得透不过气来的封建社会……”

高明的《琵琶记》是一部社会与心理悲剧，结尾处的“大团圆”不但没有丝毫减弱剧作力量，反而深化了它的悲剧内涵，这才使《琵琶记》成为了一部千年不朽的扛鼎巨作。

可惜这位与我们宁波有过“亲密接触”的元末大戏曲家高明，最后却卒于宁海的一家小小的客栈里，而此时已是明洪武三年（1370）了。

一晃650多年过去了，当年因高明撰写《琵琶记》而闻名于世的宁波栎社瑞光楼，屡毁屡新，至明清两代安然完好。因年久失修，瑞光楼于1985年倾塌，今已荡然无存。唯一可供人凭吊的是鄞州区文管会耸立在原瑞光楼前的“瑞光楼遗址”碑和沈氏宗祠内的沈氏裔孙沈乐美于清光绪十二年九月敬献的“瑞光堂”匾额。伫立在“瑞光楼”遗址前，不禁浮想联翩，高明当年脚踏楼板，案上蜡烛弯曲交合的情景仿佛又重展眼前，人们企盼着瑞光楼重建，明代沈汴诗篇写得好：

枫叶萧萧晚，芦花寂寞秋。

白萍南浦望，不见瑞光楼。

瑞光楼，何日再现你的英姿？

（孙仰芳　鲍贤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