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白天与黑夜： 女性主义者的一次主体经验

江　波

2003年4月29日中午，西安市和平门内的桃园公寓大门口两侧、楼内通道边墙及两部电梯内同时贴满了由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精心策划的“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系列宣传画，每幅长1.08米，宽0.86米，一套三幅，显得格外醒目。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大概不会忘记，去年冬天，公寓一保安为了禁止市法院在大楼内张贴布告，结果被公安部门拷走的不幸事件。这件事反映出公寓的物业管理相当严格，为了保证楼内的整洁，绝对禁止任何人在公寓内外墙壁上张贴任何内容的印刷品，他们甚至敢以身试法，就连国家权力的象征——法院的公告都难逃被撕毁的命运。而这一次，管理人员的宽容和建设性却让人感到意外……

4月的某一天，众多陕西人随着北京市政府高层领导人的被革职和有关非典型肺炎疫情的陆续证实和公开，对非典的关注立即提升起来。一周后，作为陕西省省会的西安出现了一系列非典型行为：抢购日常生活用品、假冒抗炎药品、疑似病人逃离医院、医院拒收病人等恐慌心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和公共道德面临极大的考验。

这时候，研究会的几个同事还在山阳县进行着社区健康项目的参与式监测评估培训。尽管他们身处边远的贫困山区，却以NGO组织和女性主义者特有的敏感想像着全国和西安的情况。女性NGO对这样一场灾难该以怎样的方式面对与回应？他们首先对隐瞒疫情、迟迟不报表示愤怒，一种发自内心的愤怒；接着又感到欣慰，政府已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公开与坦诚，这部机器的运转透出了新的希望；再下来，观察北京的疫情，出于对边缘、弱势人群的关注，自然将目光投到了西部、西安和陕西的贫困农村。

这种联想不仅是研究会的同事特有的，国家对此已有所担忧。几天之后，他们回到西安，疫情的发展状况大大出乎意料，各类媒体都对此进行着密集的报道。人们都在复述着防非典的大众话语：通风、洗手、消毒、戴口罩、隔离、发烧门诊、定点医院，还有谣言和恐惧等等。研究会的同事们在短暂的附和之后，突然意识到作为从事社会性别与发展的民间组织，可能存在的关注点上的偏离。我们不该扮演应声虫的角色，应该用自己的眼光观察这场灾难，女性NGO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不能再出现失语的情景，同时，他们为自己性别敏感的迟钝而惭愧。

战争总是同男人联系在一起的，很难想像女人会进入流淌鲜血的战场，尽管我们常常会看到女人在战争中被伤害、杀戮、强奸和流离失所的景象。《沉默的另一面》的作者布塔利亚·乌瓦什以她独有的视角写下了“沉默·国家历史·女人”这凝重的思考。战争同样是被性别规范的，不管愿不愿意，女人是无法逃离战争本身的，女人必然被卷进战争之中。女人进入战争有两种方式：主动和被动。被动的卷入意味着被侵害的命运，而主动的进入则标志着以自己的力量影响战争，缩短痛苦的进程。其实，在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女性主义者在这场抗击非典的战争中能为社区、同胞做些什么？

《女性主义者站出来》把这场灾难带来的景观同女性联系起来，用女性视角解读了灾难景观同性别活动存在的关系。

“非典型”带给我们的是一连串的思考：为什么将社会生活中非规范的、亚文化的现象总被毫无例外地冠以“病态”的名分？是谁控制着“典型”与“非典型”症候叙述的权力，主导着语言规则？是谁在支持着异性恋的霸权，将同性恋视为病态？是谁支持着法律的制裁取向，把女性商业性工作者作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处罚对象？是谁制造着第三者主流叙述，造成了女性的失语？总之，“非典型”症候为什么把女性变成了“流行瘟疫”的携带者？

女性主义站出来！女性主义者为什么不大胆地站出来？这些“非典型”的亲密关系实际上是以典型的男权文化为参照的。反省一下，中国对同性恋的看法和作法还停留在西方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水平，对女性商业性工作者远远未完成去污名化的过程，对第三者的评价也还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这一切不都是对中国女性主义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吗？

如果女性主义者不创造出一套女性阅读的知识，不生产一个用自己话语建构的空间，那么，颠覆男权文化霸权只能是一句空话。“典型”的阅读，不能代替“非典型”的阅读，“典型”的空间，不能代替“非典型”的空间。社会现实已经告诫我们，阅读陈旧的剧本，不如改写和阅读全新的剧本，在空间内生产，不如生产全新的空间。

它虽然表明了女性主义者的某种态度，但作为行动纲领实在显得太欠缺了。面对疫情，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同仁进一步提出：“在这场灾害面前我们是否需要介入和干预？”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参与，它实际上也是在追问自己：我们应该如何从性别的角度参与这一事件？性别问题能涵盖一切吗？性别与其他分析范畴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如果存在又需要做些什么？女性主义站出来的呼唤，尽管减少了女性在战争中的“失语”，却由于其知识的狭隘而存在行动上的局限。在这样的突发灾害面前，需要的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去承担责任！

急促的电话铃又响起来了。尽管已是晚上，但通过行动建构意义的心理总是挥之不去。女性主义者主体经验的意识不断促使大家深入着白天的讨论。在灾害面前女性NGO必须站出来，用行动表达自己，向女性主体的缺失和严重的失语挑战，不再使“战争让女人闭经”的历史重演。因为是女性，所以有更多的害怕和恐惧；因为是女性，所以有更多的爱心与关注；因为是女性，所以也更渴望自由、和平与健康。他们努力尝试用主体的经验和实践来反思性别定型并建构性别知识。这一思路确定下来之后，研究会决定以医学之外的社会关怀介入唤醒人文资源，为凝聚社会力量抗击“非典”履行自己的职责，用行动对性别划分提出挑战和质疑。

“我们一定要回应这一突发事件！”，“女性NGO的人文关怀就体现在这里。”实际上，目前这场灾害已远远超出了疾病本身，它所带来的恐慌已经使社会自组织系统本身的薄弱暴露无遗，政府的控制力已无法满足社会各层面的需求，一场危机已初露端倪。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是在女性承受暴力之前就由男性文化建构了；艾滋病恐慌是文化定义了同性恋的不正常及它与死亡的关系后制造的；同样，SARS病毒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的恐慌，女性主义团体必须站出来承担必须有的历史和社会责任。

按照约定的时间，第二天早上，研究会的同事在简短的会议上达成了共识。大家讨论了主题策略、具体设计和工作方案，迅速进行了分工。三天之后，一套大型系列宣传画出齐了。它是研究会志愿者辛勤劳动的成果，它也凝结了其他社会组织的付出。

“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大事，让民间机构妇女研究会做了。怎么政府不做呢？”这是一位采访大型系列宣传画进入社区活动的记者发出的内心感慨。我们不想引申其后面更多的意义，只是想体会妇女NGO如何尽了自己的一份职责。

凡是熟悉“灾异论”的人都知道，对待历史上发生的诸多不测，灾异论者往往会作出一种性别的解释：大凡灾害的发生是因为某个后宫中的某个女人的原因带来的。对待这样的叙事，不少人已感到习以为常。把女人视为“祸水”是典型的男权文化的反映，是男人极度缺乏自信的体现。在这里，任何一种灾害都是一种政治，而且毫不掩饰地说，它就是一种性别的政治。但是，在今天，面对这场灾难，女性却是作为抗击疫情的指挥者和战士的形象出现的。吴仪，临危受命，在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兼任卫生部长，总体部署、指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一女性形象向人们展示了沉着坚定、坦诚果断的品质。可以说，这一举措对传统的性别符号做了重新定义。在这看似没有关联的事件中，具有性别敏感的我们却感受到了它们内在的关系。

研究会同仁面对系列宣传画的议论也折射出对性别的敏感：“这双手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原先那幅白衣卫士的形象是一个女性微笑的大特写？”，“为什么有力的大手一定用男性的？”，说真的，现在看来每幅画都存在某种遗憾，但它没有出现太多的性别盲点或误区。关于男性与女性具象的议论其实都是表象的，关键还是在传达出一种声音，一种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无论怎样，妇女NGO组织——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名字在危难时刻，随着系列宣传画走进了西安大大小小的社区，使人们从中看到了女性的力量和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也实现了对社会性别的再表现。

研究会会长在简短的“宣传画进社区活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更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面对“非典”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人们需要的不只是对疾病的了解和预防，更需要良好的心态、自觉的行动和时刻保持作为公民的一份凝重的责任。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为倡导这种精神，愿与政府和广大市民共同肩负起构筑起“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的神圣使命。陕西妇女研究会将通过30　000份大型宣传画，激励市民患难与共、抗击非典。

这套大型系列宣传画倡导市民从我做起，告语市民在相互尊重和关怀的同时，承担起对白衣卫士无私奉献的真诚回报，承担起对生命的呵护与关爱，承担起构筑民族精神的历史责任。大型系列宣传画在传递人文关怀的同时，强调严防坚守，以科学的精神和积极的行动，直面“非典”，使市民摆脱恐慌，共同迎接抗击非典胜利的那一天。

“严防坚守，从我做起”（告语市民之一），倡议市民为了自己及他人的健康和自由，自觉行动起来切断传染链上的每一环；“关心白衣卫士、就是关心我们自己”（告语市民之二），突出医生与市民休戚与共的关系，倡导市民以实际行动给予白衣卫士更多的尊重与关爱。“众志成城、抗击非典”（告语市民之三）强调民众的凝聚力是战胜非典的强大力量，法制建设是战胜非典的有力保证。三幅画从不同的角度告示每一位市民：共同构筑强大的心理防线，承担起神圣的社会责任。

在“非典”蔓延的日子，我们更加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自己、给家人、给身边的所有人，多一份真诚的关爱；我们更加需要自觉自律、彼此理解、相互支持，从点点滴滴做起，保证不给社会增添更多的压力。只有当我们对“非典”有了科学的认识、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行动的时候，才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自觉地承担了战胜这场危机的责任，也只有当我们都承担起了这份责任，才能感受到来自自身和他人凝聚在一起的强大的力量，这是无坚不摧的力量！

“众志成城，抗击非典”大型宣传画从倡导、创意到设计只用了短短的5天时间，这个过程凝聚着陕西妇女研究会和佰杰数码艺术设计教育中心全体志愿者的辛勤付出，它体现出志愿者关爱生命的人文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危难之时的这次实践，凸显出女性承担社会道义的象征性意义。然而，在非常时期，究竟该怎样关注性别问题？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又一个任务。

在这场非典危机面前，媒体的作用大多是正面的。但我们也听到了另一种议论。西方的一些评论执意说，非典在中国的发生是因为广东人什么都吃，大量破坏生态的结果。这一结论是否准确这里显然无法讨论，因为这个论题大大超出了我们的知识范围。但是，研究会能引出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其本身就是令人感兴趣的。

女性主义总是竭尽全力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人类间的压迫，同时也把这种价值观投射到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等关系上。女性主义反对二元论、对抗性、专制性和等级性，因为正是这种男权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对女性和自然造成了损害。女性主义视角格外关注生态的和谐，对疾病与生态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正反映出女性NGO组织对包括动物在内的生命的关爱，对环境保护的职责和对后代的责任。很自然，她／他们对疾病的关注也被引入到这样一个层面上。

其实与战争的男性化是为了将女性抛在后边一样，女性对自然、生态和生命的关爱也正是为了矫正男性价值的偏差，充分凸显女性的价值。当然，如果作为一种抗争的策略，以强化女性特质为契机，突出女性主义者作用和地位的做法，这也许是相当明智的，但完全的对立又将是非常危险的，它难免会限制女性主义者的眼界。这样的争论也许会长期存在下去，但无论怎样，研究会的讨论反映了女性主义内部的差异，这种差异如同女性主义思潮一样，呈现出复杂的局面。

对中国人吃野生动物的批评也许包含着事实，但是，这种批评又显然透露出文化和种族歧视的气息。在中国遭受这样一场灾难的时候，西方媒体以发达国家所代表的男权文化身份所特有的权威口气，对第三世界——女性化身份的不发达国家制造“污名化”“策略”，一方面以一种景观的方式观察中国的疫情，另一方面将中国疫情“他者”化，制造出了多种攻击中国的产品。然而可怕的是，国内部分媒体在不经意间充当了西方殖民的共谋，强化着“黄祸”的边缘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的凝聚力。(www.daowen.com)

针对这种情况，研究会的这次行动对非典事件中担心存在的殖民化倾向特别警惕，对回应的思路进行了反复讨论，确定了以下主题：

1.关心白衣卫士，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尊敬：在此危难时刻，弥足珍贵的生命因您而得到拯救和呵护！

支持：在您无畏的目光里，注满了祝福和关怀，让我们心连着心，携手共进，勇敢面对！

共担：您用生命的代价抗击肆虐的病魔，您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让我们共同承担命运的挑战！

2.严防坚守，从我做起

责任：你我都是战斗在防疫前线的战士，不要漠视，不要退缩，勇敢的争夺我们的健康与自由！

行动：每个人都可能是传染链条上的一环，切断链条，必须从身边小事做起！

援助：多些理解，多些援助，让正在与病魔抗争的患者同胞因你的关爱而得到坚持下去的力量！

3.众志成城，抗击非典

信心：恐慌与病毒一样可怕，不要让恐慌将我们摧毁，心理的防线是信心的源泉！

凝聚：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你我的希望系于每个人凝聚而成的强大力量！

职责：法制化建设是构筑强大防线的基本保证，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神圣的社会责任！

女性NGO的行动不可能完全是因性别而引起的，它可能掺杂着国家、民族等多种因素。东方主义使女性主义者保持着一种警惕，使我们不可能将民族问题性别化，也不可能将性别问题民族化。一组宣传画实际上回应了将第三世界人民“他者化”的意图。同时，它也回应了将女性团体“他者化”的倾向。女性NGO在这个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主体经验。

布置会场显得格外紧张。由于天上下着小雨，工作人员担心在户外活动效果不好，计划将发布会移到研究会的办公室内进行。志愿者们的协调能力极强，不一会儿，大楼的墙壁、电梯上贴满了系列宣传画，房间内也贴上了，还特别运来了十几把凳子。为了使会场充满活力，有人将几盆象征生命的绿色花草特意摆放在醒目的地方。他们在用“花语”写作女性对于生命的关爱，消除恐惧和战胜SARS的信心。这一性别化极强的写作语言，表达了研究会志愿者的主体性敏感和特殊的声音。女性的解放其实就是通过这点点滴滴的话语实现的。几盆花也能表达她们的欲望和想像的事物，把女性气质和人文关怀联系起来，巧妙地挑战了常规的会场布置，没有任何权威感，但平和而有力！也正因如此，女性的主体性得到了体现，这是女性主义者的文本策略——用“女性特质”对抗男性主体的意义和价值观。在等待会议召开的间歇，志愿者们似乎感到了成功的到来，纷纷议论着如何用3天时间赶制了3万份张贴画。看到这些成果，大家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公民意识和自豪感。

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志愿者们清醒的意识到，这次行动的胜利必须让社会公众感受到女性作为依附者的形象的改变。在社区为这次活动搭建的简陋的小台子上，市民们第一次看到，主持这次活动的主要人物都是女性。这一角色的转换，表明了女性NGO在有限时间内建造有意义的性别话语空间的能力。这一能力的确得到了验证，特别是分成几个小组进入社区之后，他们招呼居民共同张贴宣传画的过程显得格外动人，那种和谐的气氛，那种相互支持的场景，每一个参与者都感到兴奋。在这里，没有世俗的权力，没有上下级关系，只有一种利益的联系，只有一种权利，那就是为了战胜非典，获得健康和自由的人的平等权利。

在这次活动中，民主建国会、省妇联、各区街道办事处和代表各个层面的研究会志愿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显示了女性NGO的社会组织能力。女性NGO对这次事件的积极介入，可以看作是对男性中心的一次颠覆。这是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有关社会、民族、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时，正是男性中心意识形态极度膨胀的时刻。然而，这一次，陕西妇女研究会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第一个站出来张扬疫情中的人文关怀，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一行动，也无形中制造了女性NGO介入社会事件的知识。女性没有成为“缺席者”，在抗击非典的影像里，女人成了操纵、生产、解读产品的主人，在社会空间重新建构属于男人和女人共有的知识元素——信心和力量。

社会性别关系是建构出来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今年所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中女性的表现里看得很清楚。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女记者吕丘露微，在中国记者们纷纷撤离战区时，第一个冲破封锁，进入战火纷飞的巴格达，伊拉克战事平稳以后，几乎没有停顿，吕丘单薄而坚毅的身影又出现在另一个战场——北京非典疫区。有意思的是，吕丘的行为在国内引起了一场关于男记者和女记者谁更勇敢的争论，更多的观众将男记者的撤离和女记者毅然奔赴战场进行对比，使危机事件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显得意义深远。柴静，中央电视台的女记者，带着充分的人文关怀、社会良知和职业责任感大胆进入隔离病区，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感性和似乎不属于她们的勇敢和敏锐张扬了女性品质，并将这种品质通过媒体建构起全新的性别气质。这些女性的举动无论如何都具有挑战传统两性形象的意味。

深入“战区”，深入“隔离病区”，这些行为在性别隔离的文化环境中有明显的性别标记，它是男权的象征。然而，这种标志被女记者的“闯入”打破了，被视为“自然”的性别标记因为“社会”的实践而改变了。

在全社会弥漫着恐慌的气氛中，女性NGO的挺身而出又意味着什么？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同仁不知什么原因，几乎就在同时，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谈论着这些女记者。当然，她／他们并不是预先设定男女就该有性别上僵化的定型，也不是以“性别伪装”的游戏来理解她们的行为，从而更进一步巩固传统的性别结构。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是“自由选择”象征，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运用。

女性的角色往往被限制在私人领域内，涉及公共领域，女性参与社会事务，尤其是涉及政治等方面的社会事务更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然而，女性NGO靠着一种性别的敏感站了出来，其切入途径是在抗击非典的活动中，而生命与健康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女性特质”有天然联系。这次社会性别实践在策略地选择了关注眼前利益的方式进行，而它的背后却折射出战略性别的意义，女性在参与公共领域的大事件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研究会的这次行动，实际上为社会的全民动员，为女性NGO实践对传统社会性别的反思和批判，也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危机情况下人文关怀的范例。它通过自己的声音提供了一个多元叙述的文本，切入角度不同，发声位置不同，表现手法不同，身份不同，也许是一种另类的声音，但它却遵循着这样一个逻辑：男女平等的承担社会责任，将女性主义者倡导的行动真正融入到性别实践中。

在这次行动实施的过程中，陕西妇女研究会一直在构想如何回应可能在农村发生的疫情。秘书长的电话这几天不断的响起，大家又要为这件事绞尽脑筋了。目前，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基金会、机构回应农村的抗疫呢？中央台以抗击非典为主题的大型文艺晚会“我们众志成城”，出现了医生、学生、科学家、工人、解放军、干部、市民的代表，但遗憾的是唯独没有农民的形象。国家一再强调农村的传播可能造成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危险，但究竟又有多少人真的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个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呢？

研究会为了扩大对边缘人群的支持，正努力寻求更多的资源，他们把城市社区宣传的成功经验传递给了其他基金会，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农村。研究会发展组的成员具有丰富的农村社区发展工作的经验，关注农村边缘人群是他们的责任和使命。当性别问题融入到阶级、地域、国家问题之中，纠缠在一起时，就使这个议题变的异常复杂。尽管这一过程实施起来也许不会很顺利，但这样的推动本身就是极具意义的。

女性主义者是以实现平等为努力取向的，他们认为对弱势人群的忽视和漠视，正是男权文化不公正的反映。弱势群体处于边缘状态时的无力感与女性在社会中的无力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性别歧视表现出男性对女性贡献、能力、利益和价值的忽视，而对农民等弱势人群的忽视实际上就是将他们置于边缘位置，而这种身份的差异体现出的主体霸权和不平等恰恰是女性主义者不仅要拷问自己，而且要拷问社会。

研究会正在不断的讨论这个问题，向各基金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敏感中蕴涵着他们的另一种建设性能量。女性NGO对传统社会性别的批判不能总是反抗，女性主体的建立更应该是正面的建设性的工作。这种工作不再盲目的以男性思维为参照，而是创立自己的空间。

国家与社会既相联系又是相分离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国家将本该属于社会的权力重新回馈给社会，为社会的自我发展提供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化成为社会活动的基础。在抗击非典的战争中，国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国家并不是万能的，社会自组织系统的正常运作承担着无可替代的功能。民间组织如何体现自己的价值？如何替政府分担责任？如何在国家和民众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在危机爆发的时刻，这些问题已经不可回避的摆在了我们面前。女性NGO的这次实践，其本身也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中介组织在同国家的相互关系中，调整强弱关系失衡现象的一个值得思考的实态。

陕西妇女研究会将发展的观念带入抗击非典的社区实践中来，将公民参与、资源获取和整合、知识创新和社区团结以大型系列张贴画和其组织、行动过程来推动，在回应市民需求，分担政府责任的同时，也以社区干预的多样性提升了NGO组织的地位和研究会在灾害等突发事件上的反应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社区实践层面上动员市民参与、扩大公民社会的理念，调动社会资本，组织社区行动等涉及社会结构与发展的理论问题都从事了更为积极的探索。值得庆幸的是，女性NGO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这里采用过程描述的方式将陕西妇女研究会在抗击非典中的表现与女性主义联系起来，目的是为了理解现实中的性别问题，有些在文章中已经体现出来了，有些还不够清晰，仍须进一步探索。无论怎样，总想通过研究会的主体经验，实现东方女性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的一次对话。他们是中国社会为数不多NGO团体中的女性团体，也是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西北部的边缘群体，同时，他们也一定具有被男权文化和西方文化“他者化”的身份。但就是这样一群人，做出了让他们自己感到自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