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建议：进一步的思考

卫生体制的改革的目标不能仅仅是为了“抑制医药费用的过快增长，减轻社会负担”。而应以认可和保护人的健康权为第一要义。

一个社会要使人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去提高生活质量，前提是要使人能接受进入社会主流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教育和保有身体和精神的健康。要使尽可能多的人做到这一点，特别是要使那些处于贫困或者是不利状态下的人也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国家就有责任设立义务教育制度和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

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盟约》关于健康权的规定为：要求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并通过采取行动：①减低死胎率和婴儿死亡率，和使儿童得到健康的发育；②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③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风土病、职业病以及其他的疾病；④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以实现人的前述权利。此外，这一国际盟约还规定了人人有“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的权利。中国在1997年签署了这一盟约。200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这一盟约。

要实现中国的承诺，我们应该建立对国民普遍适用的最低限度的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社会保障。费用应由中央财政承担。如果国家财政没有能力负担所有中国人的最基本的医疗保健费用，那么就应该负担收入在纳税标准之下的人及由他所供养的家庭成员的医疗保健费用。如果国家财政没有能力负担这部分人的最基本的医疗保健费用，就应该确定更低的标准，由国家财政负担这些收入更低的人及由他所供养的家庭成员的医疗保健费用。

在市场经济使人们有可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取得更多的收入和占有更多财富的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则要求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并实行向弱势人群倾斜的政策。借此，以实现社会公正，维护社会正义。

应该改变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现在的名为管医院和其他卫生保健机构，实为办医院和其他卫生保健机构的做法。由国家出资举办的医院及卫生保健机构只能从事基本医疗服务，不能从事任何有偿服务。非营利医院应由财政出钱，由卫生行政管理机关出标准、规则并负责监察，面向社会招标，由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人或由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人的组合中的中标者去办。执业医师由医师协会管理。

我们应当注意到在改革之中中国社会的结构已经开始了变化，与政府空间对应的市场空间已初步形成；私人空间的边界正走向清晰；公共空间有望出现。卫生行政管理机关作为政府的组成部分要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不能走把原来的政府机构变为准政府机构，或者是把原来政府机关的职能交给由政府办的从属于政府的事业单位或政府办的非政府组织去行使的路。因为这两种办法都不能在实际上减少财政的开支、减少国家的编制和减少政府的实际负担。(www.daowen.com)

而从另一方面看，政府的职能、机构、编制、经费在经充分论证、确定之后，也不宜轻易更改。如果哪个部门、哪个领域出了事，就可以因事增人，因事增钱，政府的机构改革将劳而无功。

卫生工作，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工作，必须在法治的原则之下进行。法治的基本原则是认可和保护个人的权利、限制国家的权力和遵守法定的程序。在法治之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它必须在公民选出的立法机关的授权之下工作。“依法行政”首先是“依”代表人民的立法机关所立之“法”，而不是行政机关自立之法，否则，“违法无效”就成了只是要求行政机关自己订规则自己遵守，而不是人民代表制定法律要求行政机关遵守了。

法治在品性上还包含了公众的参与。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也就是推崇“善治”。善治使政府在困难时不再是孤立无援，使社会在多元一体的结构下有形成共识和合作的可能。1999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将参与列为良好管理的基本形式和发展的基本指标。在发展中应当建立公众参与机制，使每一个人都能从公共当局那里获得有关的资料，包括预示危险的和可能与自己的生活和活动以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相关的资料，并使其有机会参与决策过程，以及能有效地运用司法和行政程序，包括补偿和补救程序。

关于善治的理论告诉我们善治被认为至少包含如下要素：①国民的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特别是这一切都须通过司法独立，亦即法治来实现；②公共机构正确而公正地管理公共开支，亦即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③政治领导人对其行为向人民负责，亦即实行职责和责任制；④信息灵通，便于全体公民了解情况，亦即政治透明性。

另一种关于人类发展概念同样引发我们的关注：人类发展是指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发挥聪明才智，因此，它不仅要求人们能够过上健康长寿的生活，能够充分接受教育，同时还要求社会能够向他们提供足够的空间，使其能充分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人类发展的这种参与特性，将人们所被赋予的权利作为最基本的价值。

人类发展概念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人们参与对其自身生活产生影响的决策。而同样影响人类发展的，是政府在收入分配、医疗保健与教育、男女平等、民族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

SARS流行是突发事件，不能临事即乱。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执政之后，在1997年，在它的十五大上提出了“法治”，此后，又在2002年，在它的十六大上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其实，这些，正是中国在今天的条件下，解决发展和对应像SARS这样的突发事件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