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陕西妇女研究会回应SARS

4月份以来，陕西妇女研究会回应非典做了4件事情，大致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关注西安市民中存在的恐慌情绪，号召市民从我做起，与政府同舟共济。

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要在抗击非典中有所作为的。4月20日是中国政府抗击非典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我和发展组的成员还在商洛山区的山阳县，为启动一个新的农村社区健康教育项目做“参与式监测评估培训”。4月21日返回的路上，大家已经预感到非典将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几个人不约而同想到的是在这段减少外出的时间里将手头没有完成的文章写完。

照例是下乡回来后的休整，可这次却歇不下来，每个人都在通过电视、报纸、网站等关注非典疫情的发展。当西安城内不断传来抢购口罩、消毒用品，进而发展到抢购食盐、粮食等生活用品的消息时，我们预感到这场危机已经超越公共卫生有可能成为一场社会危机，NGO组织的使命感使我们意识到该做点什么了。

25日上午，发展组成员早早地汇集在办公室商讨如何看待和回应这场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大家一致认为，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人们需要的不只是对疾病的了解和预防，更需要良好的心态、自觉的行动和时刻保持作为公民的一份凝重的责任。国家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国家不是万能的，社会自组织系统的正常运作承担着无可替代的功能。民间组织如何体现自己的价值？如何替政府分担责任？如何在国家和民众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这些问题已经不可回避的摆在了我们面前。研究会作为民间组织，在危急关头有责任肩负起动员民众与政府一起共渡难关的使命。讨论后决定通过大型宣传画进社区来激励市民患难与共、抗击非典。这套系列宣传画有3幅，主题分别为“从我做起”，“与政府一起同舟共济”，“战胜非典”。

计划确定下来，紧接着便是寻找资金，如果寻找不到资助款，再好的计划都将成泡影。研究会现有项目的资金都是国外基金会或香港的发展机构支持的，非典疫情紧急，通过申请新的项目寻找资金周期太长，因此我们这次筹款的策略是在已有的项目中寻找可能性。首先想到了香港乐施会，它是现有的几个资助机构中合作时间最长、资助额度最大的，前不久结束的几个项目都有一批余款，我们向乐施会申请动用这笔经费，但是很快遭到了回绝——乐施会关注农村不愿对城市做出回应。下来有可能的还有两个项目，一个是嘉道理基金会支持的山阳农村健康教育项目，其中有一大笔预算是印制传染病预防知识宣传画的；一个是劳白识字基金会要求用做健康教育的5000美元赠款。我们分别给基金会写信协商。为了争取时间，我们一边和基金会联系，一边在做宣传画的文字撰稿和美术设计。当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做好时，基金会还没有答复。继续等下去会延误时机（我们希望宣传画能够在五一之前进社区），可如果发稿付印后基金会不同意怎么办？经大家讨论后决定先送交印刷，如果基金会不同意的话，就动用我们的储备金——这是靠大家几年来点点滴滴的捐款积攒起来的，用来防备研究会项目衔接不上时的基本费用。活动即将结束时终于等来了好消息，嘉道理慈善基金会支持我们的想法，使这项活动的经费落到了实处。

5天之后30　000份大型系列宣传画走进了西安的医院、学校、大街小巷及各个社区。给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送去了一份来自民间的关怀。新闻发布会上，到会的领导、记者都称赞研究会的敏感，做了一件政府力所不及的事情。之后，这几幅宣传画几乎成为西安市民万众一心抗击非典的象征，多次出现在报纸、电视上，以及全省抗击非典的大型文艺晚会上。

第二个阶段：预防非典向农村蔓延，向贫困地区提供宣传品、消毒与防护用品。(www.daowen.com)

五一过后，几个项目点不断传来外出打工者大批返乡的消息，疫情有向农村扩散的可能。这消息使得我们的神经又开始绷紧了：现存的公共卫生系统和医疗保障制度使城乡之间在知识获得、信息渠道、资源利用、医疗服务利用及权益维护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使得贫困地区的农民在这场灾害面前更显脆弱，更易遭受损害。

5月8日上午，发展组再次开会。关注贫困地区妇女健康权，是研究会的策略性目标之一，大家决定回应。我们用电话征求了各项目点的情况与需求，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项目计划：印制针对农村情况的宣传资料与宣传画，让村民了解如何预防非典以及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提供卫生部门急需的防护用品以及项目点村民急需的消毒用品。

新的一轮寻找资金活动当天下午就开始了。第一步仍然是联系香港乐施会、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社区合作伙伴等我们熟悉的机构，了解他们是否有意资助或他们了解谁家有可能资助。第二天上午香港乐施会回电，同意我们提出的动用项目结余款来做这次活动的建议。临下班前，米索尔基金会的博盟先生转来了加拿大基金寻找有意关注非典的组织／机构的电子邮件。这让我们兴奋不已，及时地调整了计划：用香港乐施会的资金回应其三个项目县的需求；给加拿大基金重新做一个项目计划，地点放在陕西省贫困县集中、外出打工者人数较大的商洛市。

第二天是周末，发展组的成员几乎都没有休息：一拨人在编写针对农村的宣传品，一拨人在起草给加拿大基金的项目建议书。11日是新的一周的开始，给加拿大基金的项目建议书写好并已经翻译成英文用电子邮件送了出去。12日，乐施会的项目计划及预算获得批准。13日，一套三幅的宣传画设计图样完稿送交印刷。14日，一套4张的宣传资料修改完稿付印。15日，所有购买的救援物资到位，其间我们还争取到厂家捐赠了8吨漂白粉。16日清晨，21　000份宣传画、20万份宣传资料拉回。上午9时，新闻发布会准时举行。11点30分，三辆满载着宣传品及援助物资的大卡车出发驶往丹凤、宜川、山阳（紫阳县交由铁路运输），送去漂白粉13吨、药皂6　000块、防护服120套、口罩2　000只，宣传张贴画21　000份，宣传单页40万份，价值15万元。

一个月后，加拿大基金批准了我们的项目建议书，研究会回应非典的第三轮计划又开始进入执行阶段。20万册针对贫困地区妇女阅读的预防非典的小册子、75　000份宣传画将送到商洛市所有的县、乡、村的妇女及村民手中。

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5月上旬，正值全国和西安非典高峰期，为防止非典向农村扩散，政府呼吁农民工留守岗位，要求各用人单位不许解雇他们，可许多雇主因非典期间生意不好或顾虑承担农民工医药费等原因，还是通过停业或其他手段遣散农民工；随着隔离人数增多市民的恐慌情绪及由此导致的心理失衡与人际紧张普遍存在；还有，陕西的一些中小城市已有确诊的非典患者，如果非典向农村蔓延，或这些输入型病人中若有外来打工者，他们的医药费和劳动权益有无潜在的问题？针对这些现象和问题，研究会项目服务部（包括妇女热线、法律服务中心、家庭暴力预防与辅导专线）想整合已有的人力资源，开通一个非典热线，为城市中的农民工及市民提供非典预防、心理支持、政策与法规的咨询；为需要的农民工及城市低保人群提供法律援助。这几个项目一直都是由乐施会支持的，去年的经费有不小的结余，她们向乐施会申请动用结余款来开通非典热线，由于乐施会不同意最终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第三个阶段：总结、反思NGO与公共卫生。

进入6月，SARS的高峰已过，可SARS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没有停止。从疫情突发，到人群恐慌，到向农村扩散……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和医疗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公共卫生和医疗体制改革后的市场化，造成政府对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特别是贫困地区，导致这些地区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出现“倒退”现象。研究会作为一个关注贫困妇女健康权益的民间组织，在SARS后还应该做些什么？在6月份的座谈总结会上，有人提出召开一次“从SARS看中国NGO与公共卫生”研讨会的建议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起草项目建议书、寻找支持单位，研究会又开始忙碌起来。对研究会在抗击非典期间的活动和思考，也将集结为新的一期《关注》（研究会通讯），与所有的同仁分享。一个新的项目计划书——“为西部妇女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健康资讯与支持”刚刚设计完毕进入论证阶段。陕西妇女研究会抗击非典的活动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