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之美

“一个民族越是粗犷，这就是说，它越是活泼，就越富于创作的自由；……它的歌谣越活泼，越奔放，越具体，越富于抒情意味！”^[5]粗犷豪放的民族喜欢向世界敞开心扉，直抒胸臆，无拘无束地袒露赤诚率真的天性。和那种委婉缠绵的抒情诗不同，这种民族的歌谣属于另一类感情表达方式。游牧民族和许多古老民族（如印地安人、非洲人、吉卜赛人）中，一般保留着更多的古代社会遗迹，维系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并尊奉淳厚的风土人情。他们对自然，对社会总喜欢用一种天真无邪、任情适性的审美观照去尽情地体验，毫无矫饰地抒发奔放的热情，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伪善狡诈，虽然愈来愈多地侵蚀着这些民族纯朴的灵魂，“现代文明”的商品拜物教也在消磨蚕食着他们自由的天性，让艺术和诗歌随着个性的泯灭而趋向衰弱，但是相对而言，还是这些民族更善良，更纯真，也更富于诗情。

蒙古族是一个诗的民族，塞北草原向称“歌海”、“诗乡”。在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中，韵文和散文都蕴含着浓郁的诗意，散发出令人心旷神怡的草原气息。韵文发韧早，数量多，堪称民族文艺之冠冕。散韵夹杂的民族形式也是古已有之，像史传文学《蒙古秘史》，最早的短篇小说《乌巴什洪台吉》以及各种民间叙事诗，都是散文和诗歌相穿插，参差错落，回环往复，别具一种特殊的韵味。至于纯粹的散文，有的充满瑰丽的幻想，浪漫主义气息浓重；有的富于哲理，语意警策。许多作品的风格情调还透露出一种雅致，篇章结构暗含着韵律和节奏。这些“散文诗”构成了整体的有机部分，镶金嵌玉般地在作品中熠熠发光。

蒙古族各类文学样式普遍存在着的诗情之美，来源于全民族对自然和社会的特殊感受。他们喜欢给草原生活镀上一层金色，把劳动诗化；同时不断地追踪着奇妙的音响和节奏，注重形式美。整个说来，蒙古族文学还不是洋洋洒洒的散文，而是质朴自然、韵味纯正的诗。在笼盖四野的蓝色天幕下，剽悍的驯马手驰逐于怒涛翻滚的马群之中，挥动长长的套马杆，勇猛地拉住了狂暴的骟马。这时，雄浑苍劲的《赞马歌》在草原的上空回荡，歌声充满着生活的豪情，也表达了牧人对骏马的爱怜。“天鹅迷路的大雾啊，黄马渴坏的戈壁啊！在那遥远的地方，有我的弟妹呀！”歌词是再简单不过的，反复歌唱的就是那匹牧人珍惜如命的黄马。可是这发自肺腑的歌唱里，蕴含着多少单纯的美啊！凡是熟悉这个民族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人，谁能不为这歌声所打动而为之感叹唏嘘呢？

蒙古族文学的诗美并不借重于意境的深远，感情的含蓄或理性的光辉，更不执著于所谓“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6]它的特色是真挚、淳朴、自然、本色。“生活的散文”经过提纯，升华到了一个现实与理想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显示出一种高度单纯的美。清冽浓郁的佳酿并不追求强烈的刺激，它让人在微熏中品味，从物欲中解脱出来而得到精神上的充实。蒙古族文学也是这样，它从单纯开始，经过民族美学理想的折光和放大，又回复到更高一级的单纯。同珠光宝气的华丽美相比，这种单纯美好像站在雍容华贵的贵夫人身旁的牧羊姑娘，她不加修饰，朴素淡雅，蓬勃的生命力使她焕发着青春的光彩，让一切耗资费力的装点文饰都褪了颜色。

同风和日丽、社会安定的民族相比，塞北草原的劳动条件特别艰苦，战祸连年。可是蒙古民族并不皱着眉头看待生活，更不在困难面前悲叹命运。风雪刚过，草原上就人欢马叫，一片生机。狼烟散尽，歌声四起。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总是充满着无限的乐趣，每一个目不识丁的牧民都善于从粗糙的生活矿藏中提炼出诗美的真金。一首《祭火祝词》用诗的语言赞颂火的威力和人的伟大创造力。火的发明宣告了人类茹毛饮血生活的结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种历史性的转折给予劳动创造以更多的自由，也给民族的审美意识增添了新的内容。火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出现以后，引起了人类生活的巨大变化，因此激起了劳动者对火神的尊崇和膜拜。火神米朵扎的形象是美丽的：“脸像绸缎般闪光，面似油脂般发亮”，“用神仙法术脱生，你性格磊落光明”，“把坚硬化为松软，把黑暗变为光明”。火神在这里被赋予了旺盛的生命力和顽强不息的创造精神，实际上是一位诗化了的劳动者的形象。另一首《吉雅其祝词》是对牲畜保护神吉雅其辛勤劳动的颂歌。艰苦的牧业劳动在这首祝词里闪耀着诗意的光辉，被视为劳动者生活的乐趣，精神的寄托，美的源泉。尊神吉雅其生前就是出名的牧马人，成神以后依然保持着纯朴、勤劳的本色，精力充沛地守护着草原上的五种牲畜。“您胯上带着白长巾，腋下夹着套马杆，您精心放牧着的牛马吃得欢，您全力保护着的牛马不走散。您的胡须一把长，照管牲畜毕儿毕儿直叫喊。您的胡须长一沖，圈羊拢牛突儿塔儿直召唤。”“在太阳升起的时光，您走在沾满露珠的草场上。当星星在天空闪亮，您又把牛马赶回了牧场。旭日将升，天刚放亮，您在浓雾露水里奔忙。当星星在蓝天闪光，您又叫畜群平安回到牧场。”恩格靳在论述德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时指出，它的价值不仅能培养人的道德感，唤起爱国热情，而且还能激发贫困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使农民“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使手工业者的作坊和学徒的寒碜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7]蒙古族文学由来已久的诗化倾向，对增强它的审美意趣和民族风格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这方面的艺术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早在18世纪，蒙古族文学的诗情之美就引起了某些作家和理论家的重视，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给予了言简意赅的阐述。清朝《红楼梦》评点派代表人物哈斯宝，通过比较《红楼梦》和《格斯尔传》的审美共性，指出后者在艺术表达上具有含蕴性和趣味性的特征，显示出作者本人注重诗美的艺术理想。近代小说家、文艺评论家尹湛纳希明确地提出了“美与兴味”说。他认为文学同史籍、经文的最大区别就是它饶有“情趣”或“趣味横生”，对读者具有艺术魅力。所谓“诗之为用，在乎抒情”，“寓意要深远，抒情要合顺”，“文若不动人，动笔又何用？”都是从诗美的高度对诗和文学提出的要求。他还指出，蒙文诗歌一贯讲究押头韵、重节奏的“和谐律”，这也是诗美在艺术形式上的生动表现。如前所述，蒙古族的诗歌传统特别发达，诗情之美波及、浸润到了整个文坛。尹湛纳希的“美与兴味”说正是对这种民族审美规律初步的理论概括。

蒙古族文学的形式美特征表现为音韵铿锵，色彩瑰丽，意象飞动，格调健朗。民族审美心理凝固于民族形式的物质外壳之中，有力地显示出它的独特性、鲜明性。经过长期历史的积淀，这方面的艺术经验也是宝贵的，值得专门加以探讨。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第3期）(www.daowen.com)

【注释】

[1]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1～1882年），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第54～55页。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94页，第154页。

[4]《马哥孛罗行纪》（上册），冯承钧译，第298页。

[5]赫尔德：《论鄂西南和古代民族歌谣》，见《西方文论选》（上卷），第440～441页。

[6]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页。

[7]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