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野之美

“朴野之美”是一个特定的美学范畴。在蒙古族文学中，无论从自然美还是艺术美中都能找到它的表现形态。作为自然美的一种形式，它以不见人工雕琢痕迹、自然天成为鲜明特征。大漠荒原，风霜雨雪，飘忽天际的野羊群，充塞宇宙的云海怒涛，它们既是粗厉的蛮荒的“第一自然”，又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和前提。因此，它们既严酷又亲切，既怪异可怖又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美。这里荒草凄迷，兔起鹘落，长河落日，天高云淡，它使人一时忘却市井的嘈杂，陶醉在返归自然的乐趣里。

作为艺术美的一种类型，朴野美包含着质朴、本色、粗犷、率真、蓬勃的生命力、落拓不羁的性格等诸多审美意象。它的对立面是文饰、雕琢、纤细、柔媚和匠人气息。从美学的角度看，朴野美堪称民族美学思想的晨曦。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所带来的遗产中，“极简单的诗歌创作”和标志着“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1]萌芽的神话传说，都带着朴野的性质。随着人类的进步，这种特殊的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来愈激起人们对它的缅怀和追求。在阶级对立的时代，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处扼杀精神个性的“文明社会”里，这种古代艺术的美继续显示出“永久的魅力”，“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2]朴野美像潜藏在成年人身上的儿童的率真天性，一直沿着人类精神发展的阶梯变幻着、丰富着特有的内容和形式。人们由此而引起对人类童年时代历史的回忆，并试图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在更高的阶段上保存和复现这种特殊的美，以满足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求。

蒙古族的游牧生产方式保存了较多的古代社会遗迹，这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道德观念、文化形态和宗教信仰诸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它们既带着历史的局限、保守性，同时又保留着一些优良的传统，积淀下许多有益的审美经验。恩格斯曾经把氏族制和奴隶制加以对比，指出前者必然要为后者所取代的历史发展趋势。但是又指出，原始公社制也有它“伟大”和“美妙”之处，这些在阶级社会里已经消逝殆尽，幻化成永不复返的乌托邦。譬如，氏族制没有贫富的悬殊，还不存在压迫和剥削，人与人的关系“十分单纯质朴”，甚至只需要依靠“历来的习俗”就能“把一切调整好”；人人尊重老人和妇女，爱护儿童、病人和战争残废者等，全社会达到了“纯朴道德高峰”。^[3]与此相适应，这种制度还培养了人类高尚的思想、感情、心理和情操，诸如自尊心、荣誉感、刚强、勇敢等。蒙古族的古代审美观念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氛围中萌芽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就具备了纯正质朴的性质，充满道德感而又表现出无拘无束的自由天性。

蒙古族文学的朴野之美，突出地表现为对平等互爱精神的讴歌，对古朴遗风的礼赞。民间传说《化铁熔山》描绘了一幅氏族社会的动人图画。逃入深山避祸的乞颜部和讷古思部不知道压迫和剥削，全民议事决定部落的命运。像化铁出山这类关系部落存亡的大事，都是事先经过全体部落民众的“计议”，然后大家一起动手，烧炭鼓风，熔化铁矿，才打开了通向广阔草原的道路的。弘吉刺惕部落未同别部“协商”而抢先出山，并踏灭了化铁的炉灶，从此竟得了“出名的足疾”而深感苦恼。这分明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古代民主思想对破坏部落集体利益行为的谴责，从中透露出古代游牧民风习人情中可爱和可敬的一面。英雄史诗中的勇士们，为保卫故乡和部众艰苦奋战，舍生忘死。可是除了尽责，他们并不谋求个人的私利或特权，同部众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对于这种流传久远的古代遗风的赞颂，形成了蒙古族文学朴野美的重要内容。古代典籍和民间文学中记载描写了许多这类动人的故事，如素昧平生的猎人在森林中相遇，不论谁的猎物都可以分而食之。乞食者直率地提出要求，主人则把量多质优的部分慨然赠予。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道德风尚，乞食者既无须感恩，赠予者更不图回报。走“敖特尔”（远牧）的牧民或长途跋涉的旅人，谁都不必担心露宿荒野，衣食不继。因为草原上的每一座蒙古包都是过往行人的家，即使主人外出，也绝不闭门锁户。“放下帽子就是我的家，戴上帽子还是你的家”（摘下帽子在此投宿，这里就是我的家了。戴上帽子离去，这个家又还给了主人）。这种世代沿袭的淳厚风习，被全民族奉为高尚的美德而引以自豪。(www.daowen.com)

蒙古族对雄奇壮阔的北国风光是如此陶醉，对游牧生活方式是那样依恋，这种独特的民族心理结构也从审美主体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文学朴野美的性质和内容。被誉为世界游牧民族罕见史诗的《蒙古秘史》（旧译《元朝秘史》），最典型地反映了民族心理素质和审美观念。它的风格意蕴浑朴天真，雄健遒劲，通篇洋溢着草原骑士的奔放热情。无名作者特具的游牧民族审美意识赋予了主人公成吉思汗及其祖先们的生活和斗争以浓重的传奇色彩和草原生息。他们游牧山野，架鹰捕猎，掘草为食，破冰渔捞。激烈频仍的部落征战、血亲复仇时刻威胁着他们的“如蚁之命”，战争迫使他们成年累月地迁徙流转于丛林莽原之间，“以牙肉充饥，以流涎解渴”，顽强地同命运搏斗。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自然力的重压和“天地旋转，诸国征伐”的社会动荡，蒙古民族从不悲叹退缩。他们安于简朴，过惯了充满战斗的生涯，他们对艰难困苦、颠沛流离的生活随遇而安，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性，正像不怕风沙干旱的沙棘生长在沙漠戈壁里“自得其乐”一样。

不过，严峻的自然条件和刀光剑影的社会环境毕竟给民族的生息繁衍造成了种种困难。因此，在同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人畜两旺”、“团聚和睦”一直是劳动牧民最原始的要求、最美好的憧憬。表现于历代文学作品中，就是对和平生活的讴歌，对草原故乡的眷恋，对生命的怜惜。贵健壮，伤孤独，忧离别，热烈地向往着“大团圆”的结局。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来看，恐怕不易充分理解蒙古族为什么这样尊重老人，热爱孩子和所有幼弱的生命。民歌中感念“银发母亲”的养育之恩、抒发亲情之爱的作品很多，而且特别真挚动人。“一见那绿柳白杨，想起了我的家乡，可怜那二老爹娘，年迈白发苍苍。一见那沙漠山岗，女儿痛断了肝肠，我白天黑夜盼望，何时能见爹娘？”（《想娘家》）母亲是善的化身，美的精华，人世间最圣洁的称呼。古老的传说中折箭喻义的女祖先阿兰豁阿，一直是历代人民尊奉的楷模。成吉思汗的母亲在史传文学中也是一位伟大的母性。她抚孤独立，艰苦创业，抑制内讧，维护部族的巩固统一，在蒙古民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赡养双亲，承欢膝下，历来被奉为神圣的人伦道德原则，也是各类文学作品唱不完的主题歌。

尊老和爱幼是紧密相联的民族美德。孩子（以至幼弱的羊羔、驼羔、马驹、牛犊）在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代表着蓬勃的生机，预示着美好的希望。不知道有多少歌谣、祝赞词、好来宝，娓娓动听地唱出了牧民对儿童和一切幼小生命的爱抚，蒙古民族的人性美在这里得到了特别动人的表现。这类赞颂母爱的歌谣，诉说命运遭际的孤儿歌，抚慰婴儿入睡的摇篮曲，以及劝导母畜收留弃儿的哀歌，大都流露出委婉凄楚的情调，焕发出一种悲怆之美。一首拟人化的民歌《孤独的小骆驼羔》这样唱道：“寒冷的风呀呼呼地吹来，可怜我孤儿野地徘徊，年老的妈妈，儿想你呀，空旷的原野只有我一人在！”“我想妈妈泪洒尽，好似钢刀割我的心，找遍了草原找不见，地冻天寒冻杀人！”从母亲的白发引起“人生易老”的惆怅，进而祈求人寿年丰；从孤儿命如游丝的遭遇反衬出生命的可贵，渴盼着团聚。这些都是以悲剧形式表达了劳动牧民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礼赞。只有深入到民族社会生活的底层，才能真正掌握民族审美意识的精微奥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