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构成文学民族特点的内容要素

（一）民族性格、形象画面

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形象、典型反映生活。探讨一种文学民族特点的内涵，首先要注重它的形象构成和典型塑造的独特性。因为作家在运用形象思维的创作过程中，总要自觉不自觉地给他塑造的人物性格注入民族精神，给他撷取的形象画面染上民族色彩，使整个作品浸透着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生动地表现民族的心理素质和欣赏习惯。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两个主人公的“狂”在形式上虽有共同之处，但表现的却是两种鲜明的民族性格。中国“狂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是吃人的封建礼教所造成的一个精神被戕害、性格被扭曲了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象征性形象。而果戈理同名小说中的“狂人”则是俄国农奴制下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小官吏形象。这两个典型所概括的社会生活内容、心理素质和斗争方式，都打着深刻的民族印记，是产生自不同国度的“这个”。再看贵族妇女崔莺莺（《西厢记》）、林黛玉（《红楼梦》）和达吉雅娜（《欧根·奥涅金》）、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在爱情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守财奴严监生（《儒林外史》）和泼留希金（《死魂灵》）、阿巴贡（《悭吝人》）、高老头（《高老头》）追逐金钱的不同方式和心理特点，都清晰地显示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受到民族社会生活制约的民族性格差异。但是在一种民族文学内部，各类民族性格的共性却又有很大的普遍意义。不管这个民族中的同类典型人物在时代内容和个性特点上存在着多大差别，一经把他们同别民族的同类典型人物相比较，他们本民族所共有的特色便立即放出异彩，让读者毫不含糊地辨认出他们的族属。例如，同是农民起义的英雄形象，从《水浒传》中的李逵、鲁智深，《李自成》中的刘宗敏、郝摇旗，到《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伍老拔，虽然不同的历史条件直接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斗争方式、斗争结局，可是在他们身上仍然贯穿着一种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传统的民族精神：“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民族气魄和“生死相托、患难与共”的农民阶级的美德。这些农民英雄典型符合汉族人民的爱憎感情、道德规范和艺术趣味，所以赢得了普遍的喜爱。著名蒙古族民间叙事诗《嘎达梅林》塑造了一个起义英雄嘎达梅林的形象，但是由于斗争对象（蒙古王爷和汉族军阀）、斗争内容（反抗屯垦开荒）和斗争方式（草原游击战）的不同，这次起义又带着浓厚的民族斗争色彩。嘎达梅林不仅是阶级的战士，而且是民族的英雄，加上他又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草原牧民剽悍勇武、淳厚质朴的民族性格，这就使他同汉族的李逵、鲁智深等很不相同，而同外国文学中的斯巴达克思（乔万尼奥里的同名小说）、普加乔夫（普希金《上尉的女儿》）相比，更是各自具有不同的民族特点。

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性格不是脱离时空、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抽象物，它在本质上带着确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内容，是一个民族“生活条件的反映”，是民族作家“从周围环境得来的印象的结晶”。^[6]一般地说，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素质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本民族的劳动人民。这不但因为他们占了民族的大多数，而且他们还是民族历史（物质的和精神的）的缔造者。在发展变化中呈现出相对稳定性的民族性格，只能是民族的具体历史环境，首先是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必然产物。处于反动没落阶段的历代统治阶级，由于他们同本民族的劳动人民以至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尖锐对立，成为国家民族发展的障碍，他们同人民群众在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艺术趣味上总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组成民族的各个阶级之间是共同处在一个对立统一的社会整体之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种矛盾（绝对的）统一（相对的）关系，他们在共同的经济生活、文化传统中彼此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一面，就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客观基础，这也必然地反映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上。《祝福》中的鲁四老爷是一个没落的“中国式”地主，他盘剥压榨佣工的刻毒，他戕害祥林嫂灵魂的冷酷，以及书房里悬挂着朱拓的大“寿”字和“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对联，案头上摆着《四书衬》等所表现的伪善和附庸风雅，都是十足的中国地主模样。他和祥林嫂、柳妈之间，横亘着一条阶级的鸿沟。但是，在生活方式（江南水乡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庆贺“年终大典”、祭祖等）和宗教信仰（相信佛教的地狱和灵魂、轮回报应，尊奉儒教的三纲五常、妇女贞操节烈等）各个方面，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某种民族的共同性。也正是这种民族的共性，使鲁四老爷同果戈理小说中的俄国“旧式地主”鲜明地区别开来，让人看到了一个中国“国粹”的活标本。可见，通常所谓“民族性格”虽然往往被理解成这一民族优良品德的总称，而在实际生活和民族文学当中，它却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一个民族中的善恶美丑、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都像万花筒那样对立统一于民族性格的整体之中。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开拓者、民族英雄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堪称“中国的脊梁”的优秀人物，当然是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典型代表。但是，阿Q相、“十景病”、国粹主义，这类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特产”，也无不带着它们固有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因此，民族性格对本民族各个阶级阶层和个人来说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外延相当宽泛。除了本民族的劳动群众，剥削阶级也在某种程度上具备民族性格的因素（包括他的阶级劣根性和各种消极面），特别是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他们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历史阶段还具有一定的进步性、革命性，往往打起“民族”的旗帜向着垂死衰亡的阶级开战。如资本主义初期的资产阶级，他们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生气勃勃，“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7]因此他们在艺术趣味、美学理想方面，和本民族的大多数成员是相通的，文学作品中这类典型人物也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当时民族的要求愿望和心理状态。许多出身于剥削阶级而代表了时代精神和人民利益的进步作家，他们的作品由此会成为民族文学传统发展中的里程碑。例如屈原在《离骚》、《天问》中刻画的抒情主人公的性格，他那悲愤难抑的爱国热情和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曲折心致，两千多年来，不但鼓舞过封建阶级的仁人志士、资产阶级的爱国者，而且对抗战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对大后方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参加的抗日救亡运动，都继续发挥着激扬爱国热忱的巨大作用。少数民族英雄史诗中的主人公可汗、王子或勇士，许多也是原始氏族公社解体前后新生的奴隶主贵族，他们作为全民族或部族的代表，领导部众英勇地抗击劫掠成性、屠戮万众的社会恶势力，保卫家乡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民歌颂的英雄人物，这些史诗同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一样，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8]

对民族性格的理解，既不要抽象化，把它看成一种超越时代和阶级的不可捉摸的“民族性”；也不要简单化，不承认同一民族的某些阶级在历史发展上的连续性，或者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他们的性格心理、艺术趣味的确存在着某些民族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在文学作品的民族性格中表现得深刻含蕴，而又活灵活现，读者很容易领略它的风采，感触到它的脉搏，一下子辨认出它的族属。从观察生活、理解事物的方式，到言谈举止、表情达意的气派风度，无一不表现它的民族独特性。马克思、恩格斯运用比较方法准确地概括出了欧洲各民族的主要性格特征：德国是一个“哲学的民族”，长于理论思辨；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加“机智”“有血有肉，能言善辩”，并且富于“优雅风度”；^[9]屠格涅夫作品中透露出的“斯拉夫性格中隐藏的容易激动的一面”，则是“俄罗斯民族灵魂”的突出特点。^[10]斯大林认为美国人富于“求实精神”，而俄国人则具有“革命胆略”。^[11]各类民族性格反映到民族文学中来，由于经过了民族作家主观民族意识的增强和放大，它们就更加鲜明突出，放射出异彩。譬如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法人善于机锋，俄人善于讽刺，英美人善于幽默”，^[12]“法国人的民歌常常是放肆的、永远快乐的，德国人的民歌沉郁或有宗法气味，俄国人的民歌则阴郁、深思、有力”。^[13]歌德称赞“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比欧洲人“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因而他们的古代作品特别注重主人公在“道德和礼仪”上的修养，即“保持严格的节制”，“贞洁自持”。整个中国艺术都是在追求一种“整洁雅致”的风格。^[14]所以说，民族性格愈是鲜明、独特，它就愈能代表这个民族，因而也就愈能冲出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获得广泛的世界意义。

文学的民族特点不但在叙事性作品的人物性格中显现着，而且在抒情作品的形象画面上、诗的意境中渗透着、浸染着。汉族诗词中的松柏、梅花已经不是外国人眼中那种单纯的植物形态，它们获得了汉民族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属性，代表着一种坚贞高洁的人格。藏族民歌中的雪山、雅鲁藏布江，傣族叙事诗中的孔雀和大象，几乎成为这些民族传统艺术的标记。蒙古族英雄史诗和民间故事中出现的人格化的骏马，雄壮健美，疾如星火，通达人情，尽如人意，是牧民生活中的良伴，征战中的挚友。

作家塑造的形象同读者对形象的理解由于共同的生活条件和艺术趣味而彼此沟通，互相默契，产生强烈的共鸣。作家通过形象画面、诗的意境所表达的生活理想，如果能为本民族的大多数成员所接受，那么这部作品一定是群众化的，本质上也必然是民族化的。

如前所述，在许多场合，一个民族的各个阶级之间，由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以及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等的联系和影响，他们的审美观念存在着重叠和交叉的地方。这种民族共同美主要表现在对自然美和部分艺术美的欣赏上。中华民族由于自古遭受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古典文学中那些叙丧乱、怨苛政、伤别离、怀故国的悲怆之作就受到各阶级、阶层广大读者的特殊喜爱。此外，如山水诗、花鸟画、书法、金石等在汉民族各阶级中产生的美感作用，范围就更广泛了。不过，这种民族的共同美比起艺术的阶级性来，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那些表现强烈阶级斗争内容的作品，不管它的民族风格多么鲜明突出，对本民族两个尖锐对立着的阶级来说，却绝不会产生同等的美感作用；相反，它倒可以冲出民族的樊篱，为别民族同类阶级的人们所欣赏和喜爱。“五四”以后俄苏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巨大影响，解放以来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教育作用，都是明显的例证。在某种情况下，一个民族的优秀文艺暂时不为别国、别民族所理解，这并非民族风格本身妨碍了它的传播，而主要是各民族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过于悬殊造成的。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和扩大，民族间的精神壁垒和心理上的“隔膜”就会逐渐消失。这样，愈是民族特点鲜明的作品，就愈会给予别民族以“开扩眼界”的知识和艺术享受，因而也就愈会获得广泛的世界意义。这已经是为各民族文学发展所反复证明了的铁的事实。(www.daowen.com)

（二）民族题材

各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本身就具有民族的独特性，这是文学民族特点赖以形成的源泉。民族题材给作品带来的客观意义，它对本民族人民所特有的感染力，有时远远超过作家的主观意图。恩格斯在读到一部“从题材上看，从处理上看都是德国民族的戏剧”时，在感情上受到了“强烈的感动”。^[15]尽管这个剧本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题材本身却使他激动不已，以至需要读完第三遍和第四遍，才能冷静地作出全面的评价。这就说明，民族题材是构成文学民族特点的重要客观因素。民族题材的广泛性、多样化，不但无损于文学民族特点的形成，反而会丰富它的基调，增添它的光彩。例如，代表了中华民族古代文学灿烂成就的唐诗，就是因为它在广阔的幅度上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大一统的社会现实，从豪华淫逸的宫廷到饿殍遍野的荒村，从蚕桑农作的田园到铁马金戈的边塞，几乎没有哪一种生活面不可以进入诗人的视野。结果使得号称中国诗史上黄金时代的唐诗具备了多样而又统一的民族风格，包括诗歌在内的唐代文化对当时的亚洲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评论文艺复兴的各国文学时，也一再强调是沸腾的民族生活、暴风骤雨般的革命热潮造就了一大批文学巨匠，使他们创作出各具民族特色的伟大作品。“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16]《唐·吉诃德》、《十日谈》、《巨人传》和莎士比亚的戏剧，都是沐浴着资本主义萌芽期的时代风雨，从各自民族生活的沃壤中培育成功的艺术硕果。

中外文学史证明，一种文学当它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触及时事，提出特定时期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重大社会问题时，也最容易获得鲜明的民族风格。在阶级斗争激化或是民族危亡之秋，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被卷进斗争的旋涡，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激越澎湃，民族精神昂扬奋发，阶级仇与民族恨往往交织在一起。“愤怒出诗人”。这时的文学就像雷鸣电闪般地迸发出夺目的光辉，产生流传百代而不衰的民族史诗。从俄法战争到“十二月党人”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培育了俄罗斯民族诗人普希金；从法国大革命的烈火中响起了时代的最强音《马赛曲》；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在反抗内外敌人的英勇斗争中产生了许多革命领袖、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留下了无数彪炳青史的光辉诗篇。

作为民族题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风景画和风俗画对构成文学民族特点具有特殊意义。共同地域是民族形成的条件之一，自然环境对培育熏陶民族气质、心理状态，对民族作家的成长和他的审美观念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景物甚至是国家、民族的象征性形象，可以让读者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如黄河、长城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尼罗河、金字塔对埃及的意义，富士山、樱花对日本的意义。民俗和风景最容易激发人们对祖国、对民族的深厚感情，勾起他们的乡关之思。因此当这些客观因素进入作家的视野，被点染上浓郁的情绪色彩时，作品就会呈现出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鸳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伕！”丘迟《与陈伯之书》以这种饱蘸感情的彩笔描绘了江南风光，使反叛者为之惊心动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17]“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18]“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19]这些吴楚故地的山水风物，一经进入诗的意境，就不再是单纯客观环境的复写，而是同诗人对故乡、对民族的深厚感情相融合，焕发出特有的光彩。北方民族对自然景物的感受领略，则又同江南水乡的人民很不相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20]这是塞北草原天宽地阔的雄奇画面，游牧民族观察事物的方式和审美观念，在这首诗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刘勰说：“若乃山林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21]这“江山之助”既指自然景物对作品的影响，也包括对文学民族特色的形成所发生的作用。

但是比较而言，风俗画比风景画更富有社会内容和生活气息。风土人情、道德观念、宗教信仰、节庆仪式、服饰饮食等，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的具体表现，具备实在的物质条件和明显的活动方式，有时甚至被看做是识别民族的重要标志。这种民族个性色彩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不断的演变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例如，鲁迅小说《祝福》中绍兴一带“年终大典”的盛况，《社戏》中江南水乡的夜晚农民看戏的场面，《女吊》中跳鬼的排场和女吊的扮相舞姿。这些极有地方特色的风俗画面，对鲁迅小说“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形成是有很大助益的。历史小说《李自成》绘制了一幅明末社会繁复斑斓的历史画卷。围绕着威武雄壮的农民战争主线而展开的风俗画面，构成了小说“五光十色”的社会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说民族化的创作实践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风景、风俗画同样呈现出奇光异彩。蒙古族英雄史诗中摔跤、射箭、赛马的盛会，维吾尔族民间故事中“帕罗”（吃抓饭）的节日宴席，壮族每年一度的歌舞集会“歌圩”上赛歌的热烈场面，傣族“最美好的日子”泼水节期间男女情歌的幽雅甜蜜。少数民族人民优美健康的情操，他们对劳动的热爱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在这些各具特色的风俗画中得到了生动的写照。

但是，对民族风习必须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资产阶级作家猎奇矜异，竭力渲染民族陋习，歧视污蔑所谓“劣等民族”；对国内少数民族和第三世界国家宣扬大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西方“旅行家”和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曾经夸张地描绘解放前流行于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打冤家”（械斗）和图腾膜拜。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则把某些民族中“指腹订亲”、“娶寡嫂为妻”的恶习称颂为“爱的崇高范例”。斯大林严肃地指出，“保存”南高加索的鞑靼人每逢“沙黑西—瓦黑西”节日就自己鞭打自己甚至以剑自刺这种民族习惯，“发展”格鲁吉亚人“复仇权”的旧传统，鼓吹这些侮辱人格、损伤人民尊严的落后习气，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是背道而驰的。^[22]

民族题材并非构成文学民族特点的决定性因素。戴着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大民族主义的有色眼镜去观察“野蛮民族”，或者固于狭隘民族主义而主张保存“国粹”，都直接损害民族特点的发扬。19世纪中叶俄国文坛上的斯拉夫主义者，排斥一切外来的思想文化，鼓吹退回到古老的俄国去。在文学创作上，有意避开农奴制桎梏下重大的社会矛盾斗争，认为只有描写村夫村妇的粗俗生活，“草鞋和布衣”、“被烟熏得漆黑的茅舍”，迷恋于古老俄罗斯那些“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这才算具有“民族色彩”、“民族性”。可是适得其反，他们的作品几乎全都是一些毫无生活气息和时代特点的陈旧货色，形成俄罗斯民族文学传统中的一股逆流。肤浅地描摹一些民族生活现象，追求“异国情调”，以邀宠于外国、外民族读者的好奇心，这样来描写民族题材并不能具备民族风格。果戈理精辟地指出：“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的精神。诗人甚至在描写异邦的世界时，也可能有民族性，只要他是以自己民族气质的眼睛、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观察它，只要他的感觉和他所说的话使他的同胞们觉得，仿佛正是他们自己这么感觉和这么说似的。”^[23]一个作家如果同他的祖国和人民血肉相联，善于以本民族观察、理解事物的特有方式去真实地反映生活，那么，即使他描写了本民族人民十分陌生的异邦世界或虚幻缥缈的太空，他的作品仍然会有充分的民族性。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取材于12世纪的丹麦史，他站在时代的高度上，以一个英国作家所特有的民族气质、美学理想去观察、处理丹麦历史题材，使英国读者和观众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出典型的英国戏剧。恩格斯称赞莎士比亚剧作总是洋溢着不列颠“美妙”的诗情画意，因为“不管他剧本中的情节发生在什么地方——在意大利、法兰西还是那伐尔，——其实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他所描写的怪僻的平民、自作聪明的教书先生、可爱然而古怪的妇女们的故乡，……总之，你会看到这些情节只有在英国的天空下才能发生”。^[24]歌德认为，“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远些，写得更好些。……莎士比亚走得更远些，把他所写的罗马人变成了英国人。他这样做是对的，否则英国人就不会懂”。^[25]高尔基的《意大利童话》以无产阶级作家的锐利目光深入发掘意大利社会生活的本质，热情地歌颂了意大利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使这部“精彩的‘童话’”（列宁语）洋溢着“俄国的精神”，带着浓烈的“俄罗斯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