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可模仿的”讽刺和幽默

讽刺和幽默是人类自信心的表现。世界文学，包括那些公认为严肃的作家和纪念碑式的史诗巨著，也都不乏这种特色。不过，鲁迅的讽刺和幽默却带着中国人的特点和强烈的时代内容，生动地体现了我们民族性格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机智、乐观、向往光明。

我国很早就形成了讽刺文学的传统。从先秦寓言、汉代俳优、《笑林》《世说》中的笑话、传奇话本和《聊斋志异》中带喜剧性的故事，以及讽喻嘲戏的民间曲艺、俗谚歌谣，至《儒林外史》达到了顶峰。鲁迅继承并大大发展了我国讽刺文学的优良传统，他那“含泪的微笑”和自谦为“油滑”的雅谑，以其独特的民族气质和创作个性赢得了世界的荣誉。法捷耶夫说：“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33]这位被人认为是冷峻严肃的作家，他的讽刺艺术却激荡着灼人的热情，名之曰“热讽”。他的性格也是最幽默不过的，只有战友和同志才从“老头子”妙语连珠的诙谐中发现警策的见解，看到假相怎样被戳穿，并且“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

鲁迅把讽刺和幽默看做是相互联系而又彼此区别的两种艺术风格，两个美学范畴。什么是讽刺？就是“用了精练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34]鲁迅举例说，《金瓶梅》写蔡御史的自谦和恭维西门庆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佑军之高致矣！”还有《儒林外史》写范举人因为守孝，连象牙筷子也不肯用，但吃饭，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这些本来都是广泛存在的事实，并非造谣或诬蔑，“但我们皆谓之讽刺”。^[35]又如洋服青年撅着屁股拜佛，道学先生皱着眉心发怒，上海滩上两位胖胖先生拱手作揖，虚与周旋地应付。还有挂着“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类“中庸之道”徽章的“叭儿狗”。见了富人一律“驯良”，见了穷人一概“狂吠”的“乏走狗”。这些都是旧中国司空见惯的事实，也谓之讽刺。鲁迅讽刺艺术的民族特点首先表现为提倡“热讽”，反对“冷嘲”。“热讽”有悠久的传统，它的生命是真实。既注重实事和实情，又总在积极地设法改变现状。“冷嘲”则不仅“毫无善意”，而且“毫无热情”，造成的结果是“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36]鲁迅的讽刺锋芒对准了两个方面：一是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包括下层人民思想精神上的其他弱点；二是内外压迫者的狡诈和伪善。这些都是在民族危亡期最大的社会真实，也是讽刺艺术能够继续存在并获得发展的现实根据。鲁迅常常采用喜剧手法刻画悲剧性格，怀着悲愤心情对受压迫者的弱点痛下针砭。孔乙己自命清高，偷窃不成反被打折了双腿。为了“要面子”他又向众人辩解遮掩。这就是讽刺。阿Q临刑前把圆圈画成瓜子模样，就愤愤地骂道：“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这也是讽刺。从这种讽刺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灵魂的否定形式，即被扭曲了的民族心理状态。但鲁迅在勾勒这一幅幅民族精神创伤的漫画时，却是燃烧着热情，“希望他们改善”的。这是就阵营内部的景况而发的。当他把矛头指向大摆人肉宴席的封建余孽、遗老遗少，指向满脸溅着中国人的血污而不自知的“杀人者”和卖身求荣的洋奴西崽时，凝上笔端的却是刻骨铭心的仇恨，凛若冰霜的嘲讽挖苦，必定要把这类鬼蜮的伪装剥个精光，让他们赤条条地站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种时候，鲁迅的讽刺是严正的，毫不容情的，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他看透了敌人色厉内荏的本质，对胜利充满着信心，所以才能够从容镇定、游刃有余地画出他们的鬼脸，给以致命的一击。《肥皂》中四铭、道统兴办“移风文社”以张皇礼教，而他们在私生活上却是一些心术不正、灵魂卑污的伪君子。《祝福》中凶残的鲁四老爷把祥林嫂逼上死路，书房里却悬挂着“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对联。《补天》中冒出“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而且“偏站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向上看”。还有，吴稚珲是被主子吸吮榨干的“药渣”，胡秋原、林语堂扮演着“小骂大帮忙”的“二丑”角色，胡适、陈西滢充当了洋人脚下的“叭儿”，黄震遐则像飘荡的“流尸”，做了法西斯的“黄脸干儿”。这些都是蜕化变态的中国民族性，以喜剧（滑稽）形式演出的百丑图。鲁迅满含着鄙夷和痛恨把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通过暴露丑恶表现了民族的美学理想和道德情操。(www.daowen.com)

关于幽默，鲁迅认为它“本非中国的东西”，“中国人一向不善幽默”。金圣叹所谓“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这也和幽默“无什么瓜葛”。因为他“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把自身的悲痛贬抑成二花脸的油滑调侃；同时又“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37]已经堕入了“说笑话”、“讨便宜”的“嬉皮笑脸”。幽默当然富于喜剧色彩，但它又是深沉的，耐人寻味的，绝不是浅薄的插科打诨。所以“滑稽而已，并非幽默。或人曰：‘中国无幽默。’这正是一个注脚”。^[38]为什么在欧美人眼里中国人过于严肃而不善幽默呢？鲁迅认为这首先要到民族生活经历中探究根源。我国人民有一部苦难深重的历史，特别是到了近代，由于内外压迫者的残酷统治，中华民族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不是呻吟，就是怒吼，难得有轻松的微笑。在“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样的国度里，怎能产生幽默？所以，“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即使强自为之，在重压之下它也容易“改变样子”，转而成为对社会的讽刺了。^[39]这是就总的情况而言。那么，幽默是否同中国人完全绝缘了呢？也不。鲁迅说，“我不赞成‘幽默是城市的’的说法，中国农民之间使用幽默的时候比城市的小市民还要多。”^[40]民间故事、寓言笑话中就充满了机智和幽默。在血染的棍棒和严酷的文字狱统治下，人民噤若寒蝉，没有人身保障和言论自由。但是“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地吐它出来”，^[41]这就叫重压下的幽默。特别是“五四”以后，革命高潮的兴起显示了人民的力量，黑暗势力则因不可挽救的衰微没落而露出穷形怪相，这是幽默产生的现实基础。同时，幽默作为一种艺术力量，这时也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确定的斗争目标。现代幽默是民族精神发扬的标记，也是民族自信心的表现。鲁迅自己就是个幽默大家。他对旧社会的败亡洞若观火，因而轻视它、卑弃它，忍不住要对这些世纪末泛起的沉渣挖苦戏弄一番，力争把它们早日送进坟墓。他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严于解剖自己，乐于“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因而就越来越从沉郁转为明朗，从彷徨走向坚定，幽默像电光石火般地时时爆发出来。他嘲笑反动道学家严禁男女同泳，“以彰礼教”，于是提出何不令男女们头戴防毒面具活动，以免因呼吸空气而彼此沟通。他举凡“中国打屁股之合理”来嘲弄反动势力的横暴，封建教育之愚妄。“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42]《阿Q正传》“序”语出滑稽，实借“立传”之因由冒犯文坛。《故事新编》也是“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43]这种“油滑”有时表现为尖刻的讽刺，有时又是语意警策的幽默。无论哪种形式，都使文人学士们深感“头痛”，惶惶然疑心是在褒贬自己。

鲁迅的幽默是中国农民式的幽默：质朴、风趣、简洁、明快。罗曼·罗兰称赞《阿Q正传》“好似平淡无奇”的故事中包含着“辛辣的幽默”，待你读完之后才会“惊奇地察觉”，阿Q那付“苦恼的面孔”时时活动在你眼前，从此“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不离开你，你已对他依依不舍”。^[44]鲁迅的幽默表现出我们民族性格中可爱的一面，无论是描人状物，还是连类引譬，都清晰地显现出中国人固有的心理素质和表情达意的独特方式，这同西方上流社会的所谓幽默，即“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艺儿”，是大异其趣，不能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