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力之美”——现代中国人的审美心理

阳刚（崇高）和阴柔（优美）是中国美学史上源远流长、交相辉映的两种美学传统。鲁迅民族化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从美学的高度看，主要是追求崇高、阳刚之美。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国人主导的审美理想和情趣，也是民族美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正面看，鲁迅小说忧愤、深广、严峻、悲怆，早期的《狂人日记》、《药》，稍晚的《祝福》、《伤逝》、《离婚》，直到后期的《故事新编》，都贯穿着这样的基调。他的杂文更是迸发着强韧、激越、锋利的火花，“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深刻地体现着觉醒了的无产者“力之美”的崇高理想和战斗风格。从反面看，鲁迅一生都在毫不容情地否定着、批判着、鞭挞着奴颜和媚骨，从愚弱国民的痼疾，到剥削阶级营垒中“媚态的猫”、向主子摇尾乞怜的“叭儿狗”，都成了他痛心疾首的讨伐对象。

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人民主导的审美理想绝不是柔顺、低眉，躲进蜗牛壳中的安逸和陶醉。当民族危亡之秋，文苑寂寞、战场平安是暴风雨到来的前兆，沉静中正孕育着更加猛烈的战斗。这时，时代需要“呼唤血和火”的仁人志士，需要叛逆的呐喊，一头撞到南墙的拼命精神，“一口咬住不放”的韧性，以及使人奋发振作的“伟美”。鲁迅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因为“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24]这便是鲁迅的性格和审美理想。“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沸腾的爱国热情，对阶级敌人、民族敌人永不休战的坚强意志，这是鲁迅崇尚阳刚之美的思想基础。他的美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生活，同时也得益于我国古代文化的战斗传统和欧洲俄苏文学的滋养。庄子“纵恣而不傥”、“肃傲旷达”的人品志趣，汪洋恣肆、放浪形骸之外的艺术风格；屈原愤世嫉俗的凛然正气，大胆的怀疑精神，“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瑰丽文采；嵇康“刚肠嫉恶”、“敢于和古时旧说反对”的叛逆性格；吴敬梓“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犀利文风；以及“气魄深沉雄大”的汉代石刻，“流动如生”的唐代线画，都使鲁迅因战斗的需要而神往。“中国的脊梁”式的壮美形成了他一生的创作基调，凝炼铸造成一种冷峻严肃、深沉警迈的战斗风格。另外，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钦羡“摩罗”诗人们发自肺腑的“伟美之声”，引“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认定只有这种“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的文学才会适应被压迫民族的审美理想，真切地传达出他们的心声。这样，中国传统美学固有的“血脉”、外国文学的“营养”，都作为鲁迅创作的“流”而强化了他的美学思想的特色。

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看清了民族的光明前途，对人民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他的美学思想也沿着原来的轨迹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小说、杂文都焕发出一种明朗、坚韧、峭拔、雄健之美。《故事新编》中的人民英雄大禹，躬自操劳的古代知识分子墨子，都表现了中华民族奋斗不息、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古鉴今”，再加上作者把现代生活画面大胆地融入了历史故事，因而这些古代英雄业绩就不可避免地使人联想到当今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伟大斗争。鲁迅后期的杂文洋溢着充沛的战斗激情，充分体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革命人民最可宝贵的民族性格，也是鲁迅美学理想的生动写照。当有人劝他放弃这种“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来的“短评”，张扬“恕道”，或者转而埋头于鸿篇巨制的创作时，他坚定地表示要同战斗的人民取同一步调，宁肯显得“粗俗”，也要“宏大”、“雄壮”。“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那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25]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白热化的关头，国恨家仇促使着“民族的郁积、个人的郁积”要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在这种时候，“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只有崇高壮美的文艺才能切合时代的要求、民族的心理，从而获得鲜明的民族风格。鲁迅认为，即使是在未来的人民解放的“第三样时代”，中国人崇尚阳刚之美的民族欣赏习惯仍会继续丰富和发展。这在光明与黑暗激烈搏斗的20世纪30年代，已经从以鲁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新文学中生动地体现出来。当时，“精力弥满的”无产阶级文艺家和他们的读者都需要“放笔直干”的“力”的艺术，它和“颓唐、小巧的社会里”流行的“削肩的美人，枯瘦的佛子”的所谓“病态之美”，是全然不相宜的。^[26]鲁迅十分推崇德国女画家凯绥·珂勒惠支“有丈夫气概”的版画，称赞它不但在思想上是“多采自工农群众的苦难和斗争”，而且有突出的艺术特色，这就是线条奔放，黑白强烈，活跃而强韧，单纯而逼人，使人愈看“愈觉得有动人的力”。他认为苏联版画的特点也是“有力”，仿佛“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给人以“震动”。^[27]《毁灭》这类“讲战斗的作品”的美学价值，也主要表现为它写的是“铁的人物、血的战斗”，虽然接近于全军覆灭，却仍然给人以振奋和鼓舞。鲁迅对崇高、雄健的现实美和艺术美（包括古今中外的文艺）的追求，充分显示出他的美学思想革命性、民族性的特征。其可贵之处是始终应和着时代的主旋律，摸准了民族的脉搏，及时准确、深刻有力而又体察入微地反映出中国人特有的审美心理，使他的作品形成了“不可模仿”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www.daowen.com)

时代社会的选择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全民族的美学理想、欣赏习惯总是以强大的力量影响着、左右着作家的创作个性。中国现代文学史表明，鲁迅的美学思想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同崇尚阳刚之美的时代潮流相对照，优美、华丽、纤巧、“超世间”的空灵不仅不为鲁迅所倚重，而且就总的情势而言，它们在时代精神、民族心理的“天平”上，往往偏沉到较低的一面。这不是说“阴柔之美”的美学传统至此中断了，已经同民族的审美理想格格不入，而是说它同崇高雄健的阳刚之美相比，后者更能顺应世道人心，切合时代的要求，从而成为社会美的主潮而波及整个民族。当然，鲁迅并非绝对地排斥优美，他总是从具体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譬如说，为鲁迅所神往的“北方风景”是“伟大的”：千里冰封的雪原，雄伟壮观的长城，一泻千里的黄河，对抗着西北风的挺拔的白杨，傲霜斗雪的松柏，它们简直成了英勇不屈的中华民族的象征。相反，鲁迅之所以“不爱”江南风光，却是着眼于它那不能令人振奋的“秀气”和孱弱萎靡的民气：“秀气是秀气，但小气”，“满洲人住江南二百年，便连马也不会骑了，整天坐茶馆”。^[28]又如，鲁迅喜欢健壮活泼的村姑之美，她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和纯真的生活情趣，一向为中国人所欣赏，而“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白净苗条的美女”却使他看了“难受”，因为这种上流社会推崇的美同多少带些野性的村姑之美相较，实在是一种病态。^[29]在列强们心目中，娇美是“东亚病夫”的活标本；在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人看来，它恰恰同反抗的英雄、昂扬的民心反一调。奴隶们渴望的是“风涛怒吼”以“洗刷山河”的奇伟壮美。

美和审美心理是同人们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联的。由于时代、民族、阶级和个人各种主客观条件的交叉重叠、相互作用，美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态。鲁迅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美和审美心理的民族共同性，指出时代风尚、社会思潮的重要作用。但是他着力论述的却是美和审美心理的差异性。这里首先是阶级之间的差异，其次是时代、民族和个人之间的差异。从宏观的角度看，人类文化是共同的。各个民族由于历史发展、社会环境的近似，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和影响，民族文学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共性，成为世界人民相互了解、交流思想感情的媒介。但是鲁迅又指出，民族共同美一旦超出民族和国界，它也会受到某种“限制”。原因就是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审美心理的差异性。譬如说，但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位使鲁迅“敬服”却并不能“爱”的作家。但丁《神曲》竭力描写鬼魂们推着巨石上山，永不停息地受苦。这对他们本国人来说，可以由悲痛引发受压抑的感情的“渲泄”，产生心灵的“净化”。但鲁迅却由此感到了精神上的“疲乏”，无法卒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暮年似的孤寂”，“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以及对小说人物施加的种种“精神上的苦刑”，作者自谓“这是彻头彻尾俄国底特质”，“自然是民族底的”。但是对于“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来说，却难以应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悲观“沉郁”，因而“常常想废书不观”。^[30]这是为什么呢？鲁迅结合民族的历史传统、审美理想和现实斗争的要求来探求根源。他说，对于尚“礼”而不信“神”（基督）的中国来说，除了未婚先寡而“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这种“偶然可以发现”的例外，一般老百姓是不主张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百分之百的忍从”的。他们不喜欢无休止地折磨着精神和肉体的基督般的“受难”，不能理解挣扎在黑暗中的无法解脱的悲惨，而宁愿看到悲剧却装点些“欢容”和“亮色”，期待着“大团圆”，更神往于“水浒式的反抗”。这是民族心理素质的差异。鲁迅还尖锐地指出，对蒙受苦难屈辱的人们宣扬“忍从”，说穿了是一种“虚伪”。因为对压迫者来说，它是被压迫者应该具备的“道德”；而对被压迫者却是一付麻醉剂，也就是一种“恶”。中国国民性的卑怯、麻木、自欺，骨子里并不同于“忍从”。因为前者是“既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躲避可以说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消极反抗，恭顺的背后也埋伏着愤懑和不平；但后者却是基督徒的虔诚，禁绝了一切欲念，灭掉了不满和反抗的火种。所以，无论从传统的审美情趣，还是从现时的斗争需要看，“忍从”都不会为中国老百姓所欣赏、所接受，这从反映着“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的鲁迅杂文，看得分外真切。“中央日报”上别有用心的御用文人曾警告鲁迅，要他停作“骂人文选”，学学托尔斯泰的“恕道”以示宽厚。鲁迅回答说，托翁未作杂文式的“骂人文选”倒是真的，但他却写过詈骂俄、日皇帝的书信，公开指斥他们发动日俄战争的罪恶，他还揭露过官办教会的虚伪堕落，惹得希腊东正教徒们整天诅咒他“落地狱”。很明显，文人学士们并非让鲁迅学习托尔斯泰这“伟大”的一面，他们要的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勿抗恶”和“道德的自我完成”，^[31]即避开火热的斗争去修身养性，“你打我的右脸，我再凑上左脸”，用隐忍和退让“感化”刽子手放下屠刀。鲁迅认为，这类牧师式的说教有悖于现时中国人的道德，而绝不会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因为在人吃人的中国，谁宣扬“托尔斯泰主义”谁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一边，必然遭到人民的唾弃。所以鲁迅严正声明：“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