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把目光投向民族的主体——农民、妇女和下层知识分子

鲁迅继承发扬我国文学反映民生疾苦、济弱扶倾的优良传统，始终注视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特别是农民、妇女和下层知识分子。“敢遣春温上笔端”。对“小人物”的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并执拗地要为他们寻求生路。他比较欧洲18、19两个世纪的文艺在题材与人物方面的显著区别是：前者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使人觉得“好像写别一个社会”，与自己“没有什么切身关系”，而后者却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甚至“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15]普通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本来最具备鲜明浓郁的民族特色，他们又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性格的典型体现者。所以鲁迅写“凡人小事”，同情被压迫人民的苦难，这种题材和人物本身就为发扬民族风格提供了现实基础。

鲁迅深深地挚爱着农民。无论是赞美他们淳朴、勤劳、善良的美德，还是痛心疾首地揭发他们自身的弱点，都饱含着深沉动人的感情。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也描写过农民，但是他们对农民的苦难仅止于怜悯，期待着“上面”或“外面”的力量来拯救这些“可怜虫”。鲁迅则大不相同。他自认是农民中的一员，同农民一起挣扎、呼唤、控诉、抗争，最忠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情绪和愿望。这是鲁迅能够深汲民族精神的矿泉，获得诗情和灵感的重要原因。《故乡》中自幼兄弟相称的“我”和闰土，被传统的高墙隔绝了，“老爷”这种称呼使“我”陷入极度的气闷和悲哀之中。作者期待着未来的新生活应该把“我”的后代同农民的子孙们永远连成“一气”，像《社戏》中的迅哥儿同双喜、桂生那样，保持着人世间最纯真、最美好的感情。鲁迅自幼生长在市镇，他熟悉和热爱农民，同他们有着天然的精神联系。因此，他笔下出现的江南农村就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一幅缩影，农民的命运代表着整个民族的命运。在经济生活和政治领域，闰土的故乡自然经济被破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破产；七斤对革命的误解和阿Q“造反”的悲剧，都反映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最根本的是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思想精神方面，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神佛鬼怪仍然死死地统治着农民的头脑。不过，革命形势已经波及到农村，死水微澜，陈旧的观念毕竟开始发生动摇，祥林嫂对灵魂、地狱的怀疑就预示着农民民主意识朦胧的觉醒。

为什么鲁迅描写农民竟然达到如此惊人的思想深度，显示出这样鲜明突出的民族风格呢？一般地说，乡土气息、田园风光，特别是农村的人情风习最容易显现民族特色，中国更是如此。我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农业国，古老的传统，沉重的压迫，封闭的社会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些社会历史特点造成了农民的落后保守，也养成了他们勤劳、淳朴、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这样两个方面的结合，就形成了我国人民独特的民族性格，农民则是这种民族性格典型的体现者。特别是到了近现代，农村成为一切社会矛盾的集中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因此，反映农民的苦难及其觉醒，必然给民族文学带来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使之焕发出民族精神的光彩。鲁迅小说在题材上实现的革命，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农民和农村生活以惊人的真实性和深刻性引进了小说领域。另外，作为我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个阶级，农民是民族传统、风俗习惯最强固的保持者，历史的沉积物（包括优良的传统和陈腐的惰性）一直在农村长期稳定地保存着，延续了几千年。文学民族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实地反映出这种民族传统、人情风习的历史面貌及其演变发展的现实图画。农村和农民自然要进入文学的视野，并且占据着一席特别重要的地位。鲁迅对农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想感情的特点等，历来是有分析有褒贬地给以真实的反映。既不像乘舟载酒的文豪们大发诗兴，把农村描绘成“无忧无虑”的世外桃园，也不如“高等华人”那般以“都市文明”自傲，睥睨着“野蛮落后”的山村荒野。在鲁迅笔下，农村是萧索破败的，却又不是死寂地走向绝路，民族的生命仍旧在默默地、顽强地跳动着，农民是愚昧麻木的，可是他们又热切地憧憬着幸福和未来，对生活充满信心。惟妙惟肖的民族心理，色彩斑斓的风俗画和风景画，纵横交织成鲁迅小说地方和民族的特色。有人说鲁迅小说反映着农民的生活情趣和欣赏习惯，我们可以从他对农民心理、风土人情的逼真描绘中找到根据。在明月照耀的海边瓜田里，一位佩戴银项圈的小英雄手持着胡叉在护田；朦胧的月色下，水乡的社戏正演得热闹；寡居的祥林嫂被抢成亲，双手捆绑着去拜堂；盛夏河边，四世同堂的晚餐桌旁正议论着“皇帝坐龙廷”，船老大七斤苦恼他剪掉了辫子；面色灰黄，两眼红肿，双手像开裂的松树皮一般的闰土，浑身瑟缩着站在“我”的面前，他已经被“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折磨得像一个木偶人了；阿Q因为“恋爱的悲剧”失掉了仅有的一顶破毡帽，次日又捧着香烛迈进赵府，“赤膊磕头”地赔罪。鲁迅对农民发自内心深处的挚爱，对他们的“国民性”弱点冷静透辟的分析，最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农民的阶级性和民族性。在旧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身上一直发生着两种思想、两种精神的激烈交战：淳朴勤劳和怯弱巧滑，“中国的脊梁”式的刚毅和奴隶性的驯顺，惊羡于“长毛”的造反，神往着“皇帝不再坐龙廷”却又麻木地充当“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就是“高等画家”鲁迅活画出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的民族性格。在近现代文学史上，真正把中国农民的生活和思想、痛苦和欢乐、力量和弱点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贡献于世界的，应该首推鲁迅。列宁认为列夫·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在于，当俄国社会历史发生剧烈转变时，他适应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特点，自觉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农民身上，以“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真实地“表现了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弱点，也表现了它的威力和局限性”。他对农民怀着“充沛的感情”，并且诚恳地、“追根究底”地想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正因为如此，他才当之无愧地成为“俄国千百万农民的思想和情绪的表达者”，他的作品以鲜明的俄罗斯民族风格赢得了世界文坛“第一流的位子”。^[16]应该说，鲁迅和托尔斯泰所处的革命转变期的时代特点，他们对农民问题的深切关注，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对于封建宗法农民占多数的东方国家来说，“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开帝王将相、英雄美人的传统题材，热切地关注着农村和农民的命运，去开拓新的生活面，传达出新的民族精神。(www.daowen.com)

妇女问题是鲁迅小说一贯的题材和主题，他的杂文也以极大的革命义愤猛烈抨击封建势力蹂躏、摧残妇女的罪恶，为妇女的自由平等大声疾呼。狂人沉痛地控诉：“妹子是被大哥吃了！”寡居的单四嫂子失掉了唯一的儿子，更沉入黑暗的深渊。革命者的流血牺牲没能唤醒愚昧的群众，华大妈和夏瑜的母亲依然两不相知，不明白苦难的根源。子君和爱姑虽然敢于向旧礼教挑战，表现得很勇猛，但是在顽固强大的封建堡垒面前她们势单力薄，霎时间就被黑暗所吞噬，这是黎明前民族大悲剧中惊心动魄的一幕。随着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深入发展，妇女觉醒起来并卷入了革命的洪流，刘和珍、杨德群、张静淑、冯铿这样一批女战士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她们“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让中外反动派为之咋舌，表现出觉醒的中国妇女已经成为一支革命的生力军。妇女问题在中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她们肉体被摧残，精神受戕害，实属世所罕见。但是她们的反抗也是最烈的，像秋瑾这样的女侠曾经引起鲁迅的高度崇敬，把她当成中国妇女不屈服命运的楷模。中国妇女善良、坚忍、吃苦耐劳、舍己为人的传统美德和高尚情操是举世公认的，尽管肩负着因袭的重担，她们还是和整个民族同步跋涉在漫长的历史途程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典型地表现出中国人民令人钦佩的民族性格。鲁迅塑造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妇女群像，从一个重要的侧面鲜明地体现出鲁迅作品的民族风格。

在鲁迅创作的人物画廊中，民族历史转折期的各类知识分子也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五四”运动前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怒潮促成了知识界“第二次大分裂”（瞿秋白语）。“春江水暖鸭先知”。敏感的“智识阶级”的分化反映出斗争的激烈复杂，也预示着民族新生前的阵痛。鲁迅远在“五四”初期就敏锐地氾望见中国革命潮头的到来，及时把“弄潮儿”先进知识分子当成小说主人公予以热烈地歌颂。狂人、疯子、夏瑜、涓生是最早一批觉醒者，继之又有刘和珍、柔石、殷夫、杨诠等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冲杀在反封建的最前线。他们大都出身于“书香门第”或“识文断字”的小康之家，自幼接受过民族文化传统的熏陶习染，因此在教养、经历、生活、思想各个方面无不打上深深的民族烙印，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士可杀而不可辱”等对他们影响极大。同时他们又最早呼吸到新时代的气息，感觉敏锐，“蔑弃古训”，锐意改革。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们那样，他们“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17]向着旧文化、旧思想展开了激战。有的人为创建无产阶级的民族新文艺，敢于“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大胆地“取材异域”，干着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人间的神圣事业。另外一些人则直接参加了推翻反动统治的英勇战斗，在敌人枪弹的攒射下前仆后继，义无返顾。这些先进知识分子既是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者，又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新的时代要求，新的民族精神。此外，同这些觉醒了的先进分子相对照，鲁迅作品中还出现了另一类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在当时更具普遍性。其中，有科举制度下的败落者、被社会挤到最底层的旧文人孔乙己；有从斗争漩涡中撇到岸边来的泡沫——消沉颓丧的吕纬甫，玩世不恭的魏连殳；有在黑暗社会压迫下从清高孤傲转为麻木妥协的方玄卓，还有为追逐功名而发疯自沉的“老童生”陈士成。这些挣扎在社会下层泥淖中的不幸者，虽然同伪善的道德家、“国粹”的鼓吹者四铭、高尔础、鲁四老爷不同，但他们作为一种“衰惫”民族精神的折光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被戕害、被扭曲了的民族心理状态。这类为民族文化传统所深深地浸润、束缚，又在“国事日非”的冷酷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下层知识分子，的确是近代中国特异的社会现象。他们同旧俄国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同怠惰无为而又愤世嫉俗的“多余的人”相比，人人身上都镌刻着古老中国的历史痕迹，同时又程度不同地带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精神奴役的创伤。

关注同情农民、妇女和下层知识分子的命运，又多从平凡事件、日常生活落笔，这是鲁迅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独特表现，也是他继承我国白话小说的优良传统、借鉴欧洲文学特别是俄国短篇小说艺术经验的结果。唐传奇、宋话本、《水浒传》、《三国演义》还是重在描述离奇曲折的故事、著名的历史事件和英雄豪杰，随着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民族民主意识的抬头，文学题材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转移。《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的现实主义特色之一就是注重凡人小事，市井细民。即使是写了贵族和士林，也还是通过展示日常生活事件，最终归结为“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认为，“《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18]今天更是如此。“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19]这不是说鲁迅提倡写“儿女琐事”，欣赏那些“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的“顾影自怜之态”。^[20]关键不在写什么，而在怎样写。重要的是“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能够从凡人小事中揭示出深广的社会意义，收到“寓伟大于平凡”，因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效果。这也不是说鲁迅否定英雄主题，不承认重大题材的现代悲剧。他曾经亲自翻译了《毁灭》，又称赞《铁流》和高尔基那些“伟大”、“战斗”的作品，这些都是史诗式的巨著。鲁迅像果戈理那样提倡写“几乎无事的悲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中国漫长的、近于静止状态的“东方制度”，封闭保守的封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高度的专制集权，窒息思想的礼教，以及千百年中形成的传统惰力，这些社会条件很容易把“奴隶时代”的人们压扁、碾碎，但却不露声色，不留血迹。忠臣、义士、节妇、烈女煞有介事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谁也不去探究造成悲剧的根源。至于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市民、穷困潦倒的文人学士，他们“无声的死亡”就更是在“糊里糊涂地”不断地进行着。这里一方面表现了黑暗社会虐杀生灵的阴险狡诈，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国民性的愚昧和麻木。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整体和细部、灵魂和肉体，很容易在雷霆闪电般的重大事变中浮雕式地显现，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却是通过极普通、极平凡的“生活的散文”自然而然地反映出来的。鲁迅在评价叶紫小说时指出，这些小说描写的“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21]他自己的创作也“从不追求生活中的例外”。《伤逝》中子君争取婚姻自由的锐气不曾为严父、胞叔的威逼所摧折，也没有在“老东西”、“小东西”的冷眼嘲讥中畏缩，可是却在柴米油盐、油鸡小犬等繁冗琐细的家务重压下化为乌有。她的灵魂被庸俗所腐蚀，她的爱情之花又因经济的压迫和涓生的冷漠而凋谢，最终不得不重返黑暗，走向死亡。《幸福的家庭》中的“他”，也是整天躲在象牙之塔里，闭门造车地创作，可是劈柴、白菜、孩子的哭喊、妻子“阴凄凄的”撒气，这一切彻底捣毁了他的“艺术构思”，最后只好沉溺在百无聊赖的家庭琐事中，永远搁笔。还有，多少中国人曾经为几绺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头发的故事》、《风波》）又有多少守寡的妇女招致社会的非议、诬蔑，默默地耗尽自己的生命。（《明天》、《祝福》）俄国作家谢德林说：“从琐事的漩涡里，有多少触目惊心的悲剧会浮到表面上来啊，然而这些琐事充斥于日常生活，以致在悲剧发生的时候，人们无论在情感和理智上都无动于衷。”^[22]果戈理认为“事物越平常，诗人就越要站得高，才能从平常的东西中抽出不平常的东西”，他在《旧式的地主》、《死魂灵》中都带着“泪痕悲色”描写了俄国地主平庸无聊的生活。但读者非但不因事件的“猥亵”、“肤浅”而感到反感和厌倦，反而从中“找到了生活的观点，忧郁而嘲笑的观点”。读罢掩卷深思，那些可怜虫的生活散文中却透露出一种诗的哲理，使读者“不禁忧郁起来”。^[23]因为世上有多少人一辈子都是在自私的琐事上，在吃、喝、睡中度过了。这完全是动物的生存，不是人的生活。可是他们却自以为是在活着，并沉溺于“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庸俗麻木之中。这就是千百万人的人生悲剧。不过，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果戈理笔下的人物只是使人觉得可怜、可笑，却并不可憎。而鲁迅描写的各种“几乎无事的悲剧”则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他满怀怜惜和隐痛鞭挞“小人物”的国民性弱点，寄以“含泪的微笑”；而对封建余孽、遗老遗少们“尸位素餐”的淫逸生活，却是那样地厌恶、愤恨，忍不住投以蔑视的目光。果戈理本人就是一个地主，所以在他眼中的地主生活虽然荒唐可笑，却又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诗意。鲁迅对正在死灭的阶级却毫不宽恕，对历史陈迹和民族的惰性燃烧着正义的火焰。所以他从中国社会生活出发所构想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同果戈理的同类作品相比，带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