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艰苦地探索着国人灵魂的奥秘

鲁迅作品真实地反映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一个古老民族的特有心理状态和曲折的精神历程，这是他将近半个世纪以来艰苦地探索国人灵魂的奥秘，并切望给以改造的光辉成果。从青年时代起，直到逝世，他始终以震醒沉睡的民族精神、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为己任，孜孜以求，永不懈怠，被誉为“针砭民族性的国手”。留日期间，民族出路问题昼夜萦绕在他的脑际，他和同乡、同学为此而争论得面红耳赤，食不安席，寝不安枕。有三个相关的问题使他激动而又苦闷：“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这些问题的反复探索，不断地加深认识和最终得到解决，可以说贯穿了鲁迅的一生。“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4]引起鲁迅探索民族精神并决心给以改造的最早契机，是中国人被日军砍头示众、同胞们麻木地围观“赏鉴”的纪录影片。从此开始，他沉痛地决定弃医学文，坚信只有改变民族精神才是救国救民的“第一要著”，其中首先要提倡文艺运动。作为一个忠贞的爱国者，矢志不移地要求“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鲁迅“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并通过文艺对国民性的弱点给以深刻的揭露、有力的鞭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发挥了把“沙聚之邦”“转为人国”的震聋发聩的作用的。和同时代的民族民主主义者们相比，鲁迅居于思想的峰巅。在世界著名作家当中，他的顽强奋斗精神和深入探索魂灵秘密的艺术天才，完全可以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相比肩而无愧色。他探索民族精神是认真切实的，深入解剖着国人魂灵的种种痼疾，而绝不像尼采般的“渺茫”，把希望寄托于高踞群众之上的“超人”。对“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态度严峻而又热切，又绝不像“高等华人”那般露出卑夷的神色，施以冷嘲和谩骂：“嘻嘻！”“呸！这样的中国人！”

在坚持不懈地探索民族心灵秘密的历程中，鲁迅走过了两个历史阶段。早期的鲁迅决心弃医就文，把医治肉体转向了疗救精神，认定这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正确道路。这种认识尽管还带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性质，没有抓住社会革命的实质问题，但是在“五四”时期仍然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它和提倡科学民主的革命目标是大体一致的，目的在启迪民智，动员民众，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开战。鲁迅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明显地超越了一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不满足于对“现存关系”的客观描述，或仅仅是揭出病态社会的痛苦，就此了事；他的笔触从广阔的社会生活延伸到了人的精神领域，并且锐意开掘，执拗地要从解剖衰亡民族的精神心理中探求疗救的“药方”。在这个阶段，中国人民被三座大山的压迫奴役所扭曲了的民族性格，以及他们朦胧的觉醒，在《呐喊》和《彷徨》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5]这一时期鲁迅小说反映的国民性弱点，或称病态社会的民族性格，的确是惊心动魄的：阿Q爬在地上羞愧于不能画好圆圈，又在看客们狼嗥般的喝彩声中糊里糊涂地死去。华老栓捧着人血馒头颤巍巍地来到病儿床前，革命者的鲜血非但没能唤醒人民的精神，反而变成愚弱国民疗救不治之症的药饵。“木偶人”闰土还在度着辛苦麻木的岁月，他最关心的却是那只供佛的香炉和烛台。淳朴勤劳的祥林嫂带着“灵魂有无”的疑团，悲惨地倒在冬日雪地的尘芥堆中。在最敏感的知识界，随着“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的时代潮流，各种人物也在经历着剧烈的思想“裂变”过程，这是“五四”前后整个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一直辗转于旧营垒中苟活谋生的孔乙己自不必说，他那“君子固穷”的最后一道精神防线崩溃之后，连肉体也被黑暗所吞噬，就是曾经勇猛地向着旧礼教进击，冲进城隍庙拔掉神像胡子、“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吕纬甫，还有抨击时政尖锐奇警、被世人唤做“吃洋教”的“新党”的魏连殳，也都在旧势力的威压下一一败下阵来，很快失去灵魂，变成空壳了。“这些‘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上，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6]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注定了他们必然失败的命运。但是，鲁迅虽然深切地感受到传统势力的顽固和国民性的堕落，他却从来不向旧世界妥协，也不完全否定民族精神积极向上的光明面。悲观主义一向同鲁迅绝缘，即使是在荷戟彷徨的时期，他也并不颓丧消沉。他的早期小说往往笼罩着浓黑的悲凉，但在暗夜中时时爆发出耀眼的火种，给人以勇气，催人觉醒。狂人脚踏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诅咒着“吃人”的仁义道德，勇敢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吉光屯的疯子呼喊着“熄掉它吧！”扑向封建阶级的“精神之光”——长明灯，他要把它连同整座寺庙（即封建制度的象征）一把火烧掉。在这个时期，鲁迅还极力颂扬“摩罗”诗人们反抗和叫喊的诗篇，又特意译介《苦闷的象征》的作者、日本的“霹雳手”厨川白村的文章，因为他的文章“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对中国好似“从外国药房贩来的一帖泻药”。^[7]鲁迅这样做，仍然是意在启迪、振奋民族精神，以挽救祖国的危亡。

总的看来，鲁迅笔下的“国民性”是一种弥漫于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身上的消极现象。正如同恩格斯批评过的那种德国小市民的畸形性格，他“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已经“作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给德国“所有其他社会阶级”打上了自己的“烙印”。^[8]这是民族衰惫期经常看到的精神退化现象，不过在近代中国表现得特别突出，特别漫画化，而且不可避免地带着民族色彩。应该指出，鲁迅批判过的国民性不等于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性，因为民族性虽然也包括着本民族的弱点和局限性，但主要是指这个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的那些特点。在鲁迅眼中，国民性有时同民族性等同，这是历史的局限。鲁迅前期往往过多过重地看到了中国国民性的弊害，因而把医治精神奴役的创伤当成文艺最重要的任务。不过，当他回顾历史的时候，几千年来那些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而流血牺牲的仁人志士，仍然激起他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9]而且愈到后来，他就愈是在革命浪潮的推动、影响下看清了我们民族性格中可尊敬的一面，通过他的小说和杂文给予了热情的礼赞。《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毅然决然地扶着摔倒的老妇人走去，他的高大身影使“我”“须仰视才见”，劳动者崇高品质的“威压”险些榨出“我”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记念刘和珍君》里中国女子们辗转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互相救助，殒身不恤”的英勇气概。还有运动会上那些“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10]都表现了中华民族贯穿古今的高尚品德和刚毅性格。

经过“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大革命和“九一八”抗战，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时代风雨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鲁迅也从一位民族斗士、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发展变化给鲁迅作品带来了新的生命。像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那样，他仍然致力于民族精神的探索剖析，不过同前期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区别。鲁迅前期由于受到尼釆“超人”哲学、“精神扩张”和达尔文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他所信奉的匡时济世的方策，如科学救国、以文艺启迪民智等，都还局限于精神本身的范围之内，认为只要“尊个性而张精神”就能富国强民，振兴中华。可是眼前的现实却大不如人意，因为他往往只是“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11]所以就常常陷入苦闷彷徨之中，自谓正站在“十字路口”上，“没有指南针”，四处“乱闯”。后期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列宁反映论的指导下，纠正了进化论的“偏颇”，明确认识到思想精神只不过是物质生活条件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要想改造人的灵魂，振奋民族精神，最根本的是要彻底改变造成精神病态的社会环境，即推翻压迫剥削人民的黑暗制度。这样，鲁迅就把斗争锋芒转向了摧残奴役中华民族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从前期对“国民性”的较为笼统的认识上升为对各阶级精深透辟的分析，以及对民族敌人的奋力抗争。(www.daowen.com)

由于掌握了阶级论的锐利武器，鲁迅对民族精神的分析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他的杂文和历史小说都以明确的阶级观点批判奴才相、叭儿狗、乏走狗、特种学者、帮闲文人、二丑等丧失民族尊严、甘心向帝国主义列强低眉弯腰以示恭顺的叛卖行径。这些衰亡民族中出现的特异精神现象使鲁迅痛心疾首，往往忍不住要挥动他那支“高等画家”的画笔，生动地勾勒出民族败类们的嘴脸。这也是一种“民族性”，不过是以漫画或退化了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例如，头戴瓜皮帽、身着西装而行三跪九叩之礼，满口“子曰诗云”又夹杂上“yes， no”；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又“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帮助殖民者除去“害群之马”，即不安本分的“莠民”等等。还有，胡适倡导以“王道”来“征眼中国民族的心”，向中外主子献策。“论语派”的所谓“西崽相”，也是无耻的中国文人的一种精神病态：他们因为“懂洋话，近洋人”而自恃“高于群华人”，但又是“系出皇帝”“深通华情”而胜过洋鬼子，因此“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这样，“西崽”就同租界上的中国巡捕一样，“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充当着帝国主义的“宠犬”。^[12]鲁迅运用阶级分析的解剖刀，游刃有余地解剖着这些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民族肌体上的毒疮赘疣。而正是在这种义正词严的声讨鞭挞之中，深切地表现了鲁迅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空前激化，鲁迅把主要精力用于对内外黑暗势力（包括他们反动腐朽的思想精神）的揭露抨击上。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阵营内部诸种流弊的批判。因为这些东西不予清除，敌人就会额手称庆，推波助澜，联合阵线便难以巩固。譬如，他认为中国人得了一种“马马虎虎”的病，凡事“随随便便”，“耽于空谈”，“办事悠悠然”，远不及日本人的“认真”，日本人总是急于付诸行动而得出必要的“结论”。中国人这种民族惰性发展的结果，就是面对强固的封建堡垒和凶恶的帝国主义列强，从精神上自造出一条奇妙的逃路——“自欺力”或“要面子”。如自炫“地大物博”，古老文明；或者相信“国联”“求神拜佛”“怀古伤今”等等。^[13]已经沦为战败国了，还要跑到欧洲举办画展，一路挂过去“发扬国光”。这是失败者向战胜者炫耀自夸，所以既可笑又可悲。文学的民族性不但表现为对民族美德、高尚情操的肯定和赞美，而且表现为对民族惰性、病态心理的揭露和鞭笞。从审美意义上说，对“阿Q相”、“二丑”等民族痼疾的针砭，化丑为美，同样能表现民族的美学理想，从而使他的作品获得充分的民族性。当然，这时鲁迅看到的民族性，其主导面是积极的、健康的、光明的，同他前期的认识恰成对照。特别是到了晚年，由于接受了“明快的哲学”唯物史观的指导，经历了严酷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锻炼，他的杂文、书信和历史小说中就愈来愈鸣响着一种激越高亢的民族精神的主弦律——对中国人民坚毅、勇敢、淳朴、勤劳的民族性格的热情礼赞。“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4]从鲁迅所推崇的大禹、墨子、屈原、嵇康、杜甫、王安石、朱舜水、郑成功、龚自珍，一直到孙中山、邹容、秋瑾，他们连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一个序列。这种优秀的民族传统体现在鲁迅和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愈加放射出灿烂的光辉。《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五位革命烈士，既表现出无产阶级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又在感情方式、精神气质诸方面典型地体现了民族特点。柔石有一颗孝敬慈母的“拳拳的心”，他同女性上街总要相隔“三四尺”之遥，而对同路的长者却要紧紧地“扶住”，显得极为“吃力”；对待师友同志，他一向谦恭温和，宽怀厚道：“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他纯真地“相信人们是好的”，乍听到“骗人”、“卖友”、“吮血”的事实竟然大惑不解，甚至“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对这种看破了人世间尔虞我诈真相的见解表示“抗议”。但是，在这可爱而又“颇有点迂”的文弱书生身上，却又透露出不辱之士方孝孺那种“台州式的硬气”，即使身陷囹圄，惨遭毒刑，也始终保持着洁身自好、耿介刚直的民族美德，绝不出卖同志。“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在鲁迅笔下，柔石是“精神界之战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优秀代表人物，他接受过古老民族文化思想的熏陶，又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下成长。从历史发展看，他同反封建的斗士狂人、疯子，以及革命民主主义的先锋刘和珍等形成了一条螺旋式上升的精神链条，他的思想境界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因为如此，鲁迅歌颂柔石等五位烈士就一扫过去那种凄怆郁闷的情绪，基调激昂悲壮，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总之，鲁迅在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对民族精神的艰苦探索，清晰地显示出他的思想发展脉络和前进的足迹。在鲁迅作品中，我们民族的曲折心致和性格气质第一次得到了这样深刻动人的表现，鲜明突出的民族性格成为鲁迅文学民族风格的灵魂。鲁迅超越前人和他同时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沉痛地解剖着愚弱国民的精神创伤的同时，也愈来愈发现了这个古老民族蕴蓄已久的智慧之光。因此，他艰苦探索的结果不是走向渺茫和悲观，而是从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看清了民族的希望，从而平添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