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我为主，博采旁搜

民族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因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它是一种民族文学成熟的标志。但是，民族风格又不是一种固定的图案，它总是在保持基本色调的前提下变化发展着，仿佛围绕着轴心在作向上的曲线运动，毛泽东同志就是从这样两个侧面深刻地论述了民族风格形成的辩证过程。

“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愈是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的沉淀物愈深厚，文艺经验积累得愈多，因而文艺的稳定性、保守性也就愈强。这种情况有好坏两个方面：历史久，民族的凝聚力强固，相对地说它的文化根基比较深，源远流长的文艺传统有利于民族风格的继承和发扬。如果“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历史长、东西多又是个负担，“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不过，总的说来，形成鲜明的民族风格仍然需要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哺育，它不能不“吸吮着母奶”发育成长，所以“遗传”是重要的，“变异”只能在保存原来“血统”的前提下发生。

艺术的民族保守性和稳定性为何这样强固呢？这是由艺术本身的特点和内部规律所决定的。艺术像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而民族作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它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一种不断延续的历史现象，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文艺民族风格的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另外，艺术和一般文化都表现着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即民族性格，其中包括全民族对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共同旨趣。这种普遍而又持久存在的民族共同美，也是造成艺术的民族稳定性、保守性的重要因素。实践证明，在一种民族文艺中，民族特色、民族风格像音乐的主调、绘画的底色那样无时无处不在鸣响着、浸染着，使外国、外民族的听众、读者一下子就能辨认出它的国度，区分出它的族属。因此，对于艺术的稳定性，我们必须像对待任何客观事物那样承认它，并且在总体方向上保持它，不要让它从新文艺中减弱以至泯灭。否则，我们就会变成毛泽东同志批评过的那种民族虚无主义者，言必称希腊，把祖宗忘掉。民族新文艺也会由此变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完全脱离开自己的民族和人民，并失去它在无产阶级国际文化中的地位。

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民族保守性”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民族的优良传统。它总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排除各种阻力稳定地向前发展，不容易改变方向。二是指历史的惰性。一切陈旧过时的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上的缺点、弱点，都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种历史的陈迹、残余和消极因素，一种逆潮流而动的力量，企图拉着历史的车轮倒退。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民族保守性”，其用意是在提醒人们注意继承和发扬民族艺术长期积累起来的优良传统和有益经验，而不是肯定民族历史发展中的惰性和艺术中的糟粕。他既承认“民族保守性”的客观实在性，认为它是民族文艺发展中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一种“合力”；同时又告诫人们不要固步自封，迷信传统，而应把侧重点放在革新和发展民族新文艺上面。“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5]以我为主，博采旁搜，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民族文艺，这才是民族化的唯一正确道路。那么，学习外国东西要达到什么限度才算适当呢？一概排斥和全盘西化都不对，关键是通过消化和吸收，真的对发展民族文艺有利。吃得过多会造成消化不良，而把营养物同废料、毒品不加区别地一口吞下去，也要给身体带来危害。正确的方法是“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这“新东西”既不是在中国的老古董上涂抹一层釉彩，也不是穿西装戴瓜皮帽式的中西混杂，它是以中国木本为母体，嫁接上外来枝杈，能够结出“梨苹果”（兼有梨和苹果二者之优点的新果实）的中国新树种。“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但这种变化，是有条件的，是异中有同的。“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前提是“中国的特点要保存”，总的方向是“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方面成功的例子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民族化理论极其精辟，富有独创性，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说：“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就是说，无论是整个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还是各门艺术理论的研究，我们还都处于开拓的阶段。关于民族特色、民族风格的理论探讨，更是文艺理论领域里的一个薄弱环节。我们应该尽快扭转这种“讲不大出来”的现状，在分别探索各民族文艺传统的基础上，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科学地总结中国文艺的发展规律，丰富人类文艺的宝库。“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具有独特风采的中国文艺也应该推向全世界，在国际无产阶级艺术画廊中占有一席光荣的位置。

（原载《文艺民族化论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www.daowen.com)

【注释】

[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页。

[2]《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见《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以下引文除注明者外，皆出自此文。

[3]《反对党八股》，见《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6页。

[4]《反对党八股》，见《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6页。

[5]何其芳：《毛泽东之歌》，见《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