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文艺发展的方向

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同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我国革命文艺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通过民族化、大众化的反复实践，开创了一条愈来愈宽广的道路。20世纪20年代末，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30年代，左翼文艺家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抗战初期，解放区和国统区同时展开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探讨，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到文艺的民族化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但是只有到了40年代，革命新文艺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实践经验，抗日战争又迫切地要求民族化的革命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才终于产生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系统、完备的无产阶级文艺纲领，深刻地总结、精辟地阐明了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基本理论。新文艺运动的历史表明，文艺民族化首先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离开作家的创作实际和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所谓民族化只能是一句空话。民族化和大众化虽然有所区别，但它们的精神实质是相同或相通的，毛泽东同志经常把二者并提。因为只有充分民族化了的文艺才会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才能冲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同理，真正大众化的作品又必定是具有民族风格的，能够真实地传达民族精神，表现本民族人民的心理状态。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民族化、大众化对繁荣发展新文艺的重要意义，鼓励作家要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珍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两千年中所遗留下来的“许多珍贵品”。针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养成的奴化心理，特别是封建买办文人的“西崽相”，他严肃地批评“全盘西化”、“盲目搬套”、生吞活剥地贩卖“舶来品”的错误倾向，指出这种“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艺发展的一大祸害。某些人贱视民族文艺传统，宣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贾桂式的奴隶主义使他们挺不起腰杆。殊不知“中国的好东西”在外国人眼中却自有它“独树一帜”“标新立异”的价值，“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2](www.daowen.com)

民族化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作家、艺术家付出长期艰巨的劳动，否则很容易弃真素而得皮毛，留空壳而失灵魂，走向创作的歧路。20世纪20年代讨论“民众文学”、“方言文学”时，多数意见偏重于“提高”民众的鉴赏水平，却几乎没有人提到如何去“适应”本民族大多数人的要求。30年代，一些左翼作家也往往把“大众化”理解为“化大众”，表现出作家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的贵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此后，许多人又把民族化、大众化误认为是说几句市井俚语，或者是穿起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甚至把缠头裹足当成“国粹”向人家炫耀，这些都是对民族化、大众化的严重曲解。“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3]这就是说，民族化、大众化是一切民族文艺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方向，而要真正实现它，却必须下一番真功夫、苦功夫。把根须深深地扎进民族生活的沃壤，长期地同本民族的人民大众相结合，观察、体验、研究、分析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斗争形式，熟谙民族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感情；同时还要不断加深民族文化的素养，恰当地吸收外国、外民族文艺中的有益滋养，这样才能一步步地走上民族化的坦途，创造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