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比较和鉴别是研究民族文学的科学方法

研究民族文学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和影响，必须采取科学的比较方法。有比较才能鉴别，从而把握住各种文学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比较”存在于一切学术领域，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最终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和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从方法论上提出了一系列卓越的指导思想。他们认为，比较方法是所有文明民族科学进步的有力武器。19世纪发展起来的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比较方法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都“具有普遍意义”。因为铁的事实证明，“法国人、北美洲人、英国人这些大民族无论在实践中或理论中、竞争中或科学中经常彼此进行比较，大大促进了这些民族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德国小店主和小市民则害怕同外国、外民族进行比较，总是龟缩在所谓‘无比性’的挡箭牌后面妄自尊大，自慰自足，结果变成一些鼠目寸光的庸人，无所作为。”^[85]

马克思、恩格斯经常运用比较方法来观察研究欧洲各国文学，探索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科学地概括出它们各自的民族特点。通过比较，得出了一般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不曾得出的结论。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福格特先生》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都引述过数量惊人的作家作品，从世界文坛泰斗到东西方各民族的无名作者和民间文学，经过仔细的对照比较，深刻地阐明了这些文学赖以产生的不同社会条件和民族风格的形成根源。在这种对比分析中，首先强调的是民族生活环境（社会和自然）对民族文学的决定作用，这里包括着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历史传统、文化类型，以至于风土人情的差异。运用这种比较方法的一个生动例证是恩格斯对保尔·恩斯特唯心史观的批判。如前所述，保尔·恩斯特不顾挪威德国历史和现状的巨大差别，简单地类比两种大异其趣的民族文学，得出了荒谬的结论。18世纪，德国“一切都烂透了”的历史条件造成了德国小市民性格畸形的“漫画”。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主人公维特最终开枪自杀，绿蒂向封建婚姻制度屈服，正是德国特殊的民族生活条件的必然反映。与此相反，挪威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和民族的进取精神则给易卜生戏剧带来了强烈的时代气息。《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勇敢地揭露丈夫的虚伪自私，毅然离家出走；《人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为维护公众利益大胆地向官僚集团挑战，誓不低头。很明显，歌德和易卜生的人物性格完全产生自两种大不相同的民族环境之中，他们是浸透着两种民族精神，代表着两种民族气质的文学典型。恩格斯精辟地指出，要想认识并切实地评价这两种文学，必须先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彻底研究一番”，从中找出它们之间“重大的区别”，才有可能得出中肯的结论。像保尔·恩斯特那样，把唯物主义方法当成现成公式，随意剪裁各种历史事实，以主观臆断代替科学的比较，其结果只能导致对两种民族文学的严重曲解。

研究文学产生的不同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固然重要，但是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范围毕竟还在文学本身。比较的内容之一，是要探索两种或多种文学在创作方法、人物刻画、情节布局、风格意境、语言特色等方面互相吸收、互相借鉴的方式方法，其中自然也包括具体作家、作品在对方身上打下的烙印。如前所述，马克思通过对希腊神话和埃及神话的比较，精辟地指出古代希腊民族对自然和社会的观点，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幻想方式，怎样在神话和史诗中形象地反映出来；只有本民族的神话才能成为后代文艺的母胎。马克思、恩格斯还比较过莎士比亚和席勒戏剧创作方法的异同，比较过巴尔扎克和哈克奈斯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度。比较的结果，有的是金声玉振，各领风骚，在比较中显示出不同民族作家的特殊贡献和他们异彩纷呈的创作个性；有的则是巨人和侏儒、龙种和跳蚤之间“天壤之别”的差距，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民族诗人的伟大。(www.daowen.com)

恩格斯在分析论证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时，经常比较有关民族的民歌和故事，以此作为有力的佐证。他认为日尔曼语系和拉丁语系的两类民间故事，在主题、人物和情调上都以生动的语言反映着不同的民族生活（包括宗教）和民族的“特质”，由此而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差别”：前者“把积极行动的男子放在首要的地位”，风格粗犷雄健；而后者“所突出的是女人——或者就是受苦受难的人（格诺维法），也就是谈情说爱的人”，所以这类故事“对于热情也是消极的”。^[86]马克思研究古代社会特别注意民族史诗这颗人类童年期的艺术硕果的价值，曾经多次对荷马史诗、罗马史诗、德意志的《尼伯龙根之歌》、俄国的《伊戈尔远征记》等在反映社会生活的特点和表达各民族艺术理想方面的异同作过比较分析。他这样比较荷马和卢克莱修：“卢克莱修是真正罗马的史诗诗人，因为他歌颂了罗马精神的实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已经不是荷马的充满人生乐趣的、强有力的、完整的形象，而是健壮的、身披甲胄的英雄，他们身上再没有其他任何的品质；我们看到的是‘人对人像狼一样’的战争，是自为的存在的凝固形式，是丧失了神性的自然和脱离了世界的神。”^[87]与荷马史诗中的早期泛神论观念不同，《伊戈尔远征记》则“具有着基督教的英雄的性质”，同时这部长诗的题材也更富于现实内容，“号召俄罗斯的王公们团结起来对付蒙古人的入侵”，这同希腊史诗人神交战的浪漫主义情调大异其趣。^[88]马克思通过比较各民族历代史诗在反映社会历史生活方面的共同特征（全面概括了古代的生产方式、部落战争、婚姻形式、宗教信仰、思维特点等），进而得出了一个历史性的结论：“当今时代不可能写出史诗。”^[89]由此，他认为伏尔泰模仿希腊史诗所写的所谓“现代史诗”《亨利亚特》不足为训，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同艺术和诗歌等精神生产根本对立的，现代资产阶级已经无力达到古代艺术的高峰。

一般地说，民族心理结构复杂微妙，带有某种抽象性，如果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就可能使它变得具体而易于把握，给人以清晰明确的印象。如民族的宗教心理就是这样，恩格斯在分析古代宗教随着血缘部落和民族集团的分裂而分裂这一历史事实时，就指出它“已由比较神话学详细地证实了”。^[90]对英国作家和德国作家的比较，也同样达到了这种效果。

比较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在文学本身的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总是从不同的侧面、在不同的层次上对各类民族文学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从微观到宏观，从部分到整体，从平行研究到影响研究，几乎在各个领域内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卓越的见解。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种科学方法应用于更广大的范围，得出了历史性的结论。譬如马克思曾经拿他的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同维克多·雨果的长篇小说《小拿破仑》、蒲鲁东的著作《政变》进行比较，指出这些著作尽管写了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次历史事件，而得出的历史结论却各不相同。雨果把这次政变单纯看做是个人的暴力行为，无意中却把一个小人写成了伟人。蒲鲁东试图把政变描述成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对政变主人公却作了历史的辩护，陷入到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之中。唯有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这次政变做出了公正的评价，“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