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学说，首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阐明了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生活特点和意识形态内容。神话传说、英雄史诗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所带来的主要精神遗产。“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1]这种古朴的原始文艺，以其独特的社会生活色彩和审美价值开创了后代民族文艺的先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古代亚细亚人和埃及人的建筑艺术、阿拉伯的碑文和《可兰经》，这些人类最早的精神文化遗产都极生动地反映了各民族“独特的发展过程”和很不相同的心理意识特点。各民族所处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的区别，决定了他们的幻想和想象也大异其趣。“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2]《伊利亚特》、《奥德赛》不仅有别于罗马史诗，更不同于冰岛史诗《埃达》和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因为它们代表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又打着不同民族的烙印。这是从“异体起源”（即艺术各部门怎样依赖非艺术因素——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哲学等其他意识形态）上对早期民族文艺的唯物主义的解释，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是马克思对希腊神话史诗的精彩分析。他强调指出，“不发达的社会阶段”、“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是希腊神话史诗产生和繁荣的客观物质基础。当这个民族迈进文明的门槛，社会发展愈来愈“排斥一切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的时候，“神话也就消失了”。^[3]但是，促成古代民族文艺诞生、成长的还有种种内在因素，必须从“本体起源”（即艺术自身的发展历史，各类体裁、各种作品的相互关系等）上来探索文艺民族性形成的原因。例如，古代各民族的歌谣、音乐、舞蹈是“三位一体”地结合在一起的，而英雄史诗作为民族艺术的综合体，它把神话传说、格言谚语等加以吸收熔铸，成为人类童年期精神发展最完美的果实。事实证明，从“异体起源”和“本体起源”上对民族文学所由产生的内因和条件进行综合考察，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研究民族文学的历史和现状都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阶级的出现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和新的民族意识的抬头。随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分离，原始民族统一的民族心理素质也发生了某种裂变，从此，民族文学再也不是一个统一的称谓。奴隶主、封建主垄断了全民族的精神文化，他们脱离了物质生产劳动，有余暇著书立说，专门从事艺术生产；而奴隶和农民则在思想精神上遭受奴役，没有文化，传世的只有民间口头文学和简单的“技艺”。这样，阶级社会里的民族文学便有了复杂的内容，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学说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指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剥削阶级的文化，占据统治地位；另一种是劳动群众的文化，仅仅是一些“不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4]就是说，作为创造了民族物质财富，最终也创造了民族精神财富的劳动者，他们的文艺却像压在磐石下的小草，只能弯弯曲曲地生长。但是，各个民族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却都离不开这些刚健清新的民间文学的丰富滋养，它赋予了进步作家创作以民族的灵魂和蓬勃的生机，从本质上说，它才是民族文学的真正代表。马克思毕生倾心于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又亲自收集许多莱茵、西班牙、意大利民族的民歌，当作珍贵的礼物赠给燕妮。恩格斯热情地向别人推荐他亲手翻译的丹麦民歌《基德曼老爷》和英国政治民歌《勃莱伊牧师》，应邀为《爱尔兰歌曲集》作序，并撰写专题论文阐述民间故事的社会价值。列宁特别喜爱控诉沙皇兵役的民歌集《出征士兵的哭诉》，认为它真实地反映了俄罗斯农民的情绪和愿望。斯大林经常在著作和讲演中引证民间寓言、讽刺笑话、格言警句，生动地表现出俄罗斯人民的睿智和幽默。

民间文学和民族文学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后者包含着更加宽泛的内容。各民族的剥削阶级在他们取得政权前后，还处于上升阶段，是生气勃勃的、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因为他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5]“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6]所以，他们的文化也和他们的历史地位相适应，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时代特点和民族精神。马克思在答复女儿的《自白》“您喜爱的诗人”栏目里，填上了三个名字：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歌德。这三位作家都处于本民族历史转折的时期，历来被视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恩格斯高度评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开山鼻祖但丁，称颂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同时又是近代的最初一个诗人”。^[7]马克思特别喜欢《神曲》，尤其是《炼狱》。他多次把这部作品反映的资产阶级创业期百折不挠的民族气魄来自比坎坷的革命经历和艰辛的理论探索过程，从中找到革命的精神，领悟生活的哲理。他把维吉尔对但丁的教诲：“跟着我走，让人们去说吧”，改写为“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以此表达投身革命、义无返顾的决心和对恶言相加的群丑小人们的高度蔑视。但是，马克思主义评价民族文学、民族作家并不是单纯从阶级出身或既定的历史框架出发，更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提出责备的。一部作品民族性的浓淡，一个作家民族风格的显隐，关键在于是否具备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否表达了为本民族所接受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譬如，在国家民族走向没落的历史阶段，往往政治腐败，经济凋蔽。像18世纪后期的德国，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一切都在倒塌，然而它们的文学却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歌德、席勒、列夫·托尔斯泰都是出身于剥削阶级而具有伟大“民族灵魂”的作家诗人。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化的时代，这些作家或者同情民生疾苦而立志改革，或者激于国难而奋力抗侮，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热情，反映出本民族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同时在民族形式的创新方面，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推崇的著名作家中，属于这类生于末世而呼唤未来，“由兽乳养大的英雄”占了很大的比重。诗人海涅痛恨古老德意志的沉沦，发誓要把上帝的欺骗、富人的贪婪、祖国的虚伪这“三个诅咒”织上德意志的“寿衣”。可是，海涅对祖国又是如此痴情，至死不渝。马克思盛赞这位最忠实的朋友是个伟大的“德国爱国者”、德意志民族“最杰出的诗人”。巴尔扎克自称《人间喜剧》是一部历史家忘记写的法兰西民族的“风俗史”，他“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8]涅克拉索夫悲叹农奴制俄国的不幸命运：“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列宁由衷地赞赏这位民族的代言人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在流放西伯利亚时还把涅克拉索夫的诗集放在床边，一遍一遍地诵读。他已经完全“消化”了诗人的作品，可以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上面这首诗就曾被列宁用来比喻托尔斯泰世界观的深刻矛盾。车尔尼雪夫斯基目睹民族的愚昧而发出沉痛的感喟：“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列宁认为这是作家“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历史证明，伟大作家创作的民族史诗构成了本民族优良文学传统的柱石，同时又以各自的独特性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民族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性质和成分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演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前所述，历代劳动群众的精神产品在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的真正代表，剥削阶级在他的上升期所创造的文化，也带着鲜明的民族特点。但是，当剥削阶级衰败期来临的时候，他就同整个民族的心理、感情、愿望、要求格格不入，这种情况在文学艺术上表现尤为突出。斯大林指出：“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还可以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共同性’。然而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种‘共同性’开始消失了。在同一民族的雇主和工人再不能互相谅解的时候，根本就谈不到民族的‘文化共同性’。”^[9]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全面对抗，“工人没有祖国”这一战斗口号的提出，就意味着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非工人的祖国，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解放的条件是国际性的；而民族内部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共同性”，这时已经大大小于他们同外民族同一阶级的“共同性”。“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10]在剥削阶级的没落期，他们的文化已经没有资格代表民族文化。他们的文学民族精神丧失殆尽，内容形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成为民族优良传统的逆流。例如，为马克思深恶痛绝的欧洲中世纪文艺，在几百年中沦为“神学的奴婢”。不管是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还是英国和德国，文学艺术几乎无一例外地身披袈裟，面容枯槁，呈现出行将就木前的冷漠和悲哀。列宁痛斥沙皇卵翼下的“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指出这些世纪末的渣滓像他们的前辈“斯拉夫主义者”一样，都是打着“民族”的旗号而实际代表着最狭隘的阶级私利。这种反动僵死的文化思潮同方兴未艾的俄国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形成了尖锐的对立，真正代表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而不是黑帮、教权派和“民族的资产者”。(www.daowen.com)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文学的命运如何呢？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无产阶级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巩固，为民族文学内容的变革和形式的创新提供了历史条件。国际帝国主义者曾经污蔑苏维埃政权要“消灭”一切民族文艺，“同化”少数民族语言；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又扬言要抛弃民族遗产，凭空“制造”一种完全脱离民族传统的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针对这些谬论，在《唯物主义，还是经验批判主义？》、《青年团的任务》等一系列著作中给以严厉的批判。斯大林指出：“如果以为列宁把社会主义文化看做是一种无民族性的即没有某种民族形式的文化，那就愚蠢了。”^[11]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呢？斯大林概括为“无产阶级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或者说，“按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按其形式是民族的”。^[12]对于这个言简意赅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定义，有人加以片面的理解，仿佛各种民族文学在内容上是完全雷同的，差别仅仅表现在“民族形式”上。这是一种误解。所谓“内容是社会主义的”，这是就新文学不同于旧文学的思想体系和阶级性质而做的概括。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共同的，是不能改变的。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却是多种多样的，马列主义必须同国家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共产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3]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在各国、各民族中就具有了极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带着各自的民族特色。真实地反映这种客观生活的民族文学，它们的内容当然也不会是整齐划一的，不是排除了具体的国情和民情而过滤提纯成通用的“社会主义”教条。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社会主义渗透到经济生活、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同民族传统、民族特点密切结合，表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即使是稳定性最强的民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素质，也要在社会主义潮流的强大影响下发生或慢或快的变革，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譬如，自愿废弃陈旧落后的栖居方式和食品结构，革除妨碍民族发展的陈规陋习，改变宗教信仰，以及在审美趣味、欣赏习惯方面发生某种转移等。所以说，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在不断发展中。这样，反映社会主义内容的各种民族文学也就表现出各自无限的生动性、丰富性，永远生机勃勃。所谓“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其着眼点也在从阶级性上划分新旧民族文学的本质区别，而不是要以相同的阶级性去限定或抹杀各类文学在题材、风格上的民族特点。因为明显的事实是，尽管各国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世界观相同，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感情心理、风俗习惯等却都有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表现在文学上，就是造成不同民族风格的重要因素。“无产阶级内容”的共性正是通过“民族差别”的个性表现出来的。

在世界范围内，民族文学还要走一段漫长的繁荣发展的道路。但是，“世界文学”的新纪元毕竟来到了。这两种文学正在经历一个互相补充、彼此丰富的“共生”过程。歌德在《共产党宣言》提出“世界文学”之前就曾预言：“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14]他以深邃的目光观察到文学发展的必然归宿，劝导人们打开眼界，跳出民族的樊篱去“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以历史的主动性大力加强东西方民族的文化交流。但是，从经济发展和世界市场的观点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指明了文学未来前景的，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首次向世界宣布：物质产品得到极大丰富、人类精神和个性获得完全解放的共产主义必将到来，到资本主义为止的这个“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眼看就要结束了。作为史前期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艺术，也即将最后挣脱私有制的羁绊，准备迎接人类新纪元的第一道曙光。“世界文学”无论在发展规模上还是在思想深度上，都将突破历史水平，以崭新的面貌跨入新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主要是指西欧文学。但是作为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方向，这却是一种国际现象，因为它的萌芽、成长有其必然的社会历史条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打破了民族和地区的界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失，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15]在这期间，各民族政治经济共同性的急剧增长促进了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吸收融合的自然进程，这种客观的历史发展趋势在它初露端倪的时候就为某些站在时代前列的天才人物所感知，及时作出了科学的预言。希·萨·柏拉威尔认为，世界文学“已经存在于马克思的头脑之中，马克思的头脑正是许多世纪和许多国家的文学经验和回忆的一个宝库”。^[16]马克思的著名论文《福格特先生》就突出地显示出他对各国文学的渊博知识，表明他毕生如何倾心于世界文学。文章旁征博引，才华横溢，是对福格特本人和操德语国家的政客们对他的恶毒攻讦的一个“文学性”的回答。列宁针对崩得分子所谓统一的“民族文化”的谬论，提出建立和发展“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的战斗口号。这种国际文化和世界文学是取同一步调向前迈进的，它从各个民族的文化中“取出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17]共同组成，目的是同资产阶级文化相对抗，为国际工人运动服务。斯大林认为，“当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深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将会出现一种“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语言的共同文化”。在这种文化最后形成之前，还是“应该让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繁荣起来，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这样做是不是矛盾的呢？斯大林说，“这是生活中的矛盾，它完全反映着马克思的辩证法”，因为“繁荣民族文化（和语言）”正是为“融合成一个共同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一种共同的语言）准备条件”。^[18]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双手欢迎“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这和发展繁荣民族文学不但不相抵牾，反而相得益彰。对世界文学来说，它并不排斥民族特点，而是随时随地把它们吸收、包容、消化，仿佛完成一幅绘画需要不断地增添色调，谱写一曲交响乐需要装饰和谐的音色；对民族文学来说，合理地融入外来因素不是破坏削弱它的民族风格，而是补充它，丰富它，如同新鲜血液输入身体，增强了体质的健美，却不因此而改变了本人的容貌和性格。这里，关键问题是吸收与融合必须先在本民族文学范围之内进行，遵循着这个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自然而然地潜移默化，而不是强行移入和同化。马克思盛赞歌德和黑格尔两人“在自己的领域里是真正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其中也包含着称颂这两位巨人善长吸收、融会全人类精神文化成果的意思在内。例如，歌德高瞻远瞩，不但最早提出了“世界文学”的预断，而且还通过创作实践作了成功的尝试。他在认真钻研阿拉伯、波斯文化的基础上写成了抒情诗集《西方与东方的合集》，又出于对中国人民及其古老文化的挚爱和崇敬，越到晚年就越对这片遥远的国土产生了精神上的“感应”，曾经以中国文学为主题写成了诗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并满腔热情地学习中国戏剧和民间皮影来创作剧本。^[19]歌德取得成功的秘密在于，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西方人，而且是一个德国人，所以他在描写东方的人物和情境中始终既维持住东方的基本色调，又完全满足我们的近代意识和他自己的个性的要求”。^[20]很明显，马克思推崇歌德，自然也包含着赞誉他的“世界文学”的远见卓识，以及他在创作实践上的勇敢探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