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城市景观环境更新方法-空间对象

城市景观环境更新方法-空间对象

时间:2023-12-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城市环境与自然环境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由建筑群构成的城市物质实体,景观对象处于一个物质实体构筑的空间边界之中。也正因此,城市景观实践中的空间概念涵盖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视野。图3.191978年的麦迪逊大道表皮与形式现代结构体系将建筑的围护墙面从受力体系中彻底解放,使得建筑表皮的形式构成有了较大的自由度,城市面貌大幅度改观。

城市景观环境更新方法-空间对象

城市环境与自然环境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由建筑群构成的城市物质实体,景观对象处于一个物质实体构筑的空间边界之中。也正因此,城市景观实践中的空间概念涵盖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视野。在这个视野中,建筑作为边界参与到景观对象中来,抑或建筑本身已经成为景观对象的一部分。在现代城市的塑造过程中,肯尼斯•弗兰姆普敦指出:“至关重要的是与景观的协调一致,而不是独立的建筑形式”[6],而整体协调的基础上又涉及城市设计的专业领域。因此,从建筑、景观及城市设计的不同专业尺度下整合而来的空间对象,从空间界面及空间介质两个方面完成了景观实践中的空间对象的表达,其中空间界面包含构成空间围合边界的物质实体,空间介质包含空间中的实体对象与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文化因子。

1)显性的空间界面

空间界面的构筑依托形式与材料。在不同的尺度上,材料技术对于塑造城市表面、构筑不同层级的空间界面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材料及其表现特征涵盖了城市空间的所有界面,从视觉景观的角度来看,包含了路面铺装的材质以及建筑及构筑物的材质,这些人工材质与城市中的自然植被组合,构建出完整的城市空间界面。只是在实际建造与控制的过程中,建筑、道路、地面铺装及自然植被分别属于不同的设计领域。

建筑在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领域被视作重要的基础组成对象来研究,其外在的显性材质、建筑形态及其组构特征构成了城市公共空间的表情,也因此成为城市景观主体。

技术的影响

建筑的建造技术受到了材料的结构特征制约,很长时间都局限在石材木材、砖瓦等可塑性较差的材料范围内。意大利佛罗伦萨天主教堂的穹隆顶就曾经因为技术问题而使得施工期长达百年之久,如今也因其历史性的技术突破成为佛罗伦萨最重要的城市象征。

1850年,法国园丁约瑟夫•蒙捏(Joseph Monier)通过水泥和铁丝网组合来制作花盆的实验,取得了钢筋混凝土的结构方法。这个方法给建筑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可塑性和高强度。1875年的底吹碱性转炉炼钢法的发明,又大幅度降低了钢铁的成本并且提高了钢铁的质量,使得钢铁的大规模运用成为可能。到1890年,欧美各国都开始广泛采用这一结构手段来建造房屋,逐渐成为20世纪的主要建造技术。钢筋混凝土的建造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材料的建造方法,就此改变了整个城市面貌。在法国人戈涅(Tony Gamier,1869—1948)的工业城市的思想中,曾设想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城市中的全部建筑。到20世纪初,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的采用,极大地提高了建造效率,从而为城市大规模建造活动奠定了基础,只是同时也制约了传统材料与手工工艺建造建筑的可能。

1853年伊莱沙•格雷夫斯•奥蒂斯(Elisha Graves Otis)发明了载人电梯(图3. 17)。而被称为“倾斜升降机”的自动扶梯(图3.18)[7]在1891年投入使用,进一步解决了大量人流的垂直与横向交通。从此城市的高度就产生了革命性变化,不断向新的高度挑战。柯布西耶在1935年发表的“阳光城市”的规划方案,被称作是垂直的田园城市,同时也是现代城市规划理念的雏形,其理念的技术支撑就来自于高层建筑技术的进步。

图3.17 1853年Otis电梯

图3.18 1905年自动扶梯的使用照片

1851年英国水晶宫采用现代的铁架和玻璃结构是钢结构的先驱,但直到芝加哥学派的艺术构思同现代钢结构技术结合起来,才促进了现代高层建筑的飞速发展。早期美国纽约和芝加哥是有增高趋势的核心城市。纽约曾经在3年内出现四度刷新世界最高纪录的建筑物,它们是曼哈顿银行(283米)、华尔塔楼(289米)、柯瑞斯勒大楼(319米)及帝国大厦(381米),图3.19所示是1978年的麦迪逊大道上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

1851年的水晶宫和1889年巴黎埃菲尔铁塔代表了现代城市建造更大和更高的两个建设趋势,是一个世纪以来科技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自动扶梯和电梯的使用解决了大量的横向和纵向人流的移动问题,为这种趋势提供了保证。

图3.19 1978年的麦迪逊大道

表皮与形式

现代结构体系将建筑的围护墙面从受力体系中彻底解放,使得建筑表皮的形式构成有了较大的自由度,城市面貌大幅度改观。

可持续发展与节能技术的认知,使对建筑维护界面的理解逐渐向气候边界的理念过渡。平板玻璃技术带来的玻璃盒子建筑,基于节能的角度逐渐被轻质板材替代或被遮阳百页包裹,简洁理性的建筑形式在20世纪后期受到了文化缺失的质疑,对地域建筑形式的探索又引来了新一轮的城市景观的更新。

建筑形式的特殊性在于建筑的外围护界面是内外空间分隔的中性介质,对内部而言,建筑表皮的构造技术与节能技术等能够带来内部空间的品质,但对城市外部空间而言,建筑群的整体表皮构建了城市景观的空间界面。现代建筑学从对建筑空间的关注开始,到如今从建构的角度出发,关注构成空间的实体边界——建筑表皮在构造技术以及视觉表现上的意义。由于建筑表皮对公共空间界定的优势,使其具有了对内外空间的双重定义。当这种意义在城市设计中显露时,同时也间接地成为风景园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Carl Fingerhuth在瑞士巴塞尔利用一个产权属于城市的建筑夹缝用地上,创造了一个小尺度上与城市进行对话的机会,通过设计竞赛发动了一场建筑与城市对话的机会。结果苏黎世建筑师尤里•马尔巴赫(Ueli Marbach)和阿瑟•瑞格(Arthur Rugg)的设计充分尊重了现有城市结构以及场地形态要素,塑造了一个通过单个小尺度建筑立面既沟通了时代美学主题,又与场地周边建筑形态契合的作品,对公共空间界定的城市主义压倒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欲望[8](图3.20)。

图3.20 瑞士巴塞尔竞赛

20世纪晚期,全球范围内对生态环境关注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对城市景观的全新诠释。基于整体的角度观察城市,建筑作为独立单元的角色在消解,而城市、建筑、景观相结合的无边界、无图底城市的特殊表达[9]逐渐成为共识。作为整体意义基础上的景观概念,正在替代建筑,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基本单元。

从城市、建筑、景观相结合的角度审视作为整体意义基础上的景观化理念,可以在不同尺度、不同结合方式和程度上消解或组构空间界面,包含了以下几个方向,这些方向潜

图3.21 横滨国际港口

(1)建筑构成场所基面:建筑体量与表皮同时景观化的处理手段。例如,FOA事务所在1995年设计的横滨国际港口(图3.21),利用建筑连续的表面,消解建筑墙壁和屋顶的概念,使得内外空间一体化设计,构建了具有强烈场所感的屋顶活动平台,与建筑内部使用空间浑然一体。位于巴塞罗那Rambla Brasil大街上的城市墙修复是另一个特殊的例子(图3.22),这是覆盖城市高速公路Ronda del Mig上方的大街,作为巴塞罗那最具吸引力的道路之一,其地理区位所具有的价值体现在城市景观的整体塑造上,而原本裸露的墙体就不再仅仅是建筑的一面无窗山墙,而成为该场所构筑的重要界面,成为了一个“周围生活的旁观者”[10],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利用多变的墙面纹理,结合街边的路灯、长椅和树木,构建可以使人们从不同角度和速度下获得视觉体验的场所感。最终建筑师David Bravo Salva利用松木板条和标准化的结构肌理与变化,并采用灰色基座的处理手法将墙面与地面糅合一体,进一步与城市空间融合,承担了基于整体城市功能,构造了一道城市景观。

图3.22a Rambla Brasil大街建筑山墙

3.22b Rambla Brasil大街建筑山墙改造后

图3.23 穿越福冈

(2)建筑与景观环境一体化:建筑在保持自身体量的情况下,从体量、肌理、技术等方面寻找与景观环境结合的方式。例如日本“穿越福冈”项目(图3.23),这是位于福冈市中央区天神地区的一个政府公共设施综合体,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建筑高度约60米。该项目基于对基地原有环境的尊重理解,提出将“穿越福冈”项目设计成与南侧中央公园连续不断地整体的开阔空间。采取的方法就是削弱建筑庞大的体量,将占体量约40%的没有采光要求的建筑功能埋入地下以换得地上建筑的灵活布局。将地上建筑从南面第1层开始到第13层逐层退台形成阶梯状的屋顶景观空间。这一退台方式获得的屋顶覆盖植被,实现了与南侧中央公园的绿色空间的连续性与联动性,在削弱建筑体量的同时也使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延续。退台景观在各层运用了一个悬垂的设计,即每层的植被由退台屋顶植被和种植于下层墙体上凹槽的植被组成,植被通过混植大修剪使其一体化。退台景观空间背靠建筑实体,在高空不易产生空气对流,被强风干扰,因此可种植较大的乔木灌木,创造出如真山一般连续漂浮的空间形态。

(3)消解建筑界面:通过增加吸引视觉的构筑物,减少建筑界面对空间的影响力。例如塞维利亚的标志性工程——大都会遮阳伞(图3.24),建于西班牙最迷人文景点之一的恩卡纳西翁广场,激发了其作为塞维利亚新的城市中心的潜力。这个巨大的遮阳伞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不仅仅覆盖了历史城区,还在食品市场和贸易区域汇聚了日常生活,并为各种活动提供了公共场所,如冥想、休闲和贸易。这把“伞”带来的介于内外空间之间的城市活动空间,白天带来了阴凉,晚上则是舞台,与各种文化、商业活动整合在一起。大型木材板折叠形成的构筑物,很好地衔接了内外空间,将空间界面模糊化,增加了透明性和视觉的整体性。

(4)建筑表皮的景观化趋势:通过建筑表皮与自然材料相结合的手段,包括植物、自然石块等。例如有西班牙事务所Nieto Sobejano Arquitectos设计的圣塞瓦斯蒂安的圣特尔莫博物馆(扩建中,图3.25),建筑师与艺术家Leopoldo Ferran和Agustina Otero的密切合作,在由穿孔钢板构成的建筑墙体上面种植植物,将现代金属材料与景观材料、旧建筑表面的石材融为一体,产生了特殊的景观效果。

(5)城市、建筑、景观一体化规划与设计:这是从一开始就进行整体化的景观构思,模糊了专业之间的界限。例如BIG事务所完成的斯德哥尔摩SLUSSEN(整体规划中,图3.26),以城市尺度的大手笔打造立体的城市空间,创建了一个独立于交通工具之外的公众海滨活动空间,多层次的弧形线条梳理了交通体系,将建筑、港口地形、基础设施、广场景观与滨水廊道等完整地组织在一起,完成了一个城市、建筑、景观一体化的规划设计[11]。(www.daowen.com)

图3.24 大都会遮阳伞

图3.25 圣特尔莫博物馆扩建

图3.26 斯德哥尔摩SLUSSEN整体规划

2)隐性的空间介质

空间界面围合中的空间介质,是风景园林学科的传统研究范围,也是城市景观的核心部分。建筑学研究从建筑空间开始,依托建构理念,逐渐扩展到建筑围合界面。城市景观的核心则是从视觉意义上的空间界面转移到空间介质上。从技术实践的角度出发,这样的空间介质承载着文化表达与生态构成等技术环节。其中,涉及核心技术部分的是隐藏在视觉表象之后的电力电子科技以及特定的人的活动及文化积淀,构成了特有的景观基质,成为体验景观、生态景观、事件景观和数据景观等产生及培育的土壤。

19世纪下半叶以前,城市照明多使用煤油灯。1878年在巴黎歌剧院周围安装了16支“电烛”(弧光灯),是城市照明的开始。早期照明用的弧光灯由于光线太强,常用于较大场所的照明,如车站、剧院等。1879年除夕,蒙罗巴克公园挂了360只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泡,整个公园亮如白昼,形成了3 000人聚集的大规模盛景,这一盛况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报道[12]。从此,电力照明开始逐渐普及。首先出现的街道照明是在1879年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区和滑铁卢之间的区域,很快也相继出现在美国的格里夫兰[13]。与世界有电的历史几乎同步,很快电灯也照亮了中国上海的公共租界(图3.27)[14]

城市照明的意义在于改变了城市生活节奏。城市夜生活的需要催生了新的建筑类型,如影剧院、歌舞厅、夜总会之类的娱乐场所。商业活动更是如鱼得水,闪耀着光怪陆离灯光的大规模商业购物中心,逐渐成为大城市标志性城市景观。有的因此积淀而成为独特文化氛围,如著名的上海南京东路(图3.28),由于解放初期的影响力,已经成为繁华都市的代名词。

电力照明的出现,使得需要大规模电力照明的公共场所成为可能,1893年美国芝加哥的国际博览会就是以“光的城市”为主题宣传城市建筑,不但用白炽灯提供了人行道的照明,而且第一次用电来作为展廊的照明[15]

图3.27 1887年上海外滩

图3.28 上海南京东路夜景

电力对城市而言,最重要的是改变了城市的基础能源供应,它更加干净和高效率,这不是可燃气和煤能够比拟的。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公共卫生和过滤水的供应系统也开始普及,干净的自来水和家用电力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先建筑上的烟囱逐渐消失,街头闪烁的油灯被电灯所替代,街头电车取代了马车,城市环境变得干净整洁。当电力技术与景观手法相结合的时候,可以塑造出非常丰富的动态空间介质,如喷泉、广播、电子广告等。当电力技术与生活文化进一步结合,产生的景观效果对空间场所的塑造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例如杭州滨湖景观更新项目中,街道照明的灯具通过尺度的放大和形式的抽象,已经有了图腾文化柱的底蕴(图3.29)[16];瑞典Odenskog交通环岛上,灯光照明与雕塑概念结合,成为城市入口地标(图3.30)[17];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火车站前庭的历史大道上,薄金属板、彩色玻璃与荧光灯铺设(图3.31),构建了一条发光的街道场所,人们在此可以阅读历史事件的简介,感受历史与激情[18];瑞士日内瓦中心区(图3.32),通过将LED灯巧妙地嵌入地面石块中,构成了满地星光的特殊场景,灯面刻录了不同的问候语,非常富有人文气息[19]

图3.29 杭州滨湖文化灯柱

图3.30 ODENSKOG交通环岛雕塑灯

3.31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火车站前庭的历史大道

图3.32 瑞士日内瓦中心区

以电力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后,人类通讯技术取得了革命性的发展,电话、无线电通信、无线电话、移动电话发明、公共电视广播等相继出现。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标志是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再次极大地增强了人类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这些电子科技从声音到图像飞速地完成了人们一般交往的主要内容,从此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城市景观的塑造上,电子科技更多的是在内涵上改变城市,让城市的空间介质更加丰富并具有张力。街道上出现了各种公用电话亭,成为街道固定的家具。广场上可以看到大屏幕动态电子广告。信息的多维度渗透、移动电话的普及,使得人们对于城市空间的知觉体验具有了现象学的意义,城市景观不再仅仅是视觉意义上的景观,视觉形象的丰富变幻、听觉的多维度拓展导致空间的张力具有渗透性,城市景观也就有了更多潜在的意义。例如,在洛杉矶群星大道边的露天景观绿地上,一条简单的混凝土条石带来的场所感是和人们的电子生活分不开的,而且,单独的个体行为逐渐替代群体公共行为(图3.33)[20]

图3.33 绿地上的手机使用者

电子载体结合计算机的科技,使得城市的所有信息都可以数字化,在城市建设的控制层面,有城市地形数据库、航摄遥感数据库等基础数据,汇集城市建设各方面的信息而形成的数据库,使得“数字城市”的概念成为可能;在城市景观的表现层面,数字化的景观手法包含了大量的技术手段,如在荷兰阿培尔顿车站广场,场地中有一个位于地下人行道和自行车道采光口的玻璃墙,设计师使用了大量的LED灯管,利用自动控制设备,模拟沙暴的画面效果(图3.34),极大地丰富了空间的趣味性[21]

图3.34 荷兰阿培尔顿车站广场沙暴墙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光纤通信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以及软件技术的综合发展,使得整个信息技术成为新技术革命中最活跃、影响最大的领域,进而形成了信息产业。以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信息产业的革命,30年来已经渗透到了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实现知识的共享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同时,不断完善着城市的基础功能,日益改变着城市的面貌,形成了城市的“潜结构”。信息技术本身也逐渐成为一道文化亮点,在季隆海关广场的设计中,广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刻着电子条码信息的无缝钢板(图3.35),在水景的点缀中,成为文化艺术品,象征着如今电子条码化的社会生活[22]

图3.35 刻着电子条码信息的无缝钢板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各国纷纷建置网络并相互联结,电子载体和计算机的科技终于结合而完美地实现了电子网络。网络不仅改变了我们的交往模式,改变了商业运作的模式,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地理概念。人们对于城市以及周边环境理解的整体性也随之日益增强,对城市景观空间的整体性、连续性和独特性的要求也必将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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