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作为城市景观的实践基础是建立在社会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大生产相对应的生活方式方面，就是人的工作方式，包括社会生产活动和个人就业活动等。

1）产业——历时性发展基础

在前工业社会，绝大部分劳动力从自然中直接获得自然资源，生活的竞争主要来自自然界。人们的工作方式主要是传统个体劳动，并且以体力劳动为主，“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以对季节、土壤性质和水量这些因素的依赖为条件的。生活的节奏是由这些偶然事件所形成的。时间感觉是一种持续的感觉，是长的瞬间和短的瞬间的感觉，劳动的速度随季节和风雨变化。由于这是与自然界竞争，所以生产率低，经济被自然界的具体变化和世界经济中原料价格反复无常的动荡所左右。社会生活的单位就是扩大了的家庭”^[11]。

在这种工作方式下，个体的力量对城市景观的影响微乎其微，社会结构等级森严，城市建设在高度集权的情况下，个体力量只能体现在狭小的生活范围内——街道。传统的前店后院、前店后坊甚至就只是沿街的门面，还有沿街叫卖、街头摊点、杂耍艺人，形成了丰富的、富有人性的街道景观，这种工作与生活合一的城市公共空间，形成了早期城镇最典型的城市景观，如中国的传统名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所示（图2.3），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图中“所展示的那种质量:各种各样的景观，各种各样的职业，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各种各样的人物的特有属性——所有这些能组成的无穷组合，排列变化，不是完善的蜂窝而是充满生气的城市”^[12]。在美国艺术家斯琦利（Alice Schille）^[13]的绘画格劳斯特（Gloucester）的街景绘画中（图2.4），我们同样能感受到这一点。

在阿兰•B.雅各布斯的著作《伟大的街道》中提到的至今尚存的中世纪伟大街道哥本哈根Stroget街道（图2.5），共有200多家商店，其中就有建于1606年的哥本哈根皇家陶瓷厂（Royal Copenhagen）、格犹•琰森银器厂（Georg Jensen）、候姆皋玻璃器皿（Holmegaard Glasv＆rk）等公司的销售总部。

从景观专业角度上看，人性化街道景观的形成就是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形成的是一种对于工作与生活合一的亲切氛围的体验，这种体验还夹杂着人与人的亲密距离，以及物质对象与空间体验合一的景观感受，这同时也是后期步行商业街的雏形。

工业社会带来的是技术和合理化的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是以经济学为模式的:人们如何利用最好的机器，按照何种竞争价格，从掩埋着的一定数量的自然物（煤、石油、煤气、水力资源）里提取最大数量的能量”^[14]。能源和机器改变了劳动的性质，带来了大规模的人群集聚，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模式集结的大规模群体，使得平民的生活方式对城市景观的影响与日俱增。

工厂及独立的工业区产生了，人们离开家庭去上班形成了新型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工作与生活空间的分离。工厂的严格管理，使得固定时段的大量人流对城市交通形成冲击，促进了城市交通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公共交通的形成。

图2.4　格劳斯特街景

图2.5　1984年哥本哈根街道

早期的主要工业——炼钢、电力、电报、电话、汽车、航空等，基本上都是发明家的创造，他们对于科学和研究，以及所依据的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都不大注意，他们以及他们发明的使用者，关注的是机械的使用，功能的吻合。早期的城市公园，由私人的土地变成城市公共活动场所，也是符合了城市空间的功能需求。甚至可以说，公园正是为了弥补工作与生活空间分离中的空间缺陷而产生的。

在1853年的巴黎改造计划中（图2.6），欧斯曼（G.E.Haussmann）为了改善城市功能结构，大幅度改善了城市公共交通与生存环境，更多的街头商业开始形成，如可供自由欣赏和购物的街道、位于每一个林荫道交叉口的咖啡馆、重要街道节点的公共广场等，甚至将路易十五的旧猎场公园即博洛尼亚森林公园（The Boise de Boulogne）改造为一个英国形式的公共娱乐场所（图2.7），以及万森纳森林公园（The Boise de Vincennes），其服务对象就是上班族（图2.8）^[15]。

图2.6　1853年的巴黎改造计划

图2.7　1866年的博洛尼亚森林公园

图2.8　1900年的万森纳森林公园

近代科技促生了研究概念，并由此产生了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轻工业和高科技行业，如计算机、电子学、光学等，它们在投产之前主要靠理论研究。这种研究带来的对知识的重视，带动了包括城市建设在内的各个行业的理论日渐丰富和完善，人们的工作方式逐渐由操作工转向管理和研究。知识经济到来，使社会逐渐过渡到后工业时期。

相对于早期的工业区，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是科技工业园，是对知识经济最好的见证。科技工业园给城市景观带来的是全新的城郊开发模式，环境优美，但适应人群单一。科技工业园的兴起是从1951年斯坦福工业园区的创办开始的。位于武汉的我国第一代科学城——珞喻科学城就已经成为武汉的“城中之城”，包括了中国科学院、水电部、邮电部、中国造船总公司、卫生部、国家建材总局、国家地震局、冶金部等近百个研究中心，成为武汉总体规划中的重要一环^[16]。

后工业社会以服务行业为基础。“如果工业社会的定义是根据作为生活标准标志的商品数量来确定的，那么后工业社会的定义则根据服务和舒适——保健、教育、娱乐和文艺——所计量的生活质量的标准来确定的”^[17]。第三产业包括:金融业和保险业、宾馆、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以及教育和政府部门等。显然，城市中早期的高大建筑都是来自宾馆和金融业，如南京1983年建成的36层高的金陵饭店就曾经是南京最高的建筑，一度成为南京的标志性建筑（图2.9）。

现代公司是20世纪初的发明，替代早期工业成为新的城市人群聚集模式。现代公司的工作方式是城市中心CBD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工业建筑不同，没有污染的公司建筑，成为城市中大规模建筑群产生的起因。大规模的公司建筑，因为竞争的压力，使得无论在高度和规模的建设上，都处于竞争状态，而高技术含量的建筑形象往往是公司的首选，如早期的芝加哥高层办公建筑群，以及以商业广场为特征的城市开放空间——柏林的索尼中心（图2.10）等。

图2.9　金陵饭店

图2.10　索尼中心

当社会经济结构转变时，原有的经济类型消失，会导致城市景观产生历时性的变化，形成产业类城市地段。在1980年美国《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Compensation，and Liability Act，CERCLA）中就提出“棕地”的概念，针对被遗弃、闲置或不再使用的前工业和商业用地及设施进行环境治理与优化。1996年巴塞罗那国际建协（UIA）第19届大会提出城市“模糊地段”（Terrain Vague），针对诸如工业、铁路、码头等被废弃地段，指出此类地段需要保护、管理和再生^[18]。

图2.11a　悉尼的达令港改造之前

图2.11b　悉尼的达令港改造计划

这类地段和当代城市景观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水运，就涉及城市滨水地段的城市景观。澳大利亚悉尼的达令港（Darling Harbor）的改造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图2.11）。它曾经是悉尼铁路站场和港埠所在地，后来被废弃而衰落，现在被改造为包括会展中心、花园、国家海洋公园、市场和宾馆等一系列用途的旅游中心。而荷兰乌德勒支的老城中心的河流，曾经是水上交通要道，两岸特别做成跌落状，用于仓库存储，如今，两岸水边改造成双层露天咖啡座，节假日时这里人群如织，热闹非凡（图2.12）。赢得联合国亚太文化遗产奖的江苏省镇江市西津渡古街，享有“中国古渡博物馆”的美称，因其特殊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及其在研究长江和京杭运河交通史等方面显现的重要文物佐证作用而备受关注。镇江市人民政府从1996年开始，先后投入500多万元用于古街的保护和修复性建设（图2.13）。

图2.12　乌德勒支老城中心

图2.13　镇江西津渡

城市中废弃的工业厂房，则是更加普遍的现象。如美国纽约的甘特里广场（Gantry Plaza）州立公园，曾经是西皇后区（Queens）繁荣一时的工业区，还特地留下了标有“长岛”（Long Island）字样的巨型钢架作为对昔日大规模的工业区的纪念（图2.14）^[19]。同样，广东的歧江公园也是改造自原来的粤中造船厂，该公园建成为以造船修船为主题的公园，维持了原有的场地风格。并且，还提炼了铁轨、齿轮、水塔等工业化符号，体现了工业化时代的特色。保留下来的领袖头像、标语口号等则暗示了特定的历史氛围（图2.15）^[20]。

图2.14　纽约的甘特里广场(www.daowen.com)

图2.15　歧江公园

2）交往——共时性发展基础

生活方式作为城市景观生成的共时性发展基础，指的是生活方式在交往方面的表现，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对城市景观形成所具有的内在影响力。

经济交往

经济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区域经济的联合使得“城市群”成为城市规划研究的新方向。国际经济的交往使得城市中出现了很多跨国公司、国际连锁店，不仅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国际超市的出现，当可口可乐、麦当劳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快餐文化，当国际知名品牌遍布城市繁华地段，当上海外滩的一圈建筑的顶部都被国外名牌广告侵占，当我们的商店摆满了本地产的国外商品时，我们知道，经济交往已经成为时代的特征，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了。经济交往对城市景观的影响，不只是表面的几幢跨国公司或者几个店铺广告这么简单，它带来的影响是根本性的，逐渐改变了我们城市的外表，比如作为南京形象的法国梧桐，实际是英国的悬铃木，只是因为当初曾留学法国的东南大学教授常宗惠从上海法租界购得悬铃木数千株，并分别种植于陵园大道、中山北路、长江路、江苏路等处，因而一直被称作“法国梧桐”。

政治交往

政治交往，是缓和阶级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政权与平民之间交往常常表现为宣扬。纪念性建筑与场所大多是为了表现政治性目的而生成的。虽然罗西认为城市中能够永恒的只有纪念性建筑和住宅，但住宅是以类型而延续，纪念性建筑则是以单体或组群而延续的。法国巴黎星形广场上的凯旋门，是拿破仑为纪念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大败奥俄联军的功绩于1806年兴建的。如今，星形广场上凯旋门在巴黎城市景观体系中，不仅是一个单体建筑，也不仅是星形广场的控制性核心，而是还构筑了一条巴黎最重要的景观轴线。20世纪80年代初建成的德方斯大门，则是为了与之呼应而产生的城市新景观，在视觉上延续了整个轴线。

1981年华裔美国学生林璎（Maya Ying Lin）设计的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心区、靠近林肯纪念堂的“越战纪念碑”，是政治纪念性场所景观的代表。德国首都柏林的布兰登堡门和柏林墙（图2.16）是政治遗迹的代表，是冷战时期为了划定东西柏林的界限而产生的。

图2.16a　柏林的布兰登堡门

图2.16b　柏林墙纪念

战争，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是打仗的政治，是以剑代笔的政治^[21]。克劳塞维茨认为，政治是战争的母体，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是为政治服务的。

战争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契机，提供了重新构建城市秩序的机会。图2.17中所示，是荷兰鹿特丹在炸弹攻击之后的场面，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空地。实际上，现代建筑和现代规划都是在二战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建设为现代理论提供了实践和检验的机会。

图2.17　炸弹攻击之后的荷兰鹿特丹

德国柏林的动物园火车站的西南边残缺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受毁严重，残留部分现在被保留下来，作为警世的纪念。1959年至1961年，旧教堂边建起了一座现代风格的新教堂。残缺的老教堂建筑被称为柏林的标志性景观之一（图2.18），这是战争历史带来的人文烙印。

图2.18　原威廉皇帝纪念教堂

舟山市人民政府在1995年建设的定海竹山公园，又称为鸦片战争遗址公园，因为这里是鸦片战争古战场遗址，现在是一处集纪念和休憩为一体的公园。

类似战争的天灾人祸同样会给城市景观带来非常大的变化，包括地震、火灾和水灾等。如中国唐山、日本北海道大地震等；英国爱丁堡1824年（图2.19）、伦敦1666年、莫斯科1812年、芝加哥1871年的大火等；188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约翰镇的大水灾（图2.20）、1913年俄亥俄大水灾等。其中，1871年芝加哥的大火，是使得现代城市标志性的天际线在芝加哥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意大利古城庞培因为火山喷发而毁灭，现在火山成为庞培的重要景点。

文化交往

在城市建设中，有着各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最典型的就是殖民地和种族隔离。

如曾经作为中国最大殖民地的上海在《南京条约》签订后，接受了来自异国的经济文化的输入，迅速从一个小城市发展成为中国甚至远东的最大城市，成为旧中国的工商业中心、世界闻名的冒险家的乐园。而上海的发展过程就是租界的不断扩张的过程。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等多个国家（图2.21）。

图2.19　英国爱丁堡1824年火灾

图2.20　1889年约翰镇的大水灾

图2.21a　1930年上海城市租界全图

图2.21b　1926—1929年上海租界

租界类似城中之城，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肌理。当时上海老城区是中国传统狭小方格形石板道路，一般在2至3米宽。而英租界内道路是称为“棋盘街”的简单方格网，间距在100米以下，宽度在10米左右，沿街全部为商业店面。上海著名的里弄建筑，就是在19世纪末从传统的合院结合西方建筑风格演变而来，平面变化接近西方的联立式住宅，立面采用英国式、西班牙式等。上海高层公寓的出现也是因国外的淘金者而产生^[22]。

类似的例子还有香港，同样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在发展初期，英国殖民者急于建立强大的精神统治的形象，直接移植了欧洲的一些传统建筑模式，建筑的形态首先要能体现大英帝国权力的象征，而圣约翰教堂更是作为精神统治的象征。此外，还有总督府、皇后广场等，都是历史留下的殖民文化的城市景观。

随着早期旧中国大量向国外移民，今天几乎世界各处都有中国城。比如在洛杉矶的日落大道（Sunset Blvd）的北边的中国城（图2.22），是早期中国移民的落脚处，有很多中国餐馆、商店、银行。中国城在1850年时只有两人居住，现在大约有一万人居住，成为洛杉矶华人的文化生活中心之一。不过，新一代的台湾移民几乎都聚集在北边的San abriel，反而是越南人逐渐在中国城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切，都体现了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的接触后发生的转型现象。

图2.22　洛杉矶的中国城

位于美国新奥尔良法语区边缘的Marriott宾馆，则用高大简洁、与周围建筑截然不同的高大体量，下意识地表示出它并没有进入法语区，而刚好位于边缘的位置没有破坏法语区的历史建筑的肌理（图2.23）^[23]。

图2.23　法语区边缘的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