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的发展带来两个负面影响:一个是功能主义造成的地域特征的缺失，一个是高速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功能主义最大的缺失就是地域性生活方式，人因为文化背景而不同，城市因为地域文化而具有特征。

区域规划和景观建筑的教授麦克哈格（Ian McHarg）通过《设计结合自然》（1969年）一书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生态概念。他将生态保护技术细节同基本的设计原则结合了起来，给了后人以很大的启迪。同时他始终认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学科知识不在建筑学教程之内是一个错误^[78]。

环境的恶化不断加剧，意大利建筑师保罗•索列里创造了“生态建筑”概念的同时，也创建了生态建筑的乌托邦——阿科桑蒂。

1972年罗马俱乐部麦道斯（D.L.Meadows）的《增长的极限》，从全球和长远的角度，把经济、技术、社会和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以系统动力学的理论方法，建立了一个世界模型，通过定量分析指出:人口增长、工业发展、粮食生产、资源耗尽和环境污染的指数增长，最终将导致全世界陷入物尽财绝的困境。这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其意义不仅在于社会学经济与环境保护上的意义，更在于让风景园林学重新找到了契机，如果像三个世纪前那样，有可能重新主导城市的发展。

在现代建筑和传统建筑的纠结中，在经历了现代建筑的死亡后^[79]，罗西和克里尔兄弟在建筑与城市两方面去寻找原型，此时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柯林•罗（Colin Rowe）和拉波波特对人文生态的关注，以及1977年开始关注社会与人性对城市建设的重要性的马丘比丘宪章的出现，提示着历史的进程已经进入了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文明和野性共存，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同置。

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委员会（MAB）在苏兹达利召开了生态规划学术会议。会议主要研究城市规划中的生态观点，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概念。

1986年，戈顿•H.奥利安曾经通过对人类选择居住环境的行为模式研究了空间对我们一切生理需要的满足能力的理论，探索了关于景观感受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对象价值的功能性判断是:“完整性、清晰性和准确性”，而且“对居住环境的选择可以被视为联系人类行为与景观体验的基本行为类型”^[80]。环境对象的特征是衡量与取舍的关键，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下意识的审美反映。

1999年6月，国际建协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十次大会，制定了《北京宪章》。会议肯定了大规模的技术和艺术革新造就的丰富的建筑设计作品对城市景观的巨大改变。同时，面对21世纪的来临，《北京宪章》重新定义了建筑学:“广义建筑学，就其学科内涵来说，是通过城市设计的核心作用，从观念上和理论基础上把建筑、景观和城市规划学科的精髓整合为一体。”广义建筑学的扩展，实际是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将城市建设的诸多学科统一起来。如果说，马丘比丘宪章是将功能分区的概念统一在一个持续的环境的整体概念中的话，那么《北京宪章》是将诸多的设计方法和理念统一在以城市设计为核心的整体设计理念中。(www.daowen.com)

《北京宪章》强调一个整体环境，讲求整体思维。设计思想、价值观、哲学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这种对整体的认知是建立在多元化的基础之上的，“全球化与多元化共生”是《北京宪章》的一个核心命题，体现了设计观念的整体与有机。

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追求、对低碳节能的追求，带来了建筑设计的不断探索，景观与建筑甚至城市结合的尺度不断扩大，以至于莫森•莫斯塔法维（Mohsen Mostafavi）发现建筑与景观之间的对话突破了传统的建筑与景观的定义，开始允许建筑像景观、景观像建筑的现象发生，以至于逼迫我们去思考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建筑，什么是景观？这些新的混血儿加上现存的全部材料元素，使得我们可以构筑未来城市主义。对于城市而言，景观是文化、社会和政策的原动力，而不仅是形式上和美学上的角色^[81]。

莫斯塔法维看到了景观的暂时性特征。景观的暂时性特征使得景观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而这个未完成状态可以看做是城市紧密的分区界限的解药。

首先由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提出的景观都市主义，描绘了一个正在进行的重新排列的原则，在其中景观替代建筑成为现代都市主义中的基本建造单元。这意味景观跨越了很多原则，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的象征，而且也成为现代都市的构成媒介^[82]。

景观是一个媒介，独一无二的可以对时间变化、转换、适应和连续作出反应……景观作为当代城市化进程的类似表征，作为对无边界开放、不定的、当代城市条件的变化需求的独特的适应媒介^[83]。

最终，无论未来如何发展，景观代表的文化、生活、健康、活力等积极的一面，终将在城市建设中日益显要。正如约翰•西蒙茨所说:“我们可以说景观建筑师的终身目标就是帮助人类，使人、建筑、社区、城市——以及他们的生活——共同所生活的地球和谐相处。”^[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