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哈佛大学正式设置了Landscape Architecture这门课程，拉开了景观对于20世纪影响的序幕。而1909年，佩瑞（James Sturgis Pray）在景观规划设计专业内开设了城市规划课程，体现了规划与景观专业的特别意义。

20世纪上半叶是哲学成果丰硕的年代，3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创建了现代系统论，40年代又产生了控制论和信息论，标志着注重整体的系统思维的研究方法逐渐取代了原子主义的研究方法。60年代又产生了自组织理论，逐渐影响了对景观、自然生态的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结构主义几乎成为城市规划和城市形态的基本概念之一。结构主义的核心在于整体设计的概念，“环境的形式是整体的统一和局部的变化；房屋是局部，环境是整体。”^[59]建筑与建筑、建筑与环境形成的这种整体联系，并上升到“整体设计”（Holistic Design）的概念，又被称为“整体主义”（Holism）^[60]。

20世纪初期的城市建设要解决大量人口的居住、工作、交通、生活等具体问题，面临巨大的压力，使得对技术的思考和依赖远远大于对城市美好形象的追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景观规划的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认识到景观是一个由许多重复要素相联系而构成的系统^[61]。

1931年，柯布西耶将他的规划构想“阳光城市”称作是垂直的田园城市，这个想法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伯纳姆的城市美化运动一起，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三个思想来源，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背后都有着风景园林学的痕迹，无论是起源还是实质。也因此，雅各布斯认为，这三种来源彼此联系，“全部的观念和计划都与城市的运转机制无关。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了牺牲品”^[62]。(www.daowen.com)

1938年，MARS集团主持的主题为“建筑、花园、景观”（Architecture，Garden，Landscape）的现代建筑展将整体的城市环境联系起来。1940年，埃克博从风景园林学的角度总结现代景观原则，也特别强调建筑与景观的整体化，而不是“先建筑后园林”^[63]。

上述所有的动向实质上揭示了特定历史背景下，景观与建筑融合，构成了城市整体的全新认识。这种认识并不是表象的罗列，而是从景观的角度将城市的种种要素组成一个整体。于是，城市景观应“景”而生。

整体化的组合另一个角度就是强调功能的契合，1928年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肯定了功能化的发展趋势，“城市化可以完全不再受到无端的美学束缚，它本质上是功能性的”^[64]。在以功能城市为主题的《雅典宪章》之后，功能性的城市建设成为应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1929—1933年）的灵丹妙药，从此，城市的地域特征逐渐消失，城市的全球化开始蔓延。建筑代表生产、景观代表休闲的观点，使得景观逐渐失去了对城市发展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