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有关山区少数民族研究现状
关于山区少数民族问题,由于前面提到的一些原因,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除了吴觉温的 《少数民族问题与1947年宪法》中英文版外,其他有关信息只能在一些零散资料中见到。与这一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缅甸: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专题论述,如吴觉温的 《少数民族问题与1947年宪法》,共两册,详细记载了1947年宪法会议的过程与少数民族的活动,赞扬了少数民族在缅甸独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总的说来,这本书大部分内容是对历史的复叙,不能算是见解独立和深刻的专著。但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该书有关山区少数民族的史实很翔实;二、该书最后以 《昂山—艾德礼条约》 为落脚点,对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它奠定了缅甸独立的基础。三、注意到战后英国的对缅政策的改变,不足之处是该书缺乏贯穿全书的主线和分析,许多不相关的史料也堆砌其中,所以只能去芜取菁。本书对战后英国对缅政策也有所涉及,但仅限于表面上的叙述,缺乏深刻的剖析。我们认为英国对缅政策的改变有其深刻的国际和国内原因,也有政党轮替的因素在内。这一点我们在这项研究的最后部分会作适当分析。
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组织委员会总部编辑的 《少数民族反帝史》,对殖民时期少数民族的反英斗争进行了描述。但它仅仅限于叙述少数民族的抗英武装起义,并没有将范围扩大到政治斗争和民族运动。此外还有昂山将军的 《反法西斯战争史》,觉梭上校的 《国内和平的态度》,作者从亲身经历的角度叙述了有关的史实,内含十分有用的珍贵资料,但有些材料则受作者身份和当时思想(比如大缅族主义思想)的限制,我们认为并不能全信。缅甸工农党编辑的 《人民解放的道路》 也有类似情况。
前缅甸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吴登佩敏在同缅共分道扬镳之后,于1956年出版了一本 《登佩敏的政治经验》,表达了自己对二战前后政治斗争的看法。他将战后缅甸共产党与自由同盟分裂的原因归结到缅共中的激进派的冒险盲动。我们认为该书有为作者自己开脱之嫌,但对了解当时缅共制定的政策、策略还是有借鉴作用。从他书中所描叙的史实以及结合中西一些学者的著作来看,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昂山对英国政府的妥协政策,以及缅甸共产党的国内政策。
由吴威马拉(勃生)撰写的 《缅甸山区少数民族》 看上去像是山区少数民族的专论,实则不然,它涉及的大多是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采取散文的笔法,学术价值不太高。不过这本书仍然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山区少数民族”(包括克伦、掸、克钦、钦和克耶族)是有着明确定义的一个整体,它作为固定的概念已为缅甸人所接受,有其学术价值和研究的必要。
另一类为缅甸学者编辑的综合性政治历史著作,如吴敏基的《1958—1962年缅甸政治史》,也对独立前后的少数民族的政治活动和对缅甸独立的贡献作了肯定,此外还有吴勒貌的 《缅甸政治史》 四册,吴巴开的 《缅甸政治史》,巴莫丁昂的 《殖民时期缅甸史》,等等。这三套书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山区少数民族问题,但因为是综合性政治史,所以缺点是全而不专,很多内容重复。
第三类是政府官方以及当时各政治组织对政治局势的评述和宣传,如缅甸联邦政府宣传部的 《缅甸政府工作报告1948—1951年》,《缅甸和叛乱(1949年)》,《我缅人协会史》 等等,这些刊物中都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少数民族在独立事业中的贡献。
2.欧美:以英美学者为主。美国学者J.F.卡迪的 《缅甸现代史》有关章节对缅甸少数民族与缅甸现代国家建立的关系有很好的论述,同时也阐明了英国对缅政策的转变,但他没有进一步分析转变的具体原因。他的史料与缅甸一些学者的记载经常有些出入,这与他们所站的立场不同有关。因为卡迪的观点有些偏向英国殖民者,而缅甸学者则是站在反殖民的立场。卡迪在叙述历史时对个人因素非常看重,因而蒙巴顿、史密斯以及昂山、兰斯等在他的笔下显示出了各自的个性,显得更加有血有肉,某些史料也较同类的缅文史料可信度更高。
又例如B.林特纳的 《叛乱中的缅甸》 阐述了少数民族与缅族合作关系的建立与这种关系破裂的经过,该书对克伦族报以同情的态度,强调了克伦族的独立性。从这本书中可以了解到一些珍贵的克伦族政治斗争的史实。D.E.史密斯的 《缅甸的宗教和政治》 则论述了缅甸民族主义、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不可忽视的是,政治文化学创始人之一L.W.派伊1961年所作的《政治、人格和民族构建——缅甸寻求的认同》,将当时的缅甸作为一个转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典型代表加以研究,揭示了缅甸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政治结构及对缅甸政治发展的影响。这本书是政治文化学派的必读书目之一,影响较大。作者以缅甸为个案,重心落在论证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学这一学派对中国研究东南亚政治的学者影响也很大,例如张锡镇在 《当代东南亚政治》 第五章第一节 《缅甸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文化》 中,将缅甸的政治文化归结为三方面:1.宗教和道德规范下人的社会地位关系和等级制;2.非政治倾向和宿命论;3.唯上和逢迎的行为准则。政治文化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审视缅甸政治,也说明了缅甸政治道路的选择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此外,英国学者G.E.哈威的 《缅甸史》,J.尼斯比特的 《英国统治下及其以前的缅甸》,D.G.霍尔的 《东南亚史》,J.多特里墨的 《英国统治下的缅甸》 和M.史密斯的 《缅甸——反叛与种族政治》,都对独立前后的缅甸少数民族与缅甸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从某个侧面进行了研究和考察。
前苏联的瓦西里耶夫在 《缅甸史纲》 中对缅甸的民族问题也有所涉及。他的观点带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偏见,但其中也有一些史实值得我们注意:(1)他在书中提到了工党政府对缅政策的改变,并且认为工党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工党与自由同盟保持了联系,认识到对同盟继续执行旧的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对英国是有害的[10];(2)他在书中承认,对于仰光政治谋杀案,英国政府没有参与其中,“大多数缅甸本国的研究者和西方的缅甸研究者都同意这种对吴素行动的个人动机的类似的解释。”[11]
3.中国:在1949年以前,主要有伊梓鉴的 《缅甸史略》,姚楠先生译的 《缅甸史》。建国后有以沛著的 《缅甸》,王泰译的 《缅甸社会经济史纲要》。1956年以后,国内缅甸研究开始快速发展,出版了一些国外研究缅甸的著作的中译本,而且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的《东南亚研究资料》、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的 《东南亚》 都刊登了不少研究缅甸的文章或译文。
20世纪80年代,贺圣达的 《缅甸史》 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比较全面的有关缅甸历史的著作,随后他于1993年又出版了 《当代缅甸》。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贺圣达对英国的“分而治之”政策作了详细的介绍,论述了这种政策对缅甸民族关系产生的恶劣影响,认为其增强了少数民族的分离倾向。我认为,英国这种政策一方面固然是有利于殖民统治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建立在缅甸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的基础上的;二、贺圣达在这两本书中都提到了“山区少数民族”,但他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而提出的,并没有具体阐叙其定义。而我认为,“山区少数民族”应该是指有明确定义的几个民族,确切地说只能特指克伦、掸、克钦、钦和克耶族,而不包括孟、若开等平原民族。
除了前面提到的张镇锡的 《当代东南亚政治》 外,90年代初杨长源等主编的 《缅甸概览》 也较详细介绍了缅甸政治经济和文化,有些章节涉及了山区少数民族的状况。(www.daowen.com)
2002年出版的李谋、姜永仁的 《缅甸文化综论》 是我国第一本全面介绍缅甸文化的著作,其中对缅甸少数民族的族源进行了探究。书中认为克伦族属汉泰语族,源自于中国先秦时的百越族系[12],这与一些学者的看法存在差异,反映了学界对克伦族族源问题并没有定论。有的学者认为,克伦族应归属藏缅语族,与缅族同一族源,都是从中国西北的羌族中分支出来的。在翻阅一些的相关资料后,这里我们取前一种说法。
2003年出版的韦红的 《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 探讨了战后东南亚五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业)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其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探讨各国民族问题形成的原因,二是论述各国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三是总结各国民族政策的得失。作者将缅甸独立初期民族矛盾激化的原因归结为:(1)《彬龙协定》 和 《缅甸联邦宪法》 的先天缺陷;(2)缅甸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的失误;(3)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正统性的丧失;(4)少数民族地区在国家的经济开发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同意她的看法,但是我更加重视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给缅甸政治带来的变化,如果“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少数民族上层正统性遭到挑战”[13]的话,那么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少数民族的下层群众也积极参加分离主义的民族运动,并且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显然光是用上层人物的煽动的说法还是解释不通的。实际上,少数民族上层正统性的丧失在英国殖民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尤其是二战后的短短两年内,少数民族的人民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例如,掸邦独立总会就是其中一个较大的组织,该组织提出了反对土司的压迫和封建制度的口号,证明了少数民族内部也在发生民族主义的分化。另一个例子就是克伦族,经过殖民地政治改革的洗礼,身处缅甸本部的克伦族也与缅族一样,现代型的政治组织和民族主义日益发展完善和成熟,传统的封建土司势力则已经荡然无存。
中国的一些有关民族问题的刊物如 《民族译丛》、《世界民族研究》 也刊登了一些国外有关缅甸民族 问 题的译作,如吴奈温的 《缅甸政府对非原住民的政策》、瓦西里耶夫的 《缅甸的民族问题》,等等,我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
【注释】
[1](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2]主要指掸、克钦、钦、克伦、克耶族,而不包括孟、若开等民族,定义详见本章第二节。
[3]1915年2月生于马圭县那卯镇。1936年,领导了仰光大学的罢课运动;1937年被选入缅甸全国学生联合会领导机构,1938年任“我缅人协会”的总书记,并领导了当年的“1300运动”;1939年8月被选为缅甸共产党书记,1941年到中国海南岛和台湾接受日本军事训练后,于12月在泰国曼谷建立缅甸独立军,任司令;1944年8月,他与一部分革命志士秘密建立“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于1945年3月27日率领部队起义,领导缅甸人民进行抗日斗争;英国重新占领缅甸后,他领导缅甸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1947年1月他率领缅甸代表团赴伦敦谈判,签订了 《昂山—艾德礼协定》,解决了缅甸的独立问题;1947年7月,在缅甸即将独立的前夕,被有野心的政客吴素派人暗杀。
[4]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5]A.D.Smith,National Identity(London:Penguin Books,1991),p.43.
[6](缅)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人和环境相互关联的体系》 第四版,文学宫出版社,1964年版,第82页。
[7]《斯大林全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8]图让多吉:《民族理论与实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9](缅)《缅甸联邦宪法》,仰光,1947年版,序言。
[10](苏)瓦西里耶夫:《缅甸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88页。
[11](苏)瓦西里耶夫:《缅甸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35页。
[12]李谋、姜永仁:《缅甸文化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13]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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