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的动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经历了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的民主化浪潮，改变了国际地区的政治版图，取得了政治发展及政治转型的成就。但另一些国家却受到民族问题的强大挑战，尤其是此类国家遭遇脆弱的民主体制及不确定的经济前景等困难时，民族问题就有可能从幕后走到前台，引发地区动荡和冲突。英国民族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说:“民族主义虽然不是唯一的或不可抗拒的，但却是一股非常强劲的力量。”^[1]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单一制国家，担负着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任务。因而了解其他国家的民族问题，以吸取其有益的经验和接受其历史教训，是一个非常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缅甸是中国在东南亚的近邻。近些年来，中国学者对于缅甸的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缅甸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则不多见，这是由于缅甸社会本身的封闭性，以及其经济落后所造成的外部世界对缅甸的不了解和忽略所致。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缅甸，特别是要着手研究缅甸的少数民族问题显得格外困难。所幸的是一些缅甸学者在这种闭关自守的环境中，苦心收集了第一手资料，为保留历史的真实性作出了一些成绩。但是，他们的工作仅仅限于简单地记载历史，而缺乏独到的分析，多材料的堆砌而少理性的总结。由于其环境的局限和自身的隐衷，他们对历史的分析，于事实的判断，都不及置身局外的西方学者来得鞭辟入里，论理充分。因而，我们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缅甸学者的这些资料，加之以科学的眼光和严谨的理论研究，透过现象寻求内在真实，是完全有可能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的。同时，对其中某些颇具意义的问题进行系统和专门的研究，也可以填补我国学术界对缅甸研究的一些不足。

在缅甸近现代史中，少数民族，尤其是山区少数民族，是活跃在缅甸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支政治力量。随着缅甸独立政治运动的开展，山区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势力开始兴起和发展，在缅甸即将独立时，山区少数民族积极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与缅甸本部联合，制定了一部民主议会制的宪法，组成了多民族的国家。但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大动荡，山区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决裂进而同室操戈，直到90年代，缅甸才出现了执政当局与一部分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力量之间的停火局面，使缅甸民族问题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缅甸民族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缅甸仍然存在着少数民族地方武装。1996年初，当我第一次听到16支反政府武装与缅甸政府达成停火协议后，即产生了一个想法:缅甸少数民族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少数民族的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实现自己政治目标主动的选择。半个世纪的和平之路是如此的漫长，我不禁开始思考少数民族为什么或是怎样选择了他们的政治道路，探究他们的历史，憧憬他们的未来。从此我开始注意收集这方面的信息和资料。

本研究最初重点确定在缅甸独立后的少数民族问题与内战方面，但经过与我在北京大学时的导师姚秉彦先生商榷并查阅一些文献之后，我发现，不解决缅甸独立前少数民族的政治取向问题，就不可能理解缅甸独立后少数民族的政治活动。于是我将目光投向了独立前少数民族政治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运动的发展，并锁定在缅甸民族大家庭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山区少数民族^[2]上，寻找到了一些支撑我论点的材料，几经反复，才有了进一步的尝试和撰写工作。

研究山区少数民族与缅甸联邦的建立，实际上是研究山区少数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主义发展进程，以及它们如何驱使多个民族组成一个联邦国家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研究缅甸独立的外部条件，即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外部因素，它包括缅甸本部的政治态度和英国政府在山区少数民族中所扮演的角色。

因此，我希望借助观察封建王朝时期少数民族与缅族的关系、殖民时期少数民族的两种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他们的政治活动，分析缅甸几大山区少数民族不同的政治目标形成的历史传统因素，他们曾经提出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主张、政治行为，以及这种政治态度如何推动了他们对缅甸现代联邦制国家的形成和最终独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论证山区少数民族在建立缅甸联邦过程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www.daowen.com)

封建王朝时代的缅甸是一个专制王权下的东方农业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松散，缅甸历史上曾有过几次统一，但都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暂时征服，与现代缅甸国家的统一有所区别。山区少数民族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摆脱了缅甸中央封建王朝的控制，实行封建割据和对峙；到了近代，英国殖民者靠武力征服了全缅甸，将各民族纳入自己的殖民体系，客观上为现代缅甸国家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同时殖民者也带来了一整套社会知识文化体系，影响了许多少数民族和缅族中的知识分子和上层代表人物，使他们转变为既了解现代国家机制又理解本土文化的精英，这为他们投身于此后缅甸的独立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事业奠定了思想和人员基础；此后经过一浪高过一浪的争取独立的政治斗争，到1947年，昂山和掸、钦、克钦等少数民族领导人签订了 《彬龙协定》。这个协定奠定了缅甸第一次建立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基础，协定声明山区少数民族以平等的身份与缅族合作，在获取民族独立的同时加入缅甸联邦；在这之后由缅甸各民族代表参加制定的1947年宪法又进一步规定了缅甸国家建立的原则和组织形式。所以说，1948年建立的缅甸联邦是少数民族与缅族共同协商和合作的产物。

缅甸民族运动领导人昂山^[3]（1915.2—1947.7）将一生都贡献给了缅甸的独立事业，逝世时年仅32岁。究其一生，他并不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家，而是一个务实的政治活动家。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实际上是由 两个部分组成的，一是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英国的斗争；二是为争取联合建国与山区少数民族的团结与合作。他试图在一个落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同时，联合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联邦国家，他的思想贯穿和主导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实践。我想，如果我能抓住这两点中的一点，以缅甸独立运动为主线和以山区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为切入点，从侧面揭示出昂山的民族观和民族思想，并加以适当的历史评价，将会是这项研究的一个特色。

如果我们对英国政府“分而治之”政策的历史由来和发展演变作一定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早在英国殖民统治建立之前，缅甸封建时期的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已经拥有了半自治的地位，成为缅族核心区之外的独立区域，其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的发展也与缅甸本部有很大差异，英国采取“分而治之”政策一方面是对这种历史的传承，一方面也是有利于进行殖民统治的现实选择。当然，英国政府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也在“分而治之”的具体政策上不停地作着调整。

另外，对于战后英国政府在缅甸独立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想用一个新的视角进行观察和批判。我们通过对当时英国首相艾德礼对缅政策的发言、实行的措施，以及战后英国工党政府与以往保守党政府的对比、缅甸与全球英属殖民地的独立进程进行对比后发现:二战后英国对缅殖民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战后新上台的工党政府采取了现实的态度，承认缅甸的民族自决权，与昂山领导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谈判、妥协，顺应了缅甸的独立趋势。工党政府还顶住了保守党的压力，支持缅甸本部的领导人与山区少数民族的以谈判手段走向联合，建立统一的缅甸联邦，不支持山区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倾向。至于英国政府参与了仰光政治谋杀案，即昂山等领导人被谋杀案，作者认为至今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定性。因此，对战后英国政府的作用应予以客观评价，以还原历史的真面目。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始终伴随着山区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和政治的发展。这样，以殖民时期缅甸山区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进程为主体作一个系统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小处着眼，大处收尾。

山区少数民族的参与决定了缅甸联邦制国家的结构和组织形式，缅甸国家结构和国家行为反过来又可以影响山区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定位，影响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因此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当局必须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来巩固多民族团结和促进多民族的发展，只有这样新生的缅甸联邦才能得到巩固与发展。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和冲突的悲剧使我们认识到:多民族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团结、协作、融合的过程，也就是相互增强理解，避免误解和冲突、增加国家认同感的过程，也是历史要求缅甸创造一种综合文化和政治共同体的过程。